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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首先是平等本身这个问题。平等的意思是什么？推测起来不是一致性，因为显然不可能总是、并在各方面完全平等地对待男人和女人。但是，是否可能在不同地对待人的情况下，并不偏袒任何一方？譬如，如果体制的改革能够让妇女生育小孩并照顾婴儿，却不会由于这些时间的不工作而影响事业的发展，那么，这是否对男性来说就不公平，因为妇女享受到更丰富、更充盈的生活经历，而男性不可能享受到这些？我们如何能够区分不同的待遇和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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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另一个问题是社会的需求。正如已经提到过的，有些人认为，儿童的早期生活需要母亲用全部时间照看。这就是说，对于妇女来说，妇女从公众社会中引退回家相当一段时间是社会的需要。但是，是这样吗？没有广泛的实验，我们可能知道什么是社会需要吗？我们是否有权利在儿童利益方面做实验？即便做了实验，我们对社会需要的判断就能有效，不受到不断变化的文化、经济和社会状况的影响吗？但是，假设实验表明，在所有的情况下儿童最好由他们的母亲全天照顾，好到什么程度才能证明一个母亲牺牲的独立生活是值得的？就连最有说服力的有关奴隶制的论点都不能使我们重新建立奴隶制。有时，道德需求超越社会需求。这是否适用于将妇女从照顾儿童和家庭的工作中解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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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女权主义会鼓励我们再次问道，在所有的问题中，什么是最困难、最深刻的问题：什么使平等原则如此激发人们的兴趣？正如我们所见到的，在古代时期，高度文明的人通常直率地看待人，包括妇女，就像我们今天看待机器一样——东西是拿来用的，如果不用了便遗忘或扔掉。今天很少会有人这样想。为什么不呢？这只是因为多愁善感吗？或者，我们不知道怎么搞的，对人的尊严比像亚里士多德这样卓越的头脑有更敏锐的观察力？怎么可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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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女权主义也让我们集中精力思考自然和习俗的相对权力。它向几个世纪以来社会实践证明的习俗和实践进行了挑战，因此向习俗最牢固、对一些人来说最珍贵的地方进行攻击。习俗（不论是某种习俗还是构建一个社会的一整套习俗）到底值得多少尊重？从定义上说习俗不是自然的这一事实，会使习俗遭到谴责吗？或者，它的存在本身就使它有资格得到权力？这种存在从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它还“有用”。如果它延续了好多个世纪，这是否也能被加到它的权力中，表明许多代人都尝试过了，发现其仍然有价值，或它只是简单地表明它还从未被理性地检审过？如果习俗遭到摧毁，还剩下什么？自然？有这种东西吗？或者，本性——人的本性——只是习俗造就的？如果有本性这种东西，可以认识它吗？在思考这类问题时，详细一些会有帮助。家庭是自然的吗？或者只是习俗性的？男人和女人的传统角色与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自然状况一致吗？或者他们只是出于习惯和习俗？这里我们触及了极其基本并迷人的问题：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这些是微妙的并具有情感力量的概念——是自然的，还是习俗的？这个问题值得另外处理，因为它涉及政治理论的基石——人类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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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前边，我提到过一些心理学研究，指出男人和女人、男孩和女孩对人的状况的观察方法不同。男人墨守法规，女人靠直觉。男人一般寻找相关的条例，女人寻找在特定情况中固有的可能性。不同之处也表现在其他方面。譬如，男人极度地关心个人自主性，并且趋于把关系看成是一种威胁；女人由于她们的本质易于将自己看做处于一种关系之中。因此，当冲突发生时，男人先考虑自己的权利，而女人（即使女权主义非常强调妇女的权利）则先考虑她们的责任。对女人来说，最高的标准也许是帮助，而对男人来说，则是不妨碍。当然，这些不同之处也因人而异，它们代表着倾向而不是绝对的规律。然而，说男人和女人之间有着特性上的不同似乎并不过分——普通的经验和心理研究都为这一假设提供了实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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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产生了一个对政治思考来说绝对根本的问题：是否有任何可以定义的人类的普遍品质？如果有，是什么？我在前面指出，政治观念几乎总是以人类本性的概念为基础的。但是，女权主义对传统社会的批评迫使我们重新思考人类本性的问题。如果有人类本性这种东西存在，它是否基本上与男性气质一样（这暗示着或者女人永远无法成为与男人平等的完全的人，或者，如果她们能够成为完全的人，要做到这点，她们必须成为像男人一样）？或者说，如果人类本性存在，它是否基本上与女性气质一样（暗示对妇女的完全平等会急大地改善社会的特征）？或者，人类本性已经被埋藏并忘掉了，男人和女人至今为止只表现出了人性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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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现代西方社会主要特征之一就是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的分裂。像政治和商业这类在世界上进行的活动，在各种形式和程度上是向所有人开放的，而家庭则是对所有人关闭的，只对居住者选择允许进入的那些人开放。女权主义要求我们检验这种分裂。今天，以及传统地，妇女对私人领域负有首要的责任，而公共领域则主要留给了男人。但是，这对许多人来说是对妇女的极大偏见。许多人认为，公共领域是完全参与人类事务的地方，而私人领域则是束缚的并降低身份的。但是人们可以思考这是否真实，因为像人们的爱情、宗教的虔诚以及详尽的交谈这些生活中重要的活动都是以私人领域为中心的（虽然并不局限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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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古希腊人来说，公共生活和实质上的生活基本是同义词，随后的发展，如基督教的产生，使人们有可能怀疑这一等同式。但是，假设这个等同式得到接受，又能怎样呢？公共和私人之间的区分必须废除吗？人们会犹豫是否应该说必须，因为这意味着取消私人生活，人们因此害怕会取消自由本身。从另一方面讲，说（如果愿意回应女权主义者的要求）我们只需要向男人和女人都完全开放两个领域听起来过于简单了。使男人和女人有绝对平等机会进入公共领域，就必须在私人领域中绝对平等地分摊责任。但是，鉴于妇女有母性的诸种能力而男人没有——尽管他们愿意承担儿童抚育和家庭事务，这种分摊就没有明显的吸引力了，而且也不是实际可行的。这会要求两人都从工作中抽出时间，而商业和职业生活的苛求使他们难以安排。这还要求双方在家中有一定程度的相互合作，最近的离婚统计表明，这种相互合作不是普遍的。这些都是世俗之事，但是它们涉及一个哲学性的总体问题：社会秩序的正当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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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社会秩序的基础也是女权主义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问题。许多妇女已经感到，社会对她们强加了她们不应该担负的义务。是什么使社会有权力来这样做？是什么给予社会权力去干涉个人的自由？在女权主义的文章中，这个问题有时以讨论社会契约学说的形式出现，这种学说认为社会和国家是以它们的成员自愿协定为基础的。这个学说很接近女权主义所关心的问题。并不是许多人都认为社会和国家一般（如果真是如此）起源于一种明确的契约式的协议。这一学说的中心，像它所说，不是有关起源，而是有关社会体制的道德权威。它说，实际上，社会“强加”的义务必须自由地接受。社会角色必须自愿地担任，否则根本不要做。许多妇女感到，她们作为妻子、母亲以及家庭妇女的角色不仅繁重，而且实际上是受奴役，尽管这些都源于自愿承担的婚姻契约。幼稚的年轻新娘不能清楚地预见前面的负担，即便她们能够预见到，社会也几乎没有为她们提供任何其他选择。社会契约论对这种状态提出质疑。社会和政治义务必须扎根于个人的意愿之中，这对今天的大多数人来说听起来很有道理——的确，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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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社会能够只基于每一个人不受约束的选择吗？如果每一个个人完全自由地站在一边不予参与，那么，像生育和抚养新的一代人这样如此巨大的任务可能完成吗？志愿协议的标准允许每一个个人在任何时候都可以用一个简单的声明“我原来不知道我陷入哪里”就可以自由地放弃任何关系吗？有了这样的问题，我们就会像任何时代的政治思想家一样，再一次面对着我们集体生存中固有的一个道德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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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女权主义也导致我们思考有关压迫的问题。如果我们不思考其他受到或感觉受到压迫的群体，如少数族裔和穷人的地位问题，我们也不可能思考妇女的地位问题。如果妇女的状况按照女权主义的理想得到了改变，那么所有形式的压迫和悲惨状况都会自然而然地随之结束吗？这就要问，首先，什么是今天妇女地位的基础？——资本主义。根据某些分析，这也是造成贫穷和经济不平等的主要原因。或者，妇女的地位反映出古代父系制的传统（也就是，一种以男性支配为首位的传统），与资本主义或潜在的资本主义都无关？或者，它反映了一种在任何制度中都会出现的骄傲和自私，甚至在一种男女绝对平等的制度中也会出现？我们不仅提出了有关妇女地位的问题，而且提出了非正义的来源问题。所有形式的非正义都基于一个单一的、根本的条件之上，因此要纠正它们就是要纠正它们的所有一切吗？它们所有的一切都必须同时遭到攻击吗？或者，它们像野草一样多种多样而且各自独立，连续不断地长出来，因此，攻击它们的战役必定是杂乱无章、没完没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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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这类问题自然地引起相当多样的回答。女权主义的见解就很多，在这之上还有那些反对所有女权主义观点的观点。我们面前的问题打开的选择余地——男人和女人是否应该总是并在各方面都受到平等对待——在数目和多样化上都是迷人的。一个人怎么能理智地避免淹没在问题和答案的大海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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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便于思考——将我们从淹没中解救出来——我会标出四个明显的选择：三种女权主义的和一种反女权主义的。仅仅是为了方便，我会加上名称。但是应该记住，这些名称是作者给的，相应立场的代表不全都使用它们，有的也许会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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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权分离主义（Feminist Separatism）。对坚持这一立场的人来说，目标不是妇女的平等，而是妇女的一种独立的甚或优越的地位。从这种意义上说，对于男人和女人是否应该受到平等对待这个问题，他们的回答是否定的。在否定任何形式的从属地位的同时，他们追求一种独特的女性世界，甚至一个由女性掌权的世界。他们的态度可能是建立在这样一个信念上，女性不只是与男性平等，她们天生地比男性优越。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种观点给人以不快之感。它们似乎太极端、太没有道理。当然，这些观点并不比几千年以来占主导地位的男性优越的观念更极端，表现得更无理。女权分离主义的代表已经讨论过，技术的发展可能允许胎儿在子宫外受孕和发育。这样一来，人类的延续就不再将怀孕和生子的重担强加于女性身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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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代表性的女权分离主义是五十多年前由一位美国女权主义者夏洛特·吉尔曼（Charlotte Gilman）所写的一部小说表现出来的，题目为《女儿国》（Herland）。这本书至今仍受到女权主义作家的高度评价。书中描述了一个完全由女性组织起来的社会，居民们发明了一种自发的怀孕法，总是生出女性婴儿，由此保持着人口不下降。这个社会是女性的乌托邦，所有的关系都是和谐的、互助的。美丽处处存在，在乡村也在城市。对问题的处理永远是实际而且成功的。居民们个个漂亮轻柔，而且严肃、好问、有教养。她们在完全没有男性的情况下获得了完美和满足的生活。在小说的结尾，三个找到这个天堂的男人得到了三个女性的接受，作为伴侣。然而，在整本书中，女性优越的能力和洞察力使男性一次再一次地感到心慌意乱。书中清楚地说明，接受男性为伴侣的女性绝不依赖于他们获得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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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进女权主义（Radical Feminism）。相反，激进女权主义者非常关心平等的问题。他们对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男人和女人是否应该总是并且在各方面受到平等对待——的答案是肯定的。但是他们有一个重要的条件：社会要急剧地得到改变。他们不是寻求进入目前男性世界的道路，而是一个改造过的世界——一个比男人们创造的世界更值得分享的世界。父系社会由于存在像竞争与暴力、帝国主义与战争这类现象而堕落。不仅激进女权主义者要求社会改革，他们相信，通过比男人更个性化、更富同情心的精神，妇女能够对需要的改革作出决定性的贡献。有人会推断，激进女权主义者对习俗远远不如对自然——就是人类本性更尊重。从人类本性中他们看到了潜力，加上对妇女的解放，这些潜力可以在一个极其需要改造的世界中得到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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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前面讨论过的某些问题的激进回答很有意思。有关公共和私人领域两分性的问题，激进女权主义者并不认为一定要废除。他们中间的某些人还要求重新对其进行解释。私人领域应该成为一个人有权退隐进去，但不被强迫性地限制在里面的地方。在另一方面，公共领域则应该向迄今为止仍被看做是属于私人领域的情感和关注打开大门，应该变得更人性和富有对话性，更少一些墨守成规。至于非正义的大体的根源，激进女权主义者通常认为，妇女的解放是全人类解放的关键所在。父系制度中妇女的从属地位有机地与所有非正义的主要形式联结在一起，甚至是这些不公正的基础，这也包括种族歧视和阶级压迫。因此，通过解放妇女来重建的世界将不仅对妇女，也对其他每一个人都是新鲜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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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女权主义（Liberal Feminism）。在他们对妇女目前地位的评论和对过去政治思想家家长式态度的评论中看，自由女权主义者听起来很像激进女权主义者。他们之间的区别总体来说是自由女权主义者不认为自由民主的总体结构，也就是说，当今大多数西方社会的自由民主结构，是完全不可接受的。在肯定性别之间的自然平等的同时，在对儿童可以在家庭之外和没有母亲的情况下健康成长的论点上，他们没有激进女权主义者那样肯定。他们对生物因素可能强加于妇女特定的义务这种说法，持较为接受的态度。因此，与激进女权主义者相比较，他们对家庭更为友善。而且，他们对目前设立的公共世界不那么反感，因此，如果妇女取得相对平等的权利进入这个世界，如果男人在家承担更多的家务，他们就易于满足。总之，如同自由女权主义这个词所指，他们渴望得到自由——在大多数西方社会体制化的、男人多多少少充分享有的（至少是白种的中产阶级男人）、但是女权主义者认为对妇女有限制的自由。的确，真正的自由就够了。社会不需要转变，只需要完全接受妇女，公正地管理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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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式保守主义（Patriarchal Conservatism）。这是那些对男人和女人是否应该总是并且在各方面受到平等对待这一问题回答不的人组成的阵营。不仅只有男人，许多妇女也持这一观点。如果是男人，他们也不一定是女权主义者称之为“大男子主义”的人。但是他们接受通行的安排，这种安排无疑给予男人一定的优先权。对于任何意识到女权主义文学中特有的智慧、学问和激情的人来说，接受一个在这些文学作品中遭到蔑视的社会，似乎特别落后和盲目。但是，与我们讨论过的其他任何人相比，更多的人持有这种立场。而且，很难说他们都缺乏智慧和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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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式保守主义比较温和的一派大概会以男性和女性互补的特征为争论点。他们会坚持，男性和女性有区别，而且他们的区别是持久的和自然的，不只是习俗的产物。他们是否绝对平等对于他们无关紧要。对他们来说更要紧的是，典型的男性和女性的特征如何在社会的运转中相互适应。譬如，他们认为男人一般比较有进取心，因此适于大规模管理和领导的职位。妇女关心人而且热情，因此适于在少数人中，如家庭中建立和谐与温暖。总之，男性的气质和公共世界之间有一种一致性，而女性的气质和私人世界之间有一种一致性。记住这种一致性对处理公共事务和照顾家庭都至关重要。忽视这一点，就是忽视文明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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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和的家长式保守主义也提供了一些实际的观察。譬如，社会秩序取决于一定程度的权威性和一定程度的服从性。没头脑地坚持绝对平等是对可运转的社会的基本条件的损害。男人有时，甚至经常，缺乏能够证明他们目前这种优越性的固有的品质，但是，必须有人掌握优越性。坚持由一些明显比其他人优越的人来掌握反映出某种至善至美的思想，这与实际的世界极不适应。另一个实际的观察是，现有的秩序对于大多数妇女来说没有压制。一旦完成抚养儿童的任务，妇女有很多自由和时间，通过志愿性的组织，如教会和公共利益压力集团（public-interest pressure group），有各种机会进入更广阔世界的事务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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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描述这些立场，我尽力证明，没有任何立场是荒谬的，不堪一击的。另一方面，必须注意到，没有一个是没有严重缺点的。譬如，女权分离主义的一个严重的缺点就是它使共同体破裂。它拒绝了本书的一个主要前提，男人和妇女能够平等参与、进行不受约束的对话这一理想。至于激进女权主义，它最严重的缺点可能就在它的革命倾向。它号召即刻的、横扫一切的社会改革。但是历史接近于证实（虽然 1989年初东欧出现的事件要求重新考虑这个结论）人类不可能迅速地、完全地转变社会。在试图这样做的过程中，他们释放出无法控制的力量，造成无法管理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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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自由女权主义是合适的答案吗？对这个问题的肯定回答并非毫无问题。反对这一观点最有力的一点也许并不是它作为答案有缺陷，而是从一个女权主义的观点看，它根本不是答案。它实际上没有涉及女权主义的问题。接受现有的社会秩序以及男性对自由、公共和私人生活的定义，会留给妇女不公正的不利条件，使社会因为竞争和暴力而堕落。因此，至少，激进女权主义者会进行争论。最后，至于家长式保守主义，尽管从表面看是清醒的、有道理的——一种远不是完全具有欺骗性的表象，但它可以被看做是避开平等问题，因此，让未受到挑战的体制和实践继续践踏正义的最高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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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到迷惑的读者——不仅对涉及妇女从属性问题，而且对不平等与平等的总体问题——不要灰心丧气，因为这些的确是让人困惑的问题。这是它们从来没有定论的一个原因。如果思考它们是个游戏，我们可以宁可不玩。但是，涉及平等与不平等的信念决定了对社会如何进行组织。这些信念有爆炸性，已经引起过从希腊的城邦制时期到现阶段的无数次革命。因此，一次又一次地，我们不得不思考不平等的那些使人忧虑的现实以及平等的那些迷人前景。我们别无选择，只有承受起这种迷惑。在我们接近那些“思想不能够思考”的事情时，我们自然会感到这种迷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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