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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统一与不统一以及平等与不平等的讨论有利于我们开始探讨政治科学的主要议题：权力（power）。由于人们不统一，权力对于保证秩序就似乎很有必要；由于人们不平等，权力作为将每一个人置于人类最佳品行管治之下的一种方法，就似乎很合理。并且，政治上的许多争论是由权力对统一与不统一、平等与不平等的影响引起的。权力可以用于分隔人们和将他们聚拢，如美国的种族隔离和种族融合；权力也可能支持不平等，如特别的税务有利于富人；权力也能支持平等，如在许多国家中实行的国家医疗保险制度。也许根本不可能将权力运用到既不统一也不分离，既不歧视也不平等的程度。正是由于这些相互的联系，前两章已经为我们做好了思考权力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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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权力的一些最基本、最困难的问题起源于它在道德方面的不确定性。也许，权力在本质上是坏的。可以肯定地说，运用权力常常都是有害的。权力通常使掌握它的人变得邪恶（阿克顿勋爵的名言是“权力导致腐败”），并且在使用权力保证秩序产生的冲突中可以看到权力预示着邪恶。人类的关系中渗透着权力，这一点无可置疑地是人类根本缺陷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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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甚至这几个小小的断言也已经说明我们走得太远了，对那些事实上远远不能肯定的事物表述的那样肯定。人类是否真的在根本上有缺陷？权力是否真的必不可少？有一些著名的作家，如俄国的小说家托尔斯泰（Leo Tolstoy）对这两个问题的答案都持否定态度，并且提出要对权力进行急剧削减或完全取消。另一方面，有一些德高望重的政治思想家将社会秩序，因而也就是文明本身，看做是几乎完全依附于权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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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我们遇到了一个必须在进一步深入之前需要探讨的问题。如果政治是权力的运用，我们必须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在人生中权力是否真的很有必要，如果是，它必须扮演多大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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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社会秩序是否能够在没有权力的情况下得到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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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数的政治思想家经过讨论认为部分情况下可以。除了权力之外，秩序还有其他的根源。人类本性、利益的自然和谐以及习俗都被看做是人类和谐的基础，并且能够使社会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无需权力。让我们简要地将它们一一检查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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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如果男人和女人基本上是善良的，那么，人类本性就是秩序的根源。认为人们基本上是善良的这一观念形成了贯穿政治理论史的一条线，并且，如我们所见，在像卢梭和马克思这样的近代思想家看来，这一点尤为显著和重要。另一位思想家，约翰·洛克，也在著作中肯定了人类的善良。在构建自由政府的现代理论中，洛克的主要前提是人类在本质上是有理性的。这意味着两点：首先，大多数人能够认识到，其他人，仅仅因为他们是人就有一定的权利，如生存的权利。这进一步意味着，大多数人有意于尊重这些权利。换句话说，理性既是一种认识能力（faculty），也是一种道德能力。这两点告诉我们要注重现实，并指导着我们的行为。因此，对于洛克来说，人的理性意味着人有能力并且愿意理性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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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法在这一观点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因为它为全人类提供了一种道德结构。理性是我们认识和遵守自然法的能力。最终的结论是，社会秩序在很大程度上是自发的。权力不可能被完全取消，但可以被归到生活的边缘，在维持社会秩序中起到偶尔和辅助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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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利益自然和谐的概念完成了一大功绩，认为即便人类不那么善良，社会秩序主要还是自发的。对这一原则表述得最清楚的也许是所谓古典经济学家的理论。这些经济学家在十九世纪很活跃，并且提供了至今仍是自由企业的理论基础。古典经济学家不认为人类是善良的。相反，他们认为人类是唯物质的和自私的。但是，他们没有从这里得出结论，说社会秩序必须用权力来创建和维持。他们相信，如果政府仅仅保证个人经济活动的主要条件，如财产的安全和货币的稳定，不限制个人根据自己自私的原因和打算寻求他们自己的经济利益的自由，社会秩序的大领域——尤其是经济关系构成或决定的领域——就会自然形成并延续。一种不仅有益于效率而且自身合理的经济秩序用不着政府的太多参与就可以形成。由于生活作为一个整体是由经济利益和经济关系决定的，那么，一种好的社会秩序会自然地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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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经济学家这样思考的原因是众所周知的并且也不是难以置信的。在自由市场内，社会上最需要的产品将得到制造和出售，没有任何人是被迫这样做的。追求利润的动机将提供足够的刺激。此外，市场将不仅会注意到效率，而且也会注意到公平，制造商会得到公正的奖励，买主会付出公正的价格，否则，他们之间就不会有商业往来了。在另一方面，那些不能够或者不愿意帮助满足社会需要的人将得不到任何利润，并且在没有警察介入的情况下受到惩罚。因此好的秩序将从自然经济规律的运行中产生。政府的权力只是用于在人类利益可以自由控制的范围内建立一个框架。对于古典经济学家来说，秩序是由他们中的一个称为自由市场的“看不见的手（invisible hand）”，而不是政府的看得见的手设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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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最后，很大一部分政治学学者认为，社会秩序是从习惯、风俗和传统中自发地衍生的。他们既不认为人的善良也不认为自然的和谐是理所当然的。他们依靠人类远古以来一贯的做法，思考古人的思想并且敬畏地保持着古老的东西，如宪法一类。如果有机会和平地发展，社会就会逐步地建立起一个传统实践和信仰的错综复杂的结构。这种结构比在任何特定时刻建立的任何社会秩序或信仰体系都有更大的智慧，因为它是世世代代的结晶，并且在实践中经历过长时间的考验。当然，权力会起到保护传统秩序的作用，但是它不必起决定性的作用。说人类是习惯和风俗的产物，就是说他们从本性上讲是有秩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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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很容易看到对延续不断的和缓慢演变的社会结构的极高评价中所固有的意识形态趋势。如果人的善良的原则是激进的，对已建立的秩序要作严厉的评判并暗示有可能进行迅速、彻底的改革，那么，对习俗和传统的依靠就是保守的。为了一种抽象的、更好的社会秩序而解散一种旧的、建立完好的社会制度，就像是为了腾出地方建立一个自由市场而拆毁一座宏伟的中世纪大教堂一样地掉以轻心。在这里，我们再一次触及埃德蒙·伯克（在对第三个问题的讨论中）的观点，他认为秩序主要根源于习惯、偏见和敬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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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不同于人类设计的、以权力为中心的秩序的自发性秩序有二种根源。它们是人类内在的善良、有助于调和互相冲突的人类利益的自然力量，以及人们遵照过去的实践来安排自己生活的倾向。鉴于这一基础，我们必须如何回答像社会秩序是否可以在没有权力的情况下得到维持这样的问题？有三种可能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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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坚决的肯定，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无政府主义”。与广泛的印象不同的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并不是喜欢混乱，愿意在公共场所进行爆炸的人。相反，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一般是极其温和、满怀希望的人。从本质上讲，无政府主义是一种信仰，认为我们可以在没有权力的状况下和睦相处。确实，这是我们能够在生活中全面发挥我们潜力的唯一方法，因为，权力不仅是不必要的，而且权力总是具有压迫性和破坏性。简而言之，无政府主义寻求的是废除政府。这一目的只能建立在一种信仰上，那就是自发性秩序的根源之一或者几种根源的结合足以保证秩序。无政府主义者本能地期待人的善良，因为秩序的其他根源含有强制的因素。在自然力量（如所谓的“供求规律”）或习惯和风俗的影响下的行为不是完全自由的行为。只有人类达到无私的境界，即便在纯粹以自己的意愿生活时仍然可以和谐相处，那么，秩序与自由自远古以来的冲突才可以在不损害任何一方利益的情况下得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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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哲学可信吗？不尽然，因为在大多数人看来，它的基础是一种对人类本性不现实的看法。因此，在政治思想史中，曾经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位无政府主义者。无论如何，这种观念不应该被轻易抛弃。第一，它可以接受修改，从而加强它的可信度。它可以被解释为，不是要完全废除集中化的管理制度和合理的团体，而是激进地分散权力，废除所有强制性的机构，如警察和军队。这样一来，这种社会完全没有暴力，并且充满了互助合作的精神，尽管没有深思熟虑的设计和管理它们很难维持下去。其次，无论怎样不实际，无政府主义代表了一种人类无可避免的期望，就是对人类之间完全的理解及和平的期望。任何人如果严肃地希望过地球上的生活将来有一天会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那他就在某种程度上是无政府主义者，因为，这种希望必定寻求对权力的根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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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们讨论的问题的一个更为普遍的答案是谨慎地否定：如果不实施任何权力，社会秩序不可能得到维持，尽管社会秩序不是完全依靠权力来维持的。这种观点得到了美国宪法设计者的支持，而且，可能依然得到大多数美国人的支持。我们可以称这种态度为“自由主义（liberal）”，如果我们用这个词来形容除了无政府主义者之外所有相信自由（liberty）的人，包括我们称为“保守派”的大部分人。根据这种观点，许许多多的秩序是自发地衍生出来的，但是这种秩序不完全、不完善，因此，需要用权力进行监督和维持。自发性秩序的三个根源本身满足不了需要。人类从整体上讲是有理性的、公正的，但是仍然要接受监督；有少数人是相当没有理性的、不公正的。自然的市场力量可以产生强大的经济公正性和效率，但在某些情况下也失败过。除了一只看不见的手，一只看得见的手也是必要的。最后，虽然习俗和传统在维持文明方面起到无法计算的重要作用，但它们远非毫无过失。它们必须有时得到有意地——也许通过实施集中化的权力——修改或者甚至废弃。其结果是，权力虽然只是附属性的，但是它仍然是不可缺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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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观点似乎对大多数人来说很普通、很平常，根本不是什么大胆的思想上的飞跃。但是它很重要，因为它强调了有秩序的自由这一观念。这一观念得到大多数美国人的支持，而且某种程度上在美国得到了实现。如果没有自发的秩序，所有的关系将必须由政府去策划和维持。极权主义将不可避免，自由将不可能获得。人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得到自由是因为他们不仅会自然地制造混乱，而且会自然地创建秩序。也就是说，政府可以得到限制是因为大量的和谐关系可以在没有政府策划的状况下自发地产生。人们目无法纪的倾向排除了无政府主义，他们守纪律的倾向又排除了极权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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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秩序可以在没有权力的情况下部分地（尽管不是全部）得到维持的原则，自然地导致强调群体生活的重要性。自发的秩序不仅趋向于采取全国一致及和谐的形式，而且采取比国家更小一些、更特别的群体一致及和谐的形式——俱乐部、企业、大学、压力集团、政党干部会议、教会以及或许比其他任何形式都重要的家庭。社会总的凝聚性极大地依赖于这些群体提供的结构细则。此外，个人的力量及独立性也来自于他们无需在勇敢面对中央政府时孤立无援。因此，大多数学者认为，一个稳定的立宪政府建立在很多不可或缺的私人交往的基础之上。在对美国民主的经典研究中，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认为，美国人在形成私人交往方面的特殊才能，在稳定有秩序的自由上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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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们必须注意到对问题的一个强烈否定的答案。当然，没有人可以否定，除了权力以外还有其他的秩序根源，至少有时人们的举止合乎礼仪，通过竞争达到好的结果，很重视习俗。但是，有些人感到，这些根源完全不可靠，生活中目无法纪的趋势远远超过守纪律的趋势。因此，权力是秩序唯一的有效根源。这种观点可能来源于基督教对罪孽的强调，但是基督教总的说来支持有限政府。这是霍布斯的观点，是人类在本质上是隔阂的这个原则的必然产物。但是，它最出名的代表是尼可洛·马基雅维里（Niccoló Machiavelli, 1469—1527 年），一位佛罗伦萨的政治家、流放者、作家，他系统地阐述了许多权力政治的基本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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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他可怕的名声不同，马基雅维里对人类的观点大概比奥古斯丁或者霍布斯的更为乐观一些。他经常写到政治中的美德和腐败，表示出他不认为人是完全地和不可救药地邪恶。马基雅维里认为，道德存在于如忠诚和诚实的品质中，事先使人们自愿地维护秩序，只有在这些品质失去之后，绝对控制就是不可避免的了。但是，马基雅维里认为，所有非强制性的和非策划性的秩序都是极其不稳定的，这就是“马基雅维里主义（Machiavellianism）”的精髓。人类总是易变和自私的，也是混乱之巧妙和不断的根源。因此，秩序依赖于——如果不是永久地，也是不时地依赖于——政治领袖的坚定和技巧。马基雅维里的两部主要著作《君主论》（The Prince）和《论李维》（The Discourses）都是对政治技术和谋略以及军事艺术的反思。马基雅维里的中心学说固然存在于他对人性的悲观评价之中：秩序，因而文明，不是以人的善良为基础，而是建立在统治者的政治洞察力的基础之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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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是，马基雅维里对我们的问题的回答似乎比另外一个极端的答案——无政府主义——更适合今天的状况。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个大陆和文明都遭到过国家之间的战争、阶级之间的战争、种族之间的战争和宗教之间的战争的蹂躏。上百万的年轻人在两伊战争中丧失生命。成千上万的拉丁美洲人死于为上层阶级利益服务的处决队（death squads）的手下。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在几十年的暴力对抗中打得难分难解。在印度，自从获得独立之后，印度教徒大批地屠杀穆斯林教徒。人类是深深地、不可救药地目无法纪这一观念是相当有说服力的。然而，正如不能轻率地不考虑无政府主义一样，马基雅维里主义是不能够轻率地接受的。这是因为，它会导致对政治的绝望，也就是说，会感到立宪政府不实际，不可能达到自由。坦然地说，人们没有发现马基雅维里本人有这种绝望感。但是，如果人类是一种无可救药的混乱物，那么，只要人类存在，社会就一定会沉浸在权力和所有与权力共存的、不可避免的邪恶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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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面前的问题显然是一个实际的问题。譬如，是否现在可以说，冷战的结束可以使美国大量地削减其军事开支的规模了？许多人认为可以，因为超级大国之间的战争威胁已不再存在。其他人则说不可以，部分原因是，在苏联曾经维持着和平的地区爆发了种族和宗教冲突，美国的武装力量也许在同一时期必须用于不同地区。另一部分原因是，鉴于俄国在苏联政府解体之后的混乱，我们不能保证，俄国在今后的几年中，不会再一次地成为一个敌对的帝国力量。你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主要取决于你认为人类秩序对权力的依赖性有多大。另一个有关权力作用的实际意义的例子，是以在美国泛滥成灾的暴力为基础的。在美国，有足够的枪支可以武装所有的男女老少，每一个主要城市中，每天都有随意杀人的事件发生，作为总统，或只是某种明星，就是生活在多多少少不断的暴力杀戮的危险之中。在美国维持城市的秩序是否必须免除警察的程序规定，因为这些规定可能在保护个人的过程中抑制对罪恶的有效镇压？你的答案仍然主要取决于你对权力的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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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会注意到，在前面的讨论中，我们经常触及本书中第一个问题的一些方面——人类是否在本质上是隔阂的？人类是目无法纪的和人类是隔阂的并不是一个同样的问题。目无法纪只标志着一种隔阂，可以造成公开的行动。相反，也不能得出结论说，正是由于人类自发地遵守秩序，他们就没有受到隔阂。譬如，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有些学者发现，人在习俗和传统之平静的表面下有着深深的隔阂。马克思认为，他们在资本主义秩序下是受到隔阂的。但是两个问题很明显是紧密相连的。如果你相信人类在本质上是隔阂的，你将会很容易地认为，人们不可救药地处于混乱状态。在另一方面，如果你相信，人类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你将会得出结论说，人类中有，或者能有大量的、自发性的秩序。因此，在这里，反思一下你对第一个问题的思考，也许会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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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让我们假设，无论无政府主义的选择多么吸引人，已经遭到了拒绝。没有权力，社会秩序不可能得到维持。紧接着，另一个重要问题就出现了。谁应该掌握权力：军事领袖？商业世界的男男女女？某种知识贵族，如科学家和哲学家？资产阶级的代理人，也就是那些有财产的成功人士？人民的斗士？工人？许多政治上的紧张局势都集中在这个问题上。内战和革命都是由于对这个问题的对立的答案引起的。自从有了政治思想，哲学家们已经尽力去发现最终的、不变的原则，按照这些原则分配权力，从而回答接下来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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