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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对权力的怀疑是普遍存在的。但是只有那些少数较为不引人注目的思想家采取了极端的立场，认为不应该把权力委托给任何人。这些思想家是无政府主义者，我们在讨论前一个问题时提到过他们。他们的信仰是悲观的，认为权力会不可避免地遭到滥用，但在另一方面又乐观地相信，可以免除权力，而且，在根本没有任何强制的情况下，秩序与和平都能够安全地建立起来。对于他们来说，每一种形式的权力都既不可容忍，又没有用。有智慧的人怎么能够赞成看上去如此自相矛盾的理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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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所观察到的一样，他们肯定这一理论，是因为他们坚持认为，统治者的错误不能反映人类本质上的品性。人在本质上是互助的、无私的。当政府被摧毁，或者文明得到进一步的演变时，这种本质就会显示出来。基于这种假定，作为对他们中许多人在自己的生活中经历过的恐怖的补偿，无政府主义者抱有一种勇敢的希望：压迫以及政府本身将会消失，人类将成为一个完善的共同体。这种希望可能让人感到奇怪和难以置信，但是由此产生出一种学说，其道德的纯洁性和哲学上的大胆都值得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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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思考两种极端思想之间的答案时，我们穿越在前一章中——我们碰到了和不平等与平等有关的问题——走过的路子。谁应该掌权这个问题已经被两大政治和哲学派别讨论研究过了。这些人就是少数派的支持者和多数派的支持者。一种合理的决定，无论是支持一方还是另一方，都只能在思考人类在本质上是平等的还是不平等的这个问题之后，才能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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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有一定的美德只有少数人拥有，而大多数人不拥有，因此拥有那些美德的人就值得拥有权力？人们经常是这样认为的。据柏拉图所言，哲学智慧就是这样的一种美德；被认为内在于圣职授任中的神圣权威受到基督徒相当的尊崇；独特的政治能力经常被看做是一些少数人的特质，由于家庭背景、教育、军事上的成就或商业上的成功而使他们有别于他人。人类有一种惊人的、强烈的愿望去吹捧一些少数人。中世纪的神父和国王可能已经下台，但是二十世纪捧出了自己的一些神圣和高贵的权威，这在对共产党和纳粹上层人士所赋予的信任以及对科学家、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所赋予的信任上表现得非常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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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思想史中，对民众掌权观念的支持度比我们期望的要低。确实，在两千五百年以前的希腊，许多人信仰参与式的民主，因为不少城邦都有直接（而不是代表性）的民主制。但是，伟大的希腊思想家或者蔑视民主，或者对此有极大的保留，而且早于基督几个世纪的亚历山大大帝对希腊的征服基本上废除了民主，民主只是在近期重新恢复的。在这期间，曾经有过民主运动，这里或那里的人信仰过民主。但是政治思想家，虽然在理论上经常给予人民很大程度的权威性，却认为在实践中这种权威应该受到极度的限制。他们很少提倡民众掌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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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思想的缺乏是由于那些有闲暇时间去思考和写作的人的一种阶级偏见，或是由于一种觉察到民主的不足的智慧，或是由于在通讯媒体技术发展之前组织民众掌权之艰难，或是由于一些其他原因，我们不能肯定。无论如何，直到十七和十八世纪，民主的观念才不折不扣地得到肯定。卢梭是在著作中肯定了民主的第一位伟大的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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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卢梭来说，我们不得不生活在一个与我们毫不相干的政府之下，这使我们丧失了我们的人性。即便政府是慈善的和明智的，人性的缩减也会发生。然而，如果绝大多数人不参与政府管理，政府几乎肯定是自私的和暴虐的。只有人民政府能够真正地、稳定地专心于公共利益。由于人民既没有被现代城市文明所腐蚀，也没有对有缺陷的政治安排感到灰心丧气，卢梭认为，他们具有相当于道德和政治尊严的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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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对大多数而不是对有选择性的少数赋予信任真的就更合理吗？大多数政治哲学家对民众掌权所持有的怀疑，是否构成了智者的一种共识，因此我们不应该轻易反驳？近代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经验，使人民得到了更多、但不是完全的权力，这引起了许多疑虑。许多观察家判断道，人民的文化鉴赏力是粗俗的，他们的政治主张是建立在无知和偏见的基础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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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回答道，实际上，人民没有得到多少权力，他们的失败反映了少数人仍然在施加负面影响，如控制了电视和报刊业的商业利益。民主从来没有机会展现自己的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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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很难在少数人和多数人之间做出决定。这就是为什么自从最早期的政治思想以来，大多数思想家拒绝站在任何一边，并且争论道，贵族和民主应该以某种形式结合在一起。亚里士多德认为，通过赋予大量中产阶级以权力，便可以实现这一目标。他坚持认为，由这一阶级进行统治，既能够比少数人统治，也能够比多数人统治要更温和、更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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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存在强大的中产阶级的地方，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便不适宜，因为这样的一个阶级不可能很容易、很迅速地创建出来，也许根本无法创建。而且，有些人认为，既然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都不应该独立进行管理，那么，他们可以分享权力。政治思想家将注意力更多地放在组织性的机构上，少数人和多数人可以在里面共同进行管理。譬如，有些人建议，行政权力应该保留给有特殊荣誉的人，而立法机关应该表达人民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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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贵族和民主结合的伟大思想家的名单是很令人印象深刻的。这一事实以及已经讨论过的论点说明，这个概念具有其智慧性。但是，这里有一个缺陷，对某些人来说将是决定性的：这个概念几乎不包括任何多数人需要的、激进的社会和政治变更。如果所有阶级分享管理权，任何严重地危害到任何一个阶级利益的事都不可能做成。因此，理想的政府既不是由少数人管理，也不是由多数人管理，而是混合管理，这种政府主要会吸引那些对现状满意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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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提出“谁应该掌权”这种最激烈的问题的人，是那些对现状不满的人。他们最可能宣称，某个特殊的团体不仅是权力储备的最佳选择对象，而且这个特选的团体可以从历史的变迁和痛苦挣扎中挽回人性。柏拉图为哲学家做出这种断言，马克思为无产阶级做出这种断言，而列宁为共产党也做出这种断言。当我们面对这些断言时，我们不得不问，对统治者能够有多少合理的期望？我们应该对我们领袖的谨慎以及避免灾害的事务处理感到满意吗？或者，我们应该寻找救赎性的智慧，寻找一个摩西，带领我们摆脱平凡的生活和平庸视野对我们的禁锢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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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个涉及权力的问题值得我们注意。总体来说，对“谁应该掌权”这个问题的现代答案是应该由多数掌权。某些贵族式的机构——像美国的最高法院——的特权表明，这个答案并非是绝对的，但是大多数为少数人的权力和特权作辩护的人认为，这类机构只是对占优势的、准确地说是民众政府的制度进行谨慎的约束。很少有人公开攻击民众统治的基本原则。因此，应该考虑民众政府如何能够最好地运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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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如果人民掌权，应该他们自己掌权，还是通过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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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主义者趋于相信，直接（或“参与”）民主远比代议制民主更优越。像卢梭一样，他们感到，“主权……不能够被代表”，而且他们同意他对英国政治体制所做的著名的批评：“英国人认为自己是自由的，但是，他们犯了极大的错误：他们只是在选举议院成员时才是自由的。一旦选完，奴隶制占了优势，他们就什么也不是了。”[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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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这个观点是正确的。鉴于参与民主的热情和频繁程度，我们应该记住，代议制民主的论点也并非不牢固。请考虑以下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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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代议制制度在允许人民作为总体有最后的发言权的同时，能够使那些对政治事务有突出的智慧、精力和兴趣的人也获有权力。直接民主会将这些少数人埋没在大众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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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代表们可以将他们的所有时间用在政府管理上，而作为总体的人民群众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由于政府必须持续运转，其结果就是，在日常政府工作方面，代议制民主可以比直接民主提供更稳定的民众管理。即便是在非常小的国家，所有人口可以集中在一起的次数，不可能超过几周一次。因此，大部分时间里，政府不得不由不受到监督的少数人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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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一个代表机构比一个大的民众集会更有可能进行从容不迫的、非情绪化的审议。代表们有日常的、面对面的接触，因此，他们相互之间的反感可能由于个人之间的理解而得到调和，而且，由于代表们人数少，见面多，他们之间的关系随时可以通过礼节建立起来，保护着审议的宗旨和过程。而另一方面，大批民众的成员一般不可能在个人之间相互认识，仅仅一大群人的存在就会压制审议，激起煽动性的讲话。众多的人会比构成代表机构的少数人更易受到某种暂时性的情绪的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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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直接民主只能在人数很少、范围很小的政治体制中施行，否则，经常性的人民集会是不可能的。代议制民主为大规模的、甚至全球性的政治一体化打开了大门。将众多人民联系在一起，不仅有军事、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利益，而且在政治稳定方面也一样。正如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他虽然不是普选权的支持者）在著名的 《联邦主义者第10号文件》（Federalist No.10）中争论道，一个政体应该包含各种各样的利益，以使某个单一的团体，如种族或经济方面的少数派，在实质上不可能攫取统治地位或者进行对抗公众利益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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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四点为代议制民主做出了清醒的、合理的辩护。支持直接民主制的人能否做出同样清醒的、合理的辩护，的确值得怀疑。但是，这并不是说，他们的主张更缺少说服力。其实，那只是另一种主张而已。代议制民主的支持者通常以常识为基点，也就是说，除了其他方面，他们期望未来的人民仍然与他们过去的自己一样，作为整体，很少表现出敏锐的智慧或坚实的责任感。另一方面，直接民主的支持者通常更依靠希望而不是经验，依靠人们会变成什么样而不是他们实际是什么样。至少有两种令人容易相信的观点激发了直接民主的理念，其中没有哪个会由于与常识的对抗而遭到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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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一种观点认为，作为管理自己生活的人，不应只是消极地并片面的认为自己应该生活在一个按个人喜好行事的领域中，而是应该积极地、全面的考虑如何筹划并决定生活的整个秩序。个人自己可能难以如此获得主权，但民众可以。直接民主允许个人分享最高主权，而且，很大程度上的意见一致将进行管理的民众联接在一起，个人就会感到人民的决定实际上就是个人的决定。反之，代议制民主意味着消极的公民身份。如卢梭所断言的一样，你参与选举是自由的，但是在其他时候，你是个臣民而不是主权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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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种观点认为，共同体不可能被代议制民主的概念所接受。代议制可以缓和但不能够战胜存在于掌权和不掌权者之间、政府和被管理者之间巨大的分歧。很少有其他境况能够使人们相互之间隔阂如此之深。直接民主的一个持久性的号召力是，它保证跨越这一鸿沟，人类不再会有统治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区分。所有的人都一起受到统治，也一起进行统治。直接民主可以彻底地、确实地成为一个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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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合乎一方实际的正是另一方的幻想。你将如何进行选择？ 思考下面的问题，可能有助于你表明自己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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