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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理论都存在严重的问题。同意理论在表面上看似简单、能够理解，但难以看出如何能将它运用于实践。它不可能认为，每一个政府命令的合法性都取决于一次独立的同意的行为。这必然无法与稳定的、有效率的政府和谐共存。因此，它必然是指，每一个政府命令的合法性来源于在先的同意行为。问题是，一个命令的背后很少有这种同意。人们一般不会把自己清楚的、具体的意见提供给在他们之上的政府的。读洛克的文章，我们可以感到这个困难给他带来的窘迫。在有关税收的一段中，他断言，当财产从公民手里拿走，必须“得到他的同意，譬如，大多数人的同意”。[27]因此，个人的同意与大多数人的同意是一致的。但是这种做法没有明显的合理性，只是使服从的问题更加尖锐：为什么要服从多数？在另一个段落中，洛克断言，一个人只要在政府的道路上自由行走或简单地进入它的领土范围，就是给予政府的一种默许。[28]然而，用这个标准来衡量，最受人鄙视的暴政也是建立在受统治的人的同意的基础之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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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的问题是：一个人是否接受在无知和混乱的情况下给出的同意的约束？ 一个年轻的德国人在希特勒刚上台时发誓效忠希特勒，在道德上一定要服从纳粹政府每一个命令吗？这是同意理论挑起的问题中的少数几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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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公共意志理论几乎也是问题重重。它暗指，一个人，像卢梭那句众所周知的话一样，也许是“受到逼迫才得到自由”（forced to be free）。在警察的监督下，你也许有自由做你根本不愿做的事。你甚至在监狱中也是自由的。黑格尔说过，在卢梭的精神中，罪犯真正地情愿受到惩罚，这就是说，一个明智地、公正地执行刑事责任的政府，通过把人锁锢起来而使他们得到自由。比起罪犯是受到一种邪恶意志的奴役的说法，这个观念就不是完全荒谬的了。但是这个观念使人停下来思考。也许在强迫与自由的平衡中，藏有什么危险的诡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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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意志理论中的另一个问题与刚才在同意理论中指出的问题有相似之处，即它不可能迅速的在实践中应用。的确，根据公共意志运转的政府与根据同意理论运转的政府相比，并非更远离实际存在的可能。然而，如卢梭设想出来的一样，公共意志理论需要民众积极的、不断的参与司法程序，建立公正的法律以及合理的社会秩序。没有任何西方民主制接近这一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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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事实清楚地显示出，主要的服从理论没有使我们的头脑安静下来，也没有使我们出于良知服从在我们之上的政府。相反，它们对政府的合法性提出了质疑。在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服从政府时，同意理论和公共意志理论也告诉我们什么时候不去服从。他们定下的标准非常高。因而，这些不仅是服从的学说，也是不服从和革命的学说。它们已经在实践中得到证实。洛克的哲学思想在美国革命中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卢梭的思想在法国大革命中也起到很重要的作用。今天，要精确地、严肃地实行这些哲学思想，便会使社会动荡。那么，为什么受到主要的合法思想谴责的西方国家没有轰轰烈烈的革命热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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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要的原因是革命是一场非常危险的、艰难的运动，西方国家中的大多数人（无论他们是不是应该如此）一般都比较满足。民众的满足最主要是因为物质的丰富，直截了当地与马克思的预言相矛盾，工业化的进步削弱了革命意志。在像美国和英国这样的国家中，极少数人渴望革命，加上政府指挥着高度精巧的行政机构和警察组织，革命几乎没有成功的机会。但是，也不仅是民众的满足或完全的不实际阻挡了革命道路。至少暂时看来，革命已经丧失了信誉。发生这种情况是因为，二十世纪中所见到的最激烈的革命都以悲惨的结局告终。所有的革命都使独裁政府掌握了权力。作为对革命的回应，还产生了一种流传广泛的感受，认为革命超越了人的能力，表达了一种希腊人称之为自大（hubris）的傲慢，并认为它是祸患的前兆。这种感受可能没有基础，但无疑是存在的，而且，它加强了工业繁荣带来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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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革命的普遍性地不关心和怀疑，无论总的来说站得住脚或站不住脚，都没有解决服从的问题，并将我们置于一种与政府权力不清楚的关系之中。西方国家中大多数人通常是默认的，但这种默认是出于习惯而不是经过思考的，反映出他们对其政府几乎没有多少尊重。如果他们思考这些事情，他们会多多少少意识到，他们上面的政府没有达到合法性的最高标准。但是，由于所有前面提到过的原因，他们并不期待革命，或者任何一种原则性强的不同于出于个人私利的形式的不服从。但是，这是一种在道德上不能令人满意的状态。服从总是、也必定是意味着放弃自我。选择和责任的中心从自我转移到那些统治者。此外，一个人在道德上会受到政府和社会造成的不公正的影响，因为服从就是支持，只有通过服从，政府和社会才立得住。这些问题也许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远离普通公民的思想。能够模糊地感到道德方面的利害关系重大，因为它使得大多数人期望能够证明他们服从的政府是合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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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服从与抗拒的问题上，我们是否有任何办法恢复并确认一种责任感？不能说通过复苏1776年革命精神（美国）和1789年革命精神（法国），就有办法了。认为革命通常是一场悲剧的当代思想更能说明问题。提倡随意的、持续的不服从，即便没有革命的意愿，也是不负责任的。文明依赖于服从是常态、抗拒是例外，否则，支撑有教养的生活的基本秩序就会被打破。然而，服从是一种严肃的责任，压在每一个人的身上，甚至压在那些没有考虑过这种责任的人——大多数——的身上。一种革命的精神具有这种责任的意识，将革命精神传下去，即使是出于实际的目的，也不是没有道德价值的。只有人类能够提出“为什么服从？”这一问题，而牲畜不能。因此，从不提出这个问题就是野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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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思索不可抗拒地将我们推向公民不服从的观念。这个观念是否告诉了我们如何能够恢复并确认完全的政治责任感？公民不服从可以与随意的及犯罪的不服从形成对比。与随意的不服从不同，公民不服从是有选择性的、有目的的。人们抗拒一种被认为是不公正的法律，或不公正环境的象征，人们的反抗是希望推进一种政治目的，如改变法律。与犯罪的不服从不同的是，公民不服从针对的是公共价值，而不是只针对个人价值，并且，它通过默认针对不服从的处罚来肯定法律的原则。实践公民不服从不仅需要勇气，还需要政治上的老练——技术和策略的知识。孤单一人一般不具备所需的知识，公民不服从的重要措施不可能只出现在分散的个人决定中。这需要一场运动或某种集体的努力。一场公民不服从运动是否应该得到推崇？有思想的人是否应该开始掌握并传播公民不服从需要的知识？这有助于使“为什么服从？”的问题有新的活力吗？从而使对国家的服从——无疑，这通常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比现在更富有思想、更有责任心、更有人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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