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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服从与抗拒的问题上，我们是否有任何办法恢复并确认一种责任感？不能说通过复苏1776年革命精神（美国）和1789年革命精神（法国），就有办法了。认为革命通常是一场悲剧的当代思想更能说明问题。提倡随意的、持续的不服从，即便没有革命的意愿，也是不负责任的。文明依赖于服从是常态、抗拒是例外，否则，支撑有教养的生活的基本秩序就会被打破。然而，服从是一种严肃的责任，压在每一个人的身上，甚至压在那些没有考虑过这种责任的人——大多数——的身上。一种革命的精神具有这种责任的意识，将革命精神传下去，即使是出于实际的目的，也不是没有道德价值的。只有人类能够提出“为什么服从？”这一问题，而牲畜不能。因此，从不提出这个问题就是野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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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思索不可抗拒地将我们推向公民不服从的观念。这个观念是否告诉了我们如何能够恢复并确认完全的政治责任感？公民不服从可以与随意的及犯罪的不服从形成对比。与随意的不服从不同，公民不服从是有选择性的、有目的的。人们抗拒一种被认为是不公正的法律，或不公正环境的象征，人们的反抗是希望推进一种政治目的，如改变法律。与犯罪的不服从不同的是，公民不服从针对的是公共价值，而不是只针对个人价值，并且，它通过默认针对不服从的处罚来肯定法律的原则。实践公民不服从不仅需要勇气，还需要政治上的老练——技术和策略的知识。孤单一人一般不具备所需的知识，公民不服从的重要措施不可能只出现在分散的个人决定中。这需要一场运动或某种集体的努力。一场公民不服从运动是否应该得到推崇？有思想的人是否应该开始掌握并传播公民不服从需要的知识？这有助于使“为什么服从？”的问题有新的活力吗？从而使对国家的服从——无疑，这通常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比现在更富有思想、更有责任心、更有人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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