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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受预先制定的限制所控制这一观念，以及政府不受这种限制控制的观念，是同样不能令人满意的。前者意味着，好的统治者会受到妨碍，后者则是使坏的统治者不受阻碍。前者意味着妥协和延期执行好的计划，而后者，则是加速完成最糟糕的计划。毫不奇怪，人们长期以来试图避免进退维谷，找寻办法让政府不干坏事做好事。这里有几个可能的解决办法——譬如，做出安排，使统治者的利益和被统治者的利益一致。有一个解决办法比其他的都简单，都吸引人，就是把政府置于有完善的理解力和智慧的人手中，限制政府不做不应该做的事，但要做应该做的事。这个想法行得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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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政治权力和完善的知识是否有朝一日能够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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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纰缪的、囊括一切的知识一直是永久性希望的目标。柏拉图在他哲学家的观念中强有力地表述了这一希望，哲学家是从无知的山洞里出来，攀登到“至善”的灵光之中的男男女女。许多基督徒相信，通过基督我们已经得到了完善的领悟，然而我们永远不可能依凭理性找到通向这一认识的道路，也不可能在我们的尘世生活中完全掌握它。在近代，对基督的信仰似乎有所下降，但对理性的信仰之强烈与柏拉图可以同日而语。虽然基于不同的理性概念，这种对理性的信仰由于科学的进步重新得到了唤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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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能够成为这种知识的仆人吗？肯定的回答通常伴随着认为完善的知识是可以获得的。正如我们看到的，柏拉图认为哲学家应该成为统治者。中世纪的基督徒，尽管有双剑论的学说，仍然继续给予教皇以权力，这一权力与他们相信的基督教启示一样具有无限性和统一性。近代的政治思想家长久以来一直对技术统治的观念很有兴趣，认为政府应由科技专家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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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和完善的知识相结合这一观念也许有严重的缺陷，但至少，它是高尚的、有吸引力的。它代表了与立宪主义有关的那种根深蒂固的情绪，即认为最大的邪恶之一就是无望地服从于另一个人盲目的、自私的意志。立宪主义的观念是，统治者应该被强迫地局限在一定的法律范围内。让政府服从于完善的知识这一观念更为激进。它建议取消使法律限制成为必需的那些固执和无知。它设想要废除专断的政府就必须斩断它在人性中的根。立宪主义需要监督那种任性和愚蠢，完善的知识却要将它们整个废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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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一概念的可行性是以两种假定为基础的：完善的知识是存在的，至少对某些人来说是存在的；另外，这种知识有能力决定掌握它的人的行为，有能力将自己的完美传给他们。两个假定都经常受到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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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第一个假定，上一、两个世纪（指十八、十九世纪——译者）中广为流传的看法一直被称为“认识论的受挫（epistemological discouragement）”，也就是怀疑获得可靠、全面的知识（希腊语为 epistēmē）的可能性。在过去，特别是在中世纪，很多人认为这种将人的起源、人性和人的终结综合一起的知识来自于上帝，理性会帮助我们掌握这种知识，但最终它依靠神的保证。现在，只有少数人坚守宗教信仰。教会的领袖可能通过数字证明宗教信仰的广为传播，但是可以想象，他们在研究人性时还是要读社会科学的书，而不是拿着《新约》冥思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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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通常认为，科学已经打败了宗教信仰。这是过于简单化的看法。一个不幸的事实是，我们不仅丧失了对基督启示的信仰，而且也丧失了对科学的信仰。当然，每一个人都认为，科学家已经做出了令人吃惊的发现。问题是，在这些发现中是否有任何绝对的真理？这些发现涉及现实本身，还是只是我们对现实的感性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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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休谟（David Hume, 1711—1776年）是一个持有怀疑态度的哲学家，字字珠玑的作家，也是启蒙运动中的主要人物。他争论说，观察和推理都不能证实科学家宣称已建立的普遍的和永恒的自然规律。休谟的理论中心是这样一种论点，因果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至少我们还不能够知道。我们看到，一种经历通常或者总是伴随着另一种经历，在太阳升起这个例子里，就是阳光的照耀。但是我们看不到有任何将两种经历连在一起的必然性。如果明天，太阳的升起伴随着几英尺的水洒在整个地球上，而且继续黑暗下去，那就是与我们过去的经历不同的另一种经历了，但是，没有人反对前面的经历所建立起来的规律。这也不会与推理有冲突。我们能够通过推理来推断，如果苏格拉底是人，而如果人根据定义是终有一死的，那么，苏格拉底就是终有一死的。但是我们不能够推断说，当太阳升起时，阳光会洒满大地。我们所知道的只是我们在过去看到过这种现象。（同样，我们不能知道，所有的人都是终有一死的，我们只知道所有被观察到的人会死亡。得出苏格拉底终有一死的结论，依赖于所有的人都终有一死这个假定。）休谟没有否定，我们的“规律”是便利的概括，对日常生活非常有用。但是，使它们成为规律的普遍性和必要性，严格地说不能够得到证实，因此不是科学知识。由于这一论点，以及涉及其他“知识”问题的相似的论点，休谟成为我们“认识论的受挫”的主要来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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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曼纽尔·康德对回答休谟的问题以及对展现可能获得真正的、肯定的知识，做出了最深刻、最有影响力的努力。他被广泛认为是所有时代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Critique of Pure Reason）—书是哲学著作中的经典，其首要意图是为科学进行辩护。在康德对休谟的回答中，关键的一点是，因果关系的必然性这一概念是前后一贯的经验的前提。有了这个概念以及其他概念，我们将我们的感知联结起来，形成我们周围的事物和生活的世界。没有这些，我们将面对一片混乱的声音和颜色，没有形式或稳定性。这就是说，科学规律是从人类头脑的结构衍生出它们具有普遍性和永恒性的特征。现实是不可知的；的确，认为现实本身具有结构性是没有根据的。因此，康德对科学的辩护是非常模棱两可的。它保证，科学规律可以有绝对的合法性。但是这一合法性只在于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的才能得到正确的运用，现实必须如何向我们展现；并且只告诉我们现实必须如何向我们展现，而不是现实自己本身是什么，科学规律纯粹是相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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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事与愿违，康德也成为认识论的受挫的来源之一。康德在今天的深远影响以及我们对科学的信仰不足的显著标志是存在主义 （existentialism）。许多不同的哲学和看法都被看做是存在主义思想。但是如果说有一个单一的主题对他们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那就是最终衍生于康德的观念，即人类不是知识的客体——至少不仅仅是客体。一个人是一个主体——一个有知识但不能被这些知识穷尽的人。一个人可以通过观察内心世界而不是通过客观的分析了解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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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真是如此，柏拉图以及许多崇拜现代科学的人所设想的那种不变的、囊括一切的知识就无法得到。致力于为这种知识服务的理想政府也就不过是一个梦幻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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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不同意这些对理性的批判。并非所有人都完全地对获取知识的可能性感到沮丧。但是，很少有人会否认，这种批判已经定下了我们时代的情绪基调种与中世纪坚定的信仰和古代粗陋的国家主义有极大反差的情绪。今天，很难不去想，我们或许除了知道自己居住在难以穿透的黑暗之中以外，是否还能知道其他任何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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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得到完善知识的可能性不是我们所要考虑的全部问题。询问政府是否可以成为完善知识的仆人时，我们还必须询问，如果得到了这种知识，人们是否将会尊重它。他们也许不会。他们也许知道所有的事情，但是举止却异常冲动和愚蠢。人类最终可能会达到自然和社会科学的完善，但是仍然受到愚昧的、残暴的统治。完善的知识并不一定就意味着完善的品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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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思想家一直认为，虽然完善的知识和完善的品德之间的等式不很明显，但这个等式是有根据的。苏格拉底显然相信，完满的道德知识——也就是有关人性和人的需求的知识，以及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善行——将必定导致道德的完美。一个人，如果完整地、肯定地知道什么是善行，必定会选择它。而一个邪恶的人必定是个无知的人。这个论点认为，知识——完整的、深刻的知识——不可能被错误地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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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将知识与品德同一，在历史上一直有着强有力的影响。他的论点支持了柏拉图的哲学家一统治者的概念，以及古代长期持续的对理性的培养的投人。毫无疑问，它还为我们现时代大多数人支持科学进步的坚定的热忱做出了相当大的、即使不是直接的贡献。我们随意地假设科学的进步必定意味着生活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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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近几十年中，这一假设越来越值得怀疑。通过自然和社会科学，我们获得了大量的知识，但是，我们似乎为达到邪恶的目的利用这些知识，像核战争及洗脑；也为达到善良的目的，像和平及消除贫困。我们现在感到，我们的知识使我们受到威胁而不是得到拯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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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会这样？是因为我们的知识还不完善、不完整吗？或者，苏格拉底是错误的，人有可能在了解一切的情况下，仍然是自私的、残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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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一两个世纪中，权力和完美知识结合的理想之最坚定的辩护人，一般都是社会科学家。这并不是说，每一个社会科学家都是空想家，毫无保留地认为有可能获得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和政治学家都在寻求的那种完美的或对社会有用的知识。只是这种保留在社会科学家的著作中还不突出。相反，建立与自然科学一样精确、确定的社会科学的努力却受到极大的压力，以至于那些倾向于直觉的或哲学方法的人不得不为生存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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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有人会否认，社会科学家是在用一定的道德力量讲话。他们寻求结束猜测、不精确、带偏见的观点以及没有根据的情感，而这些构成了当今政治论述中的大部分内容。他们还想为政府提供有效行动。这些目标回到了柏拉图时期，具有不可辩驳的道德尊严。此外，很少有人会否认，它们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实现的。事实已经显示出，我们可以获得有关社会方面的精确的、客观的知识，而且，这种知识有实际用途。问题是，这种知识可以延伸多长？所有主要社会问题是否都能用科学的方法解决？这个问题包括了两个附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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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是否所有的社会现实都能用科学的方法去理解？那些宣称他们可以的人必定假定：所有现实，包括人类，都在“事物”的本性中，也就是说，从属于因果规律；并且任何具有正常能力、受到过科学程序训练的人都能观察其整体。如果是这样，有关人类行为的精确陈述是可以形成的，并得到检验，而且有关人类行为的科学也就是可欲的目标。但是，怀疑者对现实的本性有着不同的看法。譬如，他们可能不愿意将我们确信的信念——当我们面对选择时，我们能够做出选择——放在一边，当作幻觉。他们相信，自由是现实的。如果他们是正确的，那么，我们经常无法预测到别人将会做什么的显著的无能，就应归咎于人类实质的、永存的东西——他们的自由——而不应归咎于我们在知识方面暂时的欠缺。另外，人的品质不能像可以在放大镜下观察到的东西那样用同样的方法进行观察。自然科学家不需要（而且不可能）在放大镜下认证一个物体，但是一个研究社会现象的学者，不经过实践，或至少生动地想象，就无法理解人类的情感。也许，如果没有实际的感觉并被这些情感所感动，没有人可以理解恐怖、仇恨、对权力的垂涎以及其他政治领域的激情。总之，在对自然世界进行有效观察需要超然的地方，对社会和政治领域的有效观察则需要投人——至少情感的投入。如果这种说法确实有道理，那么，小说家和哲学家将比社会科学家们更了解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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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社会做的科学性的理解是否总是有益的？如果政府知道什么有利于社会，以及如何得到它们，他们会必然选择它们吗？社会科学家们基本上都是沉默的或公开的苏格拉底；他们假定，所有我们可能获得的知识都有益于我们。他们不会像原子弹科学家那样经常紧张地或恐怖地预想他们的研究弓I发的最终后果。但是，他们的批评不是特别自信。许多人确信，即使有关人类的科学知识是可能得到的，政府也难有足够的理性和责任心来运用这些知识达到最好的目的。譬如，如果人类感到的、想到的、做到的每一件事都是客观的社会和心理力量的产物，并且，我们可以科学地理解那些力量，那么，我们就是潜在的人类意识和行为的专家了。那么，“我们”是谁？大概就是一批批的社会科学家和公仆。具有人类过去从未有过的操纵权，即便它们使我们感到了幸福，它们是否会使我们成为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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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传统提供了一个可以取代苏格拉底的观点之重要论点。当苏格拉底显然认为每一种努力都应该集中在分辨善恶的同时，《创世记》以一种伟大神话的形式提到，这种求知正是邪恶的本质。亚当和夏娃由于抗拒了上帝的旨意，尝了从“辨识善恶树”上摘下来的果子而被赶出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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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堕落的神话不是任何人都能自信地给予解释的。然而，这个神话指出，我们意欲居住于其中的状态是一种至善的整体，关于其中的善，我们并不知道，因为我们始终没有与它分离；而且我们没有选择善，因为我们不知道有任何可以替代它的。对这个状态的摧毁就是故意自我隔阂（self-estrangement）的行为。我们有意地将自己与现实分开。我们傲慢地这样做，动机就是骄傲，十足的自我肯定。我们客观的和为个人打算的头脑以及我们对善与恶的认识，都来自于罪；但是，它们也是惩罚，是诅咒，因为它们使我们在宇宙中感到陌生。这一观点听起来很极端，但是，不只是宗教信仰者有这种观点。不要说早些时期的诗人和文人了，在最近的几十年中，许多美国学生也寻求过自发的生活以及即刻的感受，这些都遭到将苏格拉底的论点作为基础的诸如大学这类西方体制的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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