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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与本书中其他主要问题有关的思考也是有用的，如第七个问题：人类在本质上是不平等的吗？如果你认为人们不平等，你肯定强烈坚持一种承认独特品行和成就的正义。而且，你会很容易地接受传统并将之作为政治目标，因为传统一般体现并承认显著的不平等。但是，你不能——除非经过复杂的智力策略——否定存在绝对的善，你也不能毫无保留地肯定自由。本质上的不平等的观念暗示着一种自然的人类贵族政体。这就预先假定了某种绝对的价值观，并排除了个人按照各自的价值观生活的社会理想。另一方面，如果你相信人类在本质上是平等的，那就将有多种可能。如果他们的平等只在于让他们区别于他人的任何绝对标准的缺乏，那么，享乐型的自由主义的领域就向你敞开了大门。如果他们的平等被认为是每一人共同分享某种绝对价值观，你可能会选择平等的正义或共同体作为公共的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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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这些如此抽象的问题时，运用具体的例子是会有帮助的。思考政府的目标时，一些最相关的例子都涉及政府的强制问题。你愿意让政府在哪里用武力进行干涉？思考这个问题会帮助你决定，你确信政府应该追随什么样的目标。下面三个话题可以把这个问题提到我们的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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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自杀。自杀是自我谋杀。几乎每一个人都认为政府有权利阻止，并在它不能阻止的时候，严重地处罚谋杀他人的行为。为什么？因为谋杀否定了人们按照他们自己的选择而生活的权利？或者因为谋杀侵犯了某种伟大的、绝对的善，如生命？如果是前者，肯定自杀的权利是符合逻辑的，这是按照你的选择来生活。如果是后者，那么，很难说自杀如何在根本上不同于其他谋杀行为。值得注意的是，人们通常在谈话中为自杀的权利辩护，但很少在具体的情况下这样做。当警察用大网和套索防止在高处犹豫不决的人从上面跳下来时，从来没有公众抗议的风潮出现过。为什么没有？当有人着手如此私人性的行为，如自杀时，我们的干预是不恰当的吗？或者，一个实际的自杀尝试，暂时地将一种深奥的、也许是没有被认识到的价值观挖掘出来了，这种价值观甚至比自由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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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堕胎。人们普遍地站在一个立场上为此辩护，认为妇女是否要孩子完全是她自己的事，政府没有权利干涉。允许堕胎的观点完全的与自由主义思想相洽，特别是享乐型的自由主义。女权主义者似乎一致地，或几乎一致地强调，每一个妇女在这件事上都有自主的权利。她们的主张完美地描绘了按照自己的选择来生活的理想。她们坚持认为，如果一个妇女能够被迫生育孩子，她的身体和她自己的生活实际上可以从她那里被剥夺走。那些在这个问题上提出反对意见的人争论道，像这样完全不留余地的对自由的肯定，不仅会使堕胎合法化，也会使杀害婴儿的行为合法化；而且在有关人的生命的问题上，或潜在的生命的问题上，我们按照自己的选择来生活的权利必须受到我们共同的人性的限制。这个激烈的问题最终起源于我们在本质上是否是隔阂的这个问题。如果我们是，那么，强迫某人生养孩子就是对私人生活不可容忍的干涉。但是，如果我们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那么，中止怀孕也许与我们所有的人都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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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色情产品。免于每一种审查制度是自由主义者的主要理想。支持的论点通常基于人们应该按照自己的选择来生活，他们认为自己阅读的杂志或观看的电影与其他任何人无关，而只与他们自己有关。这个推论听起来不错。如果我们在本质上是隔阂的，而且个人的生活完全是自己的，与他人无关，那么，政府对私人生活的任何干预都具有人侵性和专横性。但是，许多接受这个论点的人也有过不同的想法。这部分是因为儿童愈益成为色情活动的目标，部分是因为女权主义者对色情产品贬低女性的方式日益敏感。结果，色情产品面临着比过去更难对付的反对。这里的问题是，这种反对以什么样的价值观为先决条件，并且展现了什么样的价值观。大多数人想到让儿童面临色情杂志挑起的淫欲时所感到的那种厌恶，能够解释为主要是由于他们认为儿童还没有到能够为他们自己选择角色的年龄吗？或者，这代表了对某些重要的、共同的价值观——如照顾无邪和无助的人——的违背所感到的嫌恶？妇女感到了色情产品对她们的贬低，这反映了自我保护的本能，还是一种对巨大的、具有普遍性的邪恶——一种表面上的私人娱乐，实际上不仅贬低了妇女，也贬低了人类——的醒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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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权力目的的问题是极度困难的，因此，也许有必要退一步从另一个角度审视它们。这样做的一个方法是挑出一两种通常被看做是绝对的、比自由更重要的价值观，去询问政府是否应该支持它们。因而产生了下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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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政府是否应该对真理和道德负有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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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没有任何人会否认，公职人员应当诚实、有道德。但是，这里的问题不涉及任何像是否需要可信任的政府官员这种无可争议的问题。它提出的问题是，那些官员是否有责任在他们管理的社会中坚持真理、培养道德品质。他们在规定人们应该相信什么、在个人生活中应该做什么的过程中，起到了恰当的作用吗？政府是只关心维持秩序与保护个人自由，还是它也关心真理和善？总而言之就是说，政府是否应该负有精神方面的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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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人们会感到吃惊，有人居然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世俗主义在西方政治中已经成为不言自明的了，而且，世俗主义意味着公民与终极事务——如真理和善——之间的关系与政府无关。如果说有哪个组织卷入了个人的精神事务，那就是教会，而教会和国家必须严格地加以分离。是否让教会或任何其他组织、任何其他人，在实际中卷人个人的精神生活必须由个人自己决定。个人主义一度在经济事务中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如今在精神事务上也是如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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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大概是件好事。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最伟大的思想家与当代的美国人想的不一样。他们既不分享我们精神上的个人主义，也不同意我们政治上的世俗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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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不管过去都考虑过什么问题，说那些如此根本的问题已经得到了绝对的、永久的解决，岂不是非常可疑？如果真理和道德全都属于教会范围之内，就没什么可疑的。但事实是这样吗？不论人们对宗教持何种态度，他们不是都有着关注真理和善的内在精神吗？如果是这样，他们能不关心所有与他们相关的、教会内外的那些价值观吗？如果社会和国家与真理、道德没有关系，它们能够是合理的吗？很清楚，我们需要对这个问题进行进一步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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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从第一种价值——真理——开始。政府是否对真理负有任何责任，或者说得更直接一些，是否对那些受到它管理的人的信仰负有责任？政府应该完全不干涉信仰问题以及个人应该完全独立的观念，是近期才提出来的，只有二、三百年的历史。洛克在十七世纪末为这一学说做过辩护。他不是第一个这样做的，但他提出的观念仍然有争议，而且总体上不可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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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早期思想家提出政府应对信仰负责的原因并不是荒谬的。这些原因也许不充分，但它们不是不能理解的，或者明显地没有道理。首先，这些思想家认为，我们能够确切地知道真理是什么。大多数伟大的希腊和中世纪思想家都会认为“是谁在说？”这个问题是坏问题或缺乏智慧的问题，而这种问题会败坏有关人性和宇宙的客观真理的重要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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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不让人们自己寻找真理？这些思想家大多数都会做出合理的（尽管可能是错误的）回答，说即便对于最伟大的思想家来说，发现真理也是困难的，这是完全超出一般人的能力的。结果，如果政府和社会不帮助个人决定他们的信仰，大多数人将陷于盲目，最后绝望。由于社会秩序取决于共同的以及真正的信仰，因此这会使社会陷于虚弱和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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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思想家大多数并不会从这种回答中推断，政府应该有一种排外的、不受监督的权利来宣告真理。他们也不会推断，政府应该试图用暴力和恐吓来坚持真理。譬如，亚里士多德认为，科学家和哲学家对寻找真理并将其公布负有首要的责任，而典型的中世纪思想家相信，对信仰的监督主要是精神力量的责任，也就是教会，而不是现世机构的责任。甚至柏拉图和奥古斯丁这些比其他人更激进、更充满激情的思想家，也远没有期望用武力推动真理。柏拉图的办法是教育，而奥古斯丁是在长时间的踌躇之后才极不情愿地支持使用暴力反对异教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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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些思想家以及直到近期的其他思想家都没有考虑过近代的观念：政府在精神方面保持中立。对于他们来说，了解真理是人生的主要目标之一，而政府对人生的影响又是如此巨大，因此不能不让它参与并帮助共同追求这一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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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洛克在经济和精神方面的个人主义是建立在相同的大原则的基础之上。典型的美国自由主义者在一方面拒绝了这些原则，在另一方面却又紧紧抓住不放。洛克认为，人类有一定的本质性的隔阂。这意味着，在经济上一个人如何支配个人财富与其他人无关，在精神上一个人的信仰也不是其他人应当关心的。洛克也认为，尽管有隔阂（这不一定导致冲突），个人之间仍然有天然的和谐。因此，他认为，如果每一个人受到个人利益的驱使去获得并使用财富，秩序和繁荣将自然地接踵而来。同样地，在精神领域中，如果每一个人可以自由地找寻出并肯定自己个人的真理，普遍真理将会自发地出现。最后，洛克认为自由主要就是不受政府的限制。因此，如果一个人在获得和使用财富时不受到干预，即便在事实上他可能几乎没有什么财富甚或贫困交加，他在经济上也是自由的。相同地，洛克显然认为，只要人们的信仰是自己选择的，即便那些信仰是虚假的，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对精神有破坏作用，他们在精神上也是自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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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典型的自由主义者已经远离了洛克的经济理论。思考经济问题时，当今的自由主义者很可能会假设（1）人类在本质上不是隔阂的，每一个人对所有其他人的利益都负有某种责任；（2）没有天然的和谐，个人无限制的利润积累会导致极大的不平等和通货膨胀及经济萧条的循环，公正与稳定的经济秩序最终取决于政府行为；（3）饥饿的自由不是真正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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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尊重个人信仰方面，这些自由主义者很可能仍然是洛克的忠诚的追随者。有什么潜在的逻辑能够把这两种看起来分裂的意识统合在一起吗？似乎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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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仍然认为政府不应该干涉个人信仰，那么就测试一下这种观念。想象一下，你厌恶的信仰——譬如，白种人是一个优越的种族，或者，美国应该由军队组织并管理——赢得了这个国家中一个强大而有权力的团体的支持。如果政府采取措施以保证这一信仰不在公立学校教授，或者不在国家的新闻机构发表宣言，你会反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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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转向我们精神生活中的另一个方面——道德。在古代，人们不像我们今天如此关心物质财富，不像中世纪的人那样关心信仰。但是，他们对道德——不是像清教主义那样为了死后的生活而否定世俗欢娱的教条，而是为了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完满——很关心。相应地，他们认为政府占据着道德领袖的位置。因此，精神和政治是融合在一起的。这种观念适吗？政府对个人的道德品质负有任何责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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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当今大多数人来说，答案会是断然的否定。首先，人们普遍地认为，道德理论非常值得怀疑。任何人说什么是善举，什么是邪恶，都只是沉溺于个人的观点，是不能够得到证实的，因此不应该强加于他人。认为政府应该规定什么是善并将之强加于人民，特别地令人不可容忍，因为政府并不比个人更有智慧。相反，他们通常是无可匹敌地愚昧无知。如果道德能够使人们生活得更好，那么，每一个人都可以宣称自己同另一个人一样有道德。我们每一个人对于什么意味着生活幸福有个人特殊的观念，应该允许在不受干预的情况下实践这些观念。另外，即便政府有权尽力使人们有道德，它能够怎样做？道德的行为必须自由地完成，而政府只能强制。在政府要求下完成的行为不可能是道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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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陈述代表了二十世纪美国的立场。如果有时不加思考地说出来了，它们也不是没有基础或武断的。在它们的后面有一些现代自由主义的主要原则，如个人主义、道德相对主义以及政府处于生活的边缘而不是生活的中心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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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政府对个人的道德品质负有一定责任这一观念的代表人物包括像亚里士多德和托马斯·阿奎那这样伟大的思想家，而且并非像许多美国人想象的那样毫无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论点可以被简化为下面的一系列原则：生活得好并不是一个人做他喜欢做的事，而是理解并坚持一种对所有的人都有效的生活方式；要发现这一方式需要不寻常的洞察力以及逐步发展起来的传统；因此，大多数人需要社会为他们的生活提供道德启示与结构；政府是社会的主要代理机构，因此，适合履行实现社会道德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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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论点并不支持政府可以自己决定什么是道德的然后将之强加于人民。政治权力应该服务于道德意识，也就是整个文化的精神和传统，而不是政府创造的什么事物。另外，政府的道德责任应该通过榜样而不是强制，通过教育、尊重而不是法律激起的恐惧得到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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