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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速、彻底地进行重建的近代革命理念,为我们思考我们在历史上所具有的力量提供了方便的视角。近代革命者的自信有任何正当理由吗?有很充足的理由说没有,但这些理由不能够解决整个问题。我将尽力说明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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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鉴于我们了解社会的能力有限,很难知道怎样能够证明革命的自信是有理由的。我们要注意,不要让自然科学的成功误导我们。很值得怀疑,我们可以像了解自然物体那样,精确地、全面地了解社会。这不仅是因为社会相当复杂,这只是一部分原因。还因为我们自己就是社会的组成部分,不能完全站在社会的外面,像对待矿物一样不带偏见或情感地去研究它。另外,即便我们可以,社会也是由显然能够进行自由选择的人组成的,这种选择不可预见,因而不能被涵盖在任何知识领域。行为主义者断言,这种自由是一种幻觉,但不少卓越的思想家不同意这种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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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社会确实以某种方式处于精确的、确定的知识范畴之外,我们就无法随意改变它。我们不可能预见到我们行为的所有结果,因此必定经常产生意料之外的结果。人们经常指出,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不但没有改变社会,还基本上重新建立起他们打算摧毁的旧社会。这种无意识地重复过去,似乎证明了我们对历史的无知。如果我们能够了解过去,我们就不会盲目地重复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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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质疑近代革命热忱的原因与人的品质有关。相信有可能进行彻底的、成功的革命,是以对我们自己有相当的自信为先决条件的。除非革命的策划者们的道德观是好的——好得不仅足以精确地预见和追求人类的幸福,而且不会由于不可避免地使用暴力而腐败,革命才会成功。而且,除非整个民众能够成为,或使他们成为有道德的人,一场革命是不可能成功的。否则,新社会将是不牢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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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置言,很难说人的本性符合这些讨人喜欢的先决条件。如果不符合,如果在革命领袖和普通群众身上都存在严重的道德弱点,那么,革命局面会带来过多的恐怖和暴力,即便新秩序比旧的更好,也一定会为邪恶提供新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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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该满足于一种既否定我们是历史的主人,又否定我们只是傀儡的中间立场吗?是否我们应该肯定我们影响历史的力量,同时承认我们不能完全控制历史?这种立场当然是切合实际的,这也与人们从阅读历史或观察当前局势便能得出的常识性的印象相符合。但这也有一定的难言之隐,因为它预想人类无法采取或者高踞于历史之上掌控历史、或者完全沉浸于历史之中而从不考虑与之斗争的明确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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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不那么极端的立场就是正确的立场。然而,据我观察,那些希望思考和理解的人都会谨慎地接近中间立场。这些中间立场鼓励我们停止思考,认为问题已经得到解决。这是它们吸引我们的一个原因,它们保证会减轻思考的负担。然而,通常是没有多少问题已经得到了彻底解决,我们只是做了要避免极端的决定。事实上,“中间立场”可能包括多种不同的立场——询问者很难搞清楚这些立场,更谈不上从中选择了。不思考的人习惯于认为“真理介于”两个极端之间,但这通常没有提供多少帮助。我们还像以前一样看问题,思考没有加深或改变我们对事物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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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中间立场是否能得到辩护这一点还不明显。一方面,反对革命的论点相当强烈,致使我们怀疑即便是有限的历史目标是否可能实现。譬如,是否有可能稳定地阻挡科技变革的影响? 一位伟大的美国随笔作者曾指出,“当蒸汽机或炸药,或就此而言,汽车、飞机、收音机发明出来时,实际上发生的只是:我们的心受到鼓舞,我们兴奋地高喊,‘抓好你的帽子,伙计,我们又要出发了。’”[42]从历史的角度讲,适度是可能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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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革命理想是一种力量和尊严,不会被前面这种理智的论点所摧毁。即便你在反对革命的论点中找到合理的一面,也会感到对革命一方有一种依依不舍的、无法解释的同情。至于赞成直接民主和救赎政治的论点,虽然可能轻视常识,但仍然说出了一些似乎必须要说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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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革命著作——没有它们,文明会更加贫乏——中经常表达出来的是一种人性的光辉。政治温和派经常认为,人类很平庸,生活很无聊。在古希腊,人们将神明看做不朽的、强大的人类,这种观念中蕴含的人类荣耀的理念现在已经遗失了。生活的潜能变得与最没有激情的现实等同起来。革命者拒绝认同这种等同,他们再次强调人性辉煌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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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来,他们不仅用语言表达有关人类的一个真理,用基督教的话来说,他们还将社会置于“审判”之下。他们拒绝让现有的秩序限定人类的潜能。甚至那些对革命持怀疑态度的人都会感到,革命著作中经常提供的那种针对社会的批评性观点,对于我们的精神生活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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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还会感到,在革命者将人提高为历史的主人这一点上,至少有一种对真理的暗示。这比简单地对生命的赞美要深刻,因为它认为人们自己可以完全实现潜在的生命的光辉。在《圣经》中,男人和女人“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43]。在革命者的书中,他们支配着自己以及他们的历史。有些人会说,这会带来混乱和暴力。这可能是真的。但是,如果假定这是真的,就会带来一些可能不是不可解决的,但肯定是严重的问题。那么,生命的光辉难道纯粹只是幻想,根本不可能实现吗?如果我们人类不是历史的主人,历史的意义又何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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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时代的很大一部分的低落情绪来自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不知道应该如何去思考这些问题。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一系列深刻的以及无法预料的大灾难动摇了我们的信心。生活在一个经历过两次长时间的和毁灭性的全球性战争、一次持久的经济萧条以及希特勒特意策划和放肆地亵渎人类尊严的专制的世纪中,我们怀疑,历史是否受人类或是任何有益的力量的指导。宗教性的文明会承担这种沮丧,因为对超越历史的那些东西的信仰仍然存在。但今天的人对超越历史的事物的依赖远不如对控制历史的依赖,对进入另一个世界的依赖远不如对完善我们现在居住的这个世界的依赖。在这种情况下,对未来丧失信心就会遭受根本的精神迷惑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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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我们自己和现实的整个认识也因此在这个问题中岌岌可危。虽然只有少数人公开坚持革命的观点,但大多数人都接受革命观点中表达的对人性的自信。要让今天的人承认他们缺乏革命的能力,不是一件小事;这对我们所称的他们的“宇宙道德”是一种威胁,还对他们提出挑战,要从根本上改变他们整个的世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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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过人类成为历史的主人的可能性之后,让我们思考一下其手段。大概这里最重要的问题是暴力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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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我们能够在不过多使用暴力的情况下引导历史的进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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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的主要两方面的代表,是那些我们称之为自由主义者和激进主义者的人。自由主义者相信通过说服能够纠正非正义行为,并能以这种关键的方式指导历史的进程。这种信仰的确是自由主义理念的中心原则之一。每一个人都有自由发表言论的权利,有与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宣传个人观点的权利。凭借这种权利,每一个人都可以向政府和公民提出自己的信仰和抱怨。关键的一点是,人们可以期望合理的听证会,这意味着不仅每一件提到的事情都会得到公正的考虑,而且会采取必要的行动。这就是为什么自由是实际的和有吸引力的一个原因:它为和平地重建社会提供了一条道路。因此,自由主义者对目的和手段都很乐观,最严重的不公正最终可以废除,这可以在不使用暴力的情况下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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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激进主义者通常怀疑说服的方法在最高利益岌岌可危的时候是否有效。譬如,马克思并不期望资本家会自愿地放弃他们的财富。在提到无产阶级可能会在一个或两个国家和平地掌握权力的时候,他也认为在大多数国家暴力将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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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激进主义者对目的怀有乐观态度的同时,对手段怀有悲观的态度。正如自由主义者一样,他们相信不公正最终将被征服,但他们不期望通过相互达成协议来实现这一目标。不公正的严重程度,至少经济上的不公正(如果我们谈到的是马克思和他的追随者),体现在它严重地分裂了人类,他们不可能理解对方的利益,或进行共同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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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者和激进主义者的区别,部分地产生于他们对暴力的态度不同。自由主义者一般认为暴力是权力的一种特殊的邪恶形式。这不是说他们像无政府主义者及和平主义者一样,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考虑运用暴力。但他们感到,它对良好关系的破坏比其他权力形式更为彻底。譬如,暴力比宣传或经济压力更糟糕。因此,对它的应用必须是最后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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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进主义者通常比自由主义者更容易接受暴力,把它作为权宜之计。但是,从长远来讲,他们期待暴力的使用大幅下降,甚至完全消失。他们会激烈地谴责统治阶级运用暴力进行镇压。此外,对于典型的激进者来说,这些阶级运用的宣传和经济压力,在道德上不比暴力好多少。如果暴力被禁止,那些被压在下面的人的反抗就不会有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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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激进主义者至少同意这些,有一些走得更远。一些激进主义者认为,受压迫人民为了革命目的运用暴力绝对是正当的。这是人性的证明。只有人可以进行暴力反抗,因此,这样做展示了他们不仅仅是被其他人期望利用的物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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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使自由主义者和激进主义者在暴力问题上出现分歧的原因中,有一个比暴力的道德问题更重要,那就是对人类本性看法的不同。自由主义者很有特色地认为,人类是有理性的。他们认为,人类在信念和行为上都具有理性,也就是说,人不仅应用理智——而且能够胜任地应用——确定他们的信念,而且靠这些理性的信念引导他们的行为。这就是为什么自由主义者认为,说服是克服非正义的最好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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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进主义者一般不反对人类本质上是有理性的这个概念;的确,他们的长远希望取决于这个假设。但是他们通常认为,在严重的非正义现象存在的情况下,要实现这种理性的本质是会受到挫折的。这就是为什么说服不可能行得通。马克思阐述了这个观点。他相信,在共产主义革命得到巩固之后,人类有足够的理智使社会和经济生活整个置于理智的管理之下,暴力将会消失。但他肯定不相信资本家们是理性的,他认为他们只有在狭隘地追逐个人私利时才会有些理性。他们肯定没有足够的理性来理解共同利益的性质,或经济发展的规律。为什么没有?简单地说是因为他们的思想受到他们的环境的禁锢。马克思认为,资本家可以理性地理解自己的利益,但不会理解人类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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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激进主义者坚持这种决定论。他们认为,在没有暴力的情况下,严重的非正义一般不可能得到改正,因为这些非正义摧毁理性,它们造成的分裂是理智不能克服的。因此,控制历史就需要广泛地应用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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