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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激进主义者坚持这种决定论。他们认为，在没有暴力的情况下，严重的非正义一般不可能得到改正，因为这些非正义摧毁理性，它们造成的分裂是理智不能克服的。因此，控制历史就需要广泛地应用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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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妨说，问题是是否所有人都过着一样的生活——这个问题在本书的前面已经谈到过。有些激进主义者认为，对这个问题做出否定的回答并不过火，至少暂时如此。譬如，马克思主义认为，工人和资本家的生活从根本上是不一样的。在资本主义进人垂死挣扎的阶段时，他们会有不同的哲学、感情和目标。结果就是他们不可能和平地相互交流，它们的关系不可逃脱地是暴力性的。一些激进主义者还同样如此强调黑人与白人之间的分裂关系。他们认为，黑人和白人的经历与利益完全不同，不可能通过理性解决造成他们的分裂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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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者（但不仅仅是自由主义者）坚持拒绝这种二分法。自由主义者认为，人类从来没有分裂到不再共享普遍的理性生活的地步。因而，永远不能以为讨论是无用的，暴力是不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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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不仅与总体上的人类本性相关，也与理性的本质相关。我陈述过这个问题，认为理性包括对他人利益的关心。我认为，一个有理性的人能够与他人交谈，是因为他有一种能够理解和尊重他人关心的问题的理性能力。总之，理性是一种道德能力。这样看待理性是自由主义的传统。但是还有另外一种理性的概念，即便那些拒绝它的人也应该重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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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可能只是一种用来进行手段—目的的计算的能力，一种与道德没有任何关联的能力。一个有理性的人也许只是精于促进私人利益之道，而不管这些利益是否与他人的利益相符。从这个观点看，理性不会向我们透露生活的理想秩序，而只是像休谟所说的，它是“情感的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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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这个特别的问题不能解决我们正在讨论的问题，但它有重要的意义。如果理性只是权宜之计，它也许会加剧而不是调和历史上的暴力，因为它将使个人和团体更加意识到自己的个人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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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非暴力学说会有助于思考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近代一些最受人尊重的人物曾经维护并实践了非暴力学说：譬如，列夫·托尔斯泰（1828—1910年），许多人认为他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小说家；甘地（1869—1948年），印度独立运动之父，同时是一个伟大的精神及政治领袖。在美国，非暴力的代表是马丁·路德·金（1929—1968 年），像甘地一样，他最终因暴力失去生命。在他领导的长时期反对种族隔离和非正义的斗争中，他坚决拒绝使用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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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尔斯泰、甘地和金所代表的观点中最重要的一点是非暴力和不反抗的区别。不反抗意味着绝对的服从所有的非正义和暴力，非暴力是反抗的一种形式。不反抗意味着抛弃所有对手段—目的的计算，非暴力必须包括复杂的策略（通常与公民不服从有关，这在第十七个问题中有过简洁的讨论）。不反抗是拒绝使用任何权力，非暴力是拒绝使用极端的权力，但它的目的是用其他方式影响人们。可能看上去不反抗是荒谬的，但事实上它可以提供一种精神纯洁的立场。它代表对政治和一切人类巧计的抛弃，将未来完全交在上帝手中。伟大的、也许是唯一的不反抗的典型是耶稣。但是，不反抗的精神——对人类无条件地关爱和对上帝无限度的信任——在非暴力者中存在，托尔斯泰、甘地和金都受到耶稣的激励。非暴力的特殊品性可以用“非暴力反抗”一词来概括。非暴力是利用权力的一种方法，完全是政治性的。实际上，托尔斯泰寻求推翻沙皇俄国的整个社会及政治秩序（虽然以他的个人之力不能构成真正地威胁）；甘地强迫大英帝国政府撤出印度；虽然金的反抗方法受到极大的限制，但他在美国社会是革命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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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非暴力学说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提供了有力的正面答案。我们不仅可以在不用过多暴力的情况下引导历史的进程，而且可以根本不使用暴力。非暴力的支持者基本上是要求深刻的、迅速的改革的人，他们在这个意义上讲是激进的。但是，不同于典型的激进主义者，他们期望的是非暴力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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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说非暴力的支持者相信可能会有非暴力的改革，将是误导。合适的词是必须。暴力是具有腐蚀性和最终会落空的手段。大多数激进主义者表现出对暴力的反感——但是主要针对它们的目的。他们设想一个没有战争的世界和没有阶级或统治的社会。在非暴力的支持者中，这种反感既针对手段，也针对目的。暴力被看做总是与傲慢和仇恨同时出现的，哪里有暴力统治，这些邪恶就会蔓延。暴力总是与理性不和，总是摧毁那种耐心的、友爱的谈话的可能性，即通常所谓的对话，我们与同盟者和朋友可以很好地进行，但有时也可以与反对者进行。暴力驱散我们共同的人性。由于我们人类在本质上是相同的，这就是说，暴力驱散我们的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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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非暴力能打开通向真正的人性关系的道路，即便是在冲突之中也可以。这是在不蒙受耻辱、永远远离作恶者的情况下反抗邪恶的道路，无论如何，这是其提倡者所主张的。虽然甘地和金的实践都暗示了非暴力和对话之间的联系，但这种联系是在二十世纪美国最伟大的精神人物之一托马斯·默顿(Thomas Merton，1915—1968 年）的著作中得到特别强调的。默顿曾是特拉普修道士（Trappist monk )，因而不能加入非暴力活动。但是，从他的修道院出发，他紧紧跟随马丁·路德·金所领导的反种族歧视的斗争，并在他的著作中非常有说服力地为非暴力原则作了辩护。对于默顿来说，非暴力不同于暴力，是出于谦卑，而不是出于傲慢，是带着尊敬面对敌人。这是在仇恨通常占统治地位的地方对仇恨的战胜。非暴力的目标不是要把对方压垮，而是要使他们醒悟，并为与他们展开对话开辟道路。非暴力是耐心的。总之，它是要在人们相互残杀的环境中创造出一种对话的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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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暴力有哪些技巧？这是一个无法从理论角度回答的问题，答案只能是实际的。肯定有一些传统的技巧——游行、公众集会、联合抵制，等等。但是，非暴力的实质不在于技巧，而是激励非暴力运动的精神——谦卑和爱。技巧是根据情况变化的，非暴力的成功实践需要一些领袖，不仅有能力施行适当的技巧，而且有非凡的领袖魅力，能够引导大众实施非暴力行为，在面对不断的挑衅时，也没有傲慢和仇恨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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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这里有很多能让学习政治学的学生感兴趣的东西。政治经常是令人不快的，有时是野蛮的。非暴力学说是一种精神贵族的政治视野。深刻的历史变革往往包含暴力和痛苦的冲突。非暴力是一种通过道德启发而不是死亡进行革命的理想。然而，必须问一下非暴力是否完全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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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是，它不是完全可靠的——至少不是毫无疑问的。在这里，我们应该注意两个问题，非暴力在这两方面都很容易受到攻击。第一个是实际的问题。非暴力的效果是否严重地受到环境的限制？譬如，它是否受到敌手的性质的限制？很难相信，非暴力运动能够代替诺曼底登陆及斯大林格勒战役，成为最终打败希特勒的决定性步骤。而且，非暴力是否取决于一种稀有的领导力的成功？譬如，像马丁·路德·金这样的人，不会在每一代人中都出现，在他遭到谋杀之后，事实证明没有人能替代他。这个问题没有对非暴力进行完全的否定，而是承认它的可行性是有一定局限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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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问题不是那样实际，而是更有哲学性。非暴力学说是否遮蔽了人类本性中的邪恶，而且鼓励人们拒绝面对它？非暴力的提倡者似乎认为，人类中的邪恶是比较表面性的问题。尽管受害者遭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他们仍然可以用爱和坦率对待他们的压迫者；顽冥不化的压迫者可以受到感化，消除偏见，放弃私利，进入对话的领域。这是否只是我们在本书一开始有关卢梭的讨论中，谈到的另一种古老的幻觉（有些人这样认为）：我们不邪恶，只是不幸——非常不幸，以至于我们受到环境的影响做坏事？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一观点（无论是不是幻觉）导致对乌托邦的期望。最终，通过改变环境，我们应该重新创造人类，改变世界。非暴力学说是一种乌托邦主义——历史变革的乌托邦主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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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在思考了有意识地改变历史的可能程度和必需手段这两个问题之后，让我们思考它的意义。我们这里面对的问题是，历史变革是否决定了人类生活的整体框架。你与其他人和与宇宙的关系是否完全从属于历史？或者，无论历史上发生了什么，是否存在一个道德与理性的人能够求助的不可改变的正义和真理的结构？认为有，认为至少有一定的标准和真理没有被历史吞没，将会使我们感到更加欣慰。然而，不少思想家否定了这种欣慰。他们说，所有的现实，所有的原则，所有的道德规范都是可以改变的。每一件事都会淹没在事件的洪流中，历史的毫无意义和悲剧性环绕着我们的世界。这是真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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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真理和正义在历史的进程中会有所改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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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怀疑，所有那些肯定地回答这个问题的人——他们断言“标准会改变”——都已经做好生活在他们信仰的那种世界中的准备。也就是说，我们会怀疑他们是否完全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如果真理和正义真的在历史的进程中改变，那么，就没有固定的概念组织生活并指导生活了。自由、民主、正义、对生命的尊重以及正直——所有为了指导你的生活和评价你周围的环境可能要依靠的规则——都要让路。不仅正确和错误，而且现实本身会分解，并被事件的洪流裹挟冲走。你无法抓住“人的本性”或任何其他巨石不放。的确，如果你完全相信所有的基本原则在历史的进程中都会改变，你会发现：观念本身会像水一样从你的手指中间溜走，因为它也必定在时间的进程中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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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已故作家和思想家让-保罗·萨特写了名为《恶心》（Nausea）的小说，在书里他用非常戏剧化的手法描述了一个人在开始感到周围的现实完全失去了牢固的结构或意义时，感到晕眩和恐惧。任何东西，甚至他自己的手，都没有了形式或目的。这种不定型的、熔化的、无意义的世界的确令人作呕，因而有了这个书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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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认为“标准会改变”的人，那些认为它是绝对严肃的和最终判断的人，生活在宇宙中就像深海中的一条船一样，他们周围的事物是不固定的或拉紧以防裂散的，船板在他们的脚下突然地向上顶压或下落，甚至地平线似乎也在移动。也许，这的确是人类的境况。如果这是真的，这并不值得庆祝，正如萨特所看到的一样，他的自然反应是恶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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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毫不奇怪，人类一直试图找到变化洪流之后的坚实地基，而政治思想家也在寻求不会在历史的潮流中粉碎和消失的人类关系的原则。的确，认为政治哲学是从努力寻找坚实地基开始的，一点也不过分。柏拉图年轻时看到，不仅雅典的政治体制会消失，古希腊的道德和宗教信仰也会消失。雅典政府被反复地推翻，城市里到处都是一些通过言行表示认为固定的道德标准不存在的人。柏拉图对此的回答可以在《理想国》中找到，他指出，政治秩序的基础以及所有正当的及令人满足的生活，都是对永恒的真理和至善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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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什么是永恒的真理和至善？柏拉图试图用著名的“理式学说”回答这个问题。每一种现实——每一个人、一颗树、一把椅子或一块巨石——是真实的只是因为它参与了一个普遍的、不变的理式——人、树、椅子或巨石的理式。这些柏拉图所说的理式，我们可以称之为“理念”或“本质”。他们无法被看到或感受到，但是绝对的真实，并且可以通过理智去了解它们。我们已经讨论过的“至善”可能会被认为是所有理式的理式，因此是存在物和价值永恒的源泉。对当前的讨论最重要的一点是，柏拉图设想的理式既不会变成存在物，也不会流逝，仿佛没有历史，也不受历史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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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柏拉图的生活观中，哲学家生活在理式的世界中。他们从看得到、摸得着的世界上升到理式，又从理式上升到至善。他们从变化上升到永久，超脱于历史之外。如果哲学家进行绝对统治，那么，整个城市就建立在没有历史变革带来的暴力和混乱的水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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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对变革的惧怕可能过于极端。但是，他的总体观点不是独一无二的，即便在他的那个时代也不是新鲜的。柏拉图的探索是由其他哲学家开启的，一直延续到我们这个时代，是对我们经常简单地称之为自然的探索。我已经提到过自然与习俗哪一个是人的性格的决定因素这一古老问题。这个争论中值得注意的一个特点是，习俗的辩护者甚少（虽然在二十世纪末有一些响应道德多元论和怀疑论的人站了出来），而自然在上千年中一直有着显著的、很少被质疑的权威性。一个重要的原因似乎是，自然，也就是事物的基本结构，是不变的，至少这是一种普遍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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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西方的道德和政治思想历史中，最持久、最强有力的理念都是以有关自然的观念——自然法——作为基础的。我们在前面提到过，这个观念认为人类的关系从属于一个法则，这种法则可以通过理性看得很清楚，并且不会受到历史变革的影响。时代和习俗可以改变，但是控制人类关系的最深刻的原则保持不变。一些我们最文明的体制，如个人自由、民主政府和国际法及国际组织都可以溯源到这个观念。如果我们的文明结构中的这一根顶梁柱被抽掉，我们可能会突然发现，我们站在一堆废墟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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