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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暴力有哪些技巧？这是一个无法从理论角度回答的问题，答案只能是实际的。肯定有一些传统的技巧——游行、公众集会、联合抵制，等等。但是，非暴力的实质不在于技巧，而是激励非暴力运动的精神——谦卑和爱。技巧是根据情况变化的，非暴力的成功实践需要一些领袖，不仅有能力施行适当的技巧，而且有非凡的领袖魅力，能够引导大众实施非暴力行为，在面对不断的挑衅时，也没有傲慢和仇恨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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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这里有很多能让学习政治学的学生感兴趣的东西。政治经常是令人不快的，有时是野蛮的。非暴力学说是一种精神贵族的政治视野。深刻的历史变革往往包含暴力和痛苦的冲突。非暴力是一种通过道德启发而不是死亡进行革命的理想。然而，必须问一下非暴力是否完全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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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是，它不是完全可靠的——至少不是毫无疑问的。在这里，我们应该注意两个问题，非暴力在这两方面都很容易受到攻击。第一个是实际的问题。非暴力的效果是否严重地受到环境的限制？譬如，它是否受到敌手的性质的限制？很难相信，非暴力运动能够代替诺曼底登陆及斯大林格勒战役，成为最终打败希特勒的决定性步骤。而且，非暴力是否取决于一种稀有的领导力的成功？譬如，像马丁·路德·金这样的人，不会在每一代人中都出现，在他遭到谋杀之后，事实证明没有人能替代他。这个问题没有对非暴力进行完全的否定，而是承认它的可行性是有一定局限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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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问题不是那样实际，而是更有哲学性。非暴力学说是否遮蔽了人类本性中的邪恶，而且鼓励人们拒绝面对它？非暴力的提倡者似乎认为，人类中的邪恶是比较表面性的问题。尽管受害者遭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他们仍然可以用爱和坦率对待他们的压迫者；顽冥不化的压迫者可以受到感化，消除偏见，放弃私利，进入对话的领域。这是否只是我们在本书一开始有关卢梭的讨论中，谈到的另一种古老的幻觉（有些人这样认为）：我们不邪恶，只是不幸——非常不幸，以至于我们受到环境的影响做坏事？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一观点（无论是不是幻觉）导致对乌托邦的期望。最终，通过改变环境，我们应该重新创造人类，改变世界。非暴力学说是一种乌托邦主义——历史变革的乌托邦主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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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在思考了有意识地改变历史的可能程度和必需手段这两个问题之后，让我们思考它的意义。我们这里面对的问题是，历史变革是否决定了人类生活的整体框架。你与其他人和与宇宙的关系是否完全从属于历史？或者，无论历史上发生了什么，是否存在一个道德与理性的人能够求助的不可改变的正义和真理的结构？认为有，认为至少有一定的标准和真理没有被历史吞没，将会使我们感到更加欣慰。然而，不少思想家否定了这种欣慰。他们说，所有的现实，所有的原则，所有的道德规范都是可以改变的。每一件事都会淹没在事件的洪流中，历史的毫无意义和悲剧性环绕着我们的世界。这是真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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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真理和正义在历史的进程中会有所改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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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怀疑，所有那些肯定地回答这个问题的人——他们断言“标准会改变”——都已经做好生活在他们信仰的那种世界中的准备。也就是说，我们会怀疑他们是否完全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如果真理和正义真的在历史的进程中改变，那么，就没有固定的概念组织生活并指导生活了。自由、民主、正义、对生命的尊重以及正直——所有为了指导你的生活和评价你周围的环境可能要依靠的规则——都要让路。不仅正确和错误，而且现实本身会分解，并被事件的洪流裹挟冲走。你无法抓住“人的本性”或任何其他巨石不放。的确，如果你完全相信所有的基本原则在历史的进程中都会改变，你会发现：观念本身会像水一样从你的手指中间溜走，因为它也必定在时间的进程中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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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已故作家和思想家让-保罗·萨特写了名为《恶心》（Nausea）的小说，在书里他用非常戏剧化的手法描述了一个人在开始感到周围的现实完全失去了牢固的结构或意义时，感到晕眩和恐惧。任何东西，甚至他自己的手，都没有了形式或目的。这种不定型的、熔化的、无意义的世界的确令人作呕，因而有了这个书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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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认为“标准会改变”的人，那些认为它是绝对严肃的和最终判断的人，生活在宇宙中就像深海中的一条船一样，他们周围的事物是不固定的或拉紧以防裂散的，船板在他们的脚下突然地向上顶压或下落，甚至地平线似乎也在移动。也许，这的确是人类的境况。如果这是真的，这并不值得庆祝，正如萨特所看到的一样，他的自然反应是恶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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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毫不奇怪，人类一直试图找到变化洪流之后的坚实地基，而政治思想家也在寻求不会在历史的潮流中粉碎和消失的人类关系的原则。的确，认为政治哲学是从努力寻找坚实地基开始的，一点也不过分。柏拉图年轻时看到，不仅雅典的政治体制会消失，古希腊的道德和宗教信仰也会消失。雅典政府被反复地推翻，城市里到处都是一些通过言行表示认为固定的道德标准不存在的人。柏拉图对此的回答可以在《理想国》中找到，他指出，政治秩序的基础以及所有正当的及令人满足的生活，都是对永恒的真理和至善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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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什么是永恒的真理和至善？柏拉图试图用著名的“理式学说”回答这个问题。每一种现实——每一个人、一颗树、一把椅子或一块巨石——是真实的只是因为它参与了一个普遍的、不变的理式——人、树、椅子或巨石的理式。这些柏拉图所说的理式，我们可以称之为“理念”或“本质”。他们无法被看到或感受到，但是绝对的真实，并且可以通过理智去了解它们。我们已经讨论过的“至善”可能会被认为是所有理式的理式，因此是存在物和价值永恒的源泉。对当前的讨论最重要的一点是，柏拉图设想的理式既不会变成存在物，也不会流逝，仿佛没有历史，也不受历史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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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柏拉图的生活观中，哲学家生活在理式的世界中。他们从看得到、摸得着的世界上升到理式，又从理式上升到至善。他们从变化上升到永久，超脱于历史之外。如果哲学家进行绝对统治，那么，整个城市就建立在没有历史变革带来的暴力和混乱的水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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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对变革的惧怕可能过于极端。但是，他的总体观点不是独一无二的，即便在他的那个时代也不是新鲜的。柏拉图的探索是由其他哲学家开启的，一直延续到我们这个时代，是对我们经常简单地称之为自然的探索。我已经提到过自然与习俗哪一个是人的性格的决定因素这一古老问题。这个争论中值得注意的一个特点是，习俗的辩护者甚少（虽然在二十世纪末有一些响应道德多元论和怀疑论的人站了出来），而自然在上千年中一直有着显著的、很少被质疑的权威性。一个重要的原因似乎是，自然，也就是事物的基本结构，是不变的，至少这是一种普遍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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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西方的道德和政治思想历史中，最持久、最强有力的理念都是以有关自然的观念——自然法——作为基础的。我们在前面提到过，这个观念认为人类的关系从属于一个法则，这种法则可以通过理性看得很清楚，并且不会受到历史变革的影响。时代和习俗可以改变，但是控制人类关系的最深刻的原则保持不变。一些我们最文明的体制，如个人自由、民主政府和国际法及国际组织都可以溯源到这个观念。如果我们的文明结构中的这一根顶梁柱被抽掉，我们可能会突然发现，我们站在一堆废墟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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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老的希伯来人也具有深刻的历史意识，他们寻求置于历史洪流之上的立足点。确实，比起古希腊人，他们远远不那么惧怕变化，并且更加认可它是现实的一部分。甚至耶和华（在某种程度上，更确切的应该是说，特别是耶和华）也处在任何固定的和可知的秩序之外，神圣的决定是自由的和不可预见的，而耶和华有时甚至表现出对过去行为的后悔。至于对人类以及其他造物，希伯来人和希腊人有不同看法。希伯来人不同意希腊典型的信仰——认为现实基本上是一种不可改变的合理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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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甚至希伯来人也肯定有一些事物是超越历史变化之外的。“上帝的仁慈是永久无尽的”，而且，这种仁慈的一种表达方法是律法，是摩西在西奈山上接受的圣训。这些不可能受到任何历史侵蚀过程的影响。在这点上，希伯来人和希腊人一样，将社会置于不可改变的秩序的基础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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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不可改变的现实和规律的追求是那样的持久，使人感到在其中有一种人类生存必须履行的责任。如果没有任何事物是持久的，我们几乎不可能生存下去。然而，最近两个世纪出现了一些对“自然”和自然法的攻击。对于自然（即是，与应该截然不同），一些最深刻、最有说服力的哲学家反对过这样一种观念，即认为有可知的、永久的事物的结构。休谟就是其中之一。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他坚持认为，因果之间没有必要的关联。按照休谟的理论，当我们谈到原因和结果时，我们只是叙述感觉到的重复出现的顺序。我们无法知道，过去持续出现的顺序是否会在将来继续如此。因而我们不能对现实的基本秩序做出断言，我们甚至不可能知道是否有这种秩序。尽管康德公开声明要驳斥休谟，他的著作中也包含相似的观点。我们已经注意到，他的 《纯粹理性批判》的一个主要论点就是，人们认为他们在自然界中已经发现的固定不变的结构，只是他们的心智加在从现实中得到的感性材料之上的结构。它们本身并不代表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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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现实本质上是一个固定的自然秩序的观念，受到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 1859—1941年）来自另一个角度的挑战。柏格森是一位法国哲学家，他的知名度已经下降，但他是一个具有伟大的原创性和说服力的思想家。按照柏格森的说法，变化不仅是真实的，而且是现实的本质。”不存在已经做过的事情，只有正在发生的事情，没有保持固定的状态，只有处在变化过程之中的状态。[44]对于生物和人类而言，这是很显然的。柏格森承认，一些现实是相对固定的，但它们是死亡了的、无机的，不是有生命力的、有精神的。他谴责了对不变现实的追求。他认为那是要将稳定性——理智碰巧需要稳定性——强加于内在本质上是“不息的创造”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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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对自然秩序的攻击之最终例证是存在主义。一种统合各种不同形式的存在主义的主题是，人类本质上不是一种一成不变、超越历史的形式。人类是自由或主观的，因此超越所有固有的、客观的原则。不是永不改变的秩序，而是极大的自由才是现实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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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思考的问题不仅涉及真理而且涉及正义。随着我们刚刚讨论过的那种观点的流行，对不变的道德原则的信仰衰微了。康德认为这不是不可避免的；虽然他攻击传统的自然概念，他通过一种坚定的、毫不妥协的义务概念阐明了一种道德理论。但是，如果没有自然，传统的自然法的观念就必然会衰落了。休谟将道德建立在个人的期望和嗜好的基础上，也建立在风俗与习惯上。柏格森认为，一个好的行为是有创造性的行为，来自于对生命活动的直觉感受，存在主义者争论说，选择创造了价值，而不是服从于价值。这些思想家中没有一个认为，一些事是好的只是因为个人或社会说它是好的。他们不是彻底的相对论者，然而，他们都反映了古老信仰的衰败，这种古老的信仰认为道德标准在所有的历史变革中都保持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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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正义对于时间和地点都是相对的这种流行观点的一个很好的例证是马克思。马克思著作的绝大部分力量来自于他有力的论证：许多被看做是大自然中不可改变的一部分的现实和标准，如，利润的动机、私有财产和议会政府，实际上只是一个特殊历史时期的信仰和习惯，必定会消失。作为一个人，马克思不是没有绝对的道德标准，这可以从他对无情的雇主的痛斥中很清楚地看到。但是，作为一个思想家，他没有这种标准：他的目的不是要揭露资本主义的文明是邪恶的，而是要说明它是暂时的。他的革命力量来自于他将他攻击过的文明的各个方面统统清扫到历史洪流中去的技巧和彻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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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么多世纪中，我们试图将社会建立在永不改变的基础之上——在永恒的理式之上，“自然”的基础之上，或在上帝的基础之上，这只是人类软弱的标志吗？或者，这是出于一种直觉，认为缺乏这种基础的关系就没有实质或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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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清楚，我们追问的是政治的基础。柏拉图直觉地认为，人类值得追求的政治取决于对不变的、超越历史的现实结构的理解，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国家，他是正确的吗？不难认为他是正确的。没有自然法的概念，罗马帝国代表的和平与秩序的胜利可能不会实现。如果自然法的概念在移居新大陆前早已被遗忘，我们了解的美国就很难存在。另一方面，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一些社会，如伯里克利时期的雅典，在反映出的创造性和求新性方面，远比确立不可改变的秩序方面要清楚得多（这是柏拉图遭到伯里克利的雅典反感的原因之一，他认为比较没有创造性的、缺少变化的斯巴达是道德的典范）。近代最令人激动的哲学思想是尼采的哲学思想，他有力地攻击了不变的真理和价值的观念。对于尼采来说，那种观念是已经死去的上帝的一种表现。永不改变的真理和正义的概念有可能是相对安全的、通向和平以及合法的秩序，但却是不体面的吗？ 一切都在变化的观念有可能是危险的，同时却为人类成就的顶点以及尼采设想的“伟大政治”提供了唯一的基础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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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样的问题，我们在现代人的绝望阴影中摸索道路。我们对历史的进程没有什么信心，而且，我们害怕，我们自己的存在以及我们之间的关系完全被无情的和变幻莫测的事件的潮水淹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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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历史真的如此残酷和不可靠吗？也许它在终极目的上，不像在表面上所看到的那样恶毒和不合理。也许，有时在历史中消失的自然和道德秩序，实际上是由历史创造的，因此，符合历史进程最内在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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