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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正义对于时间和地点都是相对的这种流行观点的一个很好的例证是马克思。马克思著作的绝大部分力量来自于他有力的论证：许多被看做是大自然中不可改变的一部分的现实和标准，如，利润的动机、私有财产和议会政府，实际上只是一个特殊历史时期的信仰和习惯，必定会消失。作为一个人，马克思不是没有绝对的道德标准，这可以从他对无情的雇主的痛斥中很清楚地看到。但是，作为一个思想家，他没有这种标准：他的目的不是要揭露资本主义的文明是邪恶的，而是要说明它是暂时的。他的革命力量来自于他将他攻击过的文明的各个方面统统清扫到历史洪流中去的技巧和彻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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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么多世纪中，我们试图将社会建立在永不改变的基础之上——在永恒的理式之上，“自然”的基础之上，或在上帝的基础之上，这只是人类软弱的标志吗？或者，这是出于一种直觉，认为缺乏这种基础的关系就没有实质或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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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清楚，我们追问的是政治的基础。柏拉图直觉地认为，人类值得追求的政治取决于对不变的、超越历史的现实结构的理解，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国家，他是正确的吗？不难认为他是正确的。没有自然法的概念，罗马帝国代表的和平与秩序的胜利可能不会实现。如果自然法的概念在移居新大陆前早已被遗忘，我们了解的美国就很难存在。另一方面，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一些社会，如伯里克利时期的雅典，在反映出的创造性和求新性方面，远比确立不可改变的秩序方面要清楚得多（这是柏拉图遭到伯里克利的雅典反感的原因之一，他认为比较没有创造性的、缺少变化的斯巴达是道德的典范）。近代最令人激动的哲学思想是尼采的哲学思想，他有力地攻击了不变的真理和价值的观念。对于尼采来说，那种观念是已经死去的上帝的一种表现。永不改变的真理和正义的概念有可能是相对安全的、通向和平以及合法的秩序，但却是不体面的吗？ 一切都在变化的观念有可能是危险的，同时却为人类成就的顶点以及尼采设想的“伟大政治”提供了唯一的基础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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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样的问题，我们在现代人的绝望阴影中摸索道路。我们对历史的进程没有什么信心，而且，我们害怕，我们自己的存在以及我们之间的关系完全被无情的和变幻莫测的事件的潮水淹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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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历史真的如此残酷和不可靠吗？也许它在终极目的上，不像在表面上所看到的那样恶毒和不合理。也许，有时在历史中消失的自然和道德秩序，实际上是由历史创造的，因此，符合历史进程最内在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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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假设粗略地规定了现代思想的进程。在怀疑真理和正义面对历史是固若金汤的之后，就会放弃古代和中世纪时期认为永恒的自然秩序是历史变革的基础那种信仰，近代的思想家尽力在历史结构本身中寻找真理和正义。这一努力产生出一些独创的、迷人的历史进程概念。在这里，我们应该将自己限制在这种观念的最有综合性的形式，即有关进步的学说。坚持认为历史会产生一个好的社会——不仅是越来越舒适，而且也是越来越合理和人道——就是坚持认为历史是理性的，因为这是走向令人满意的目标的过程，而且由于同样的原因，它是道德的。真理和正义因此重新获得它们似乎暂时失去了的首要地位；结果，它们决定了对它们有威胁的历史进程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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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进步的学说是有根据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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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历史会自然地走向“美好社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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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代人以来，近代人的答案都是极度的肯定。进步已经被看做是人类历史自然的——如果不是不可避免的——特征。一个典型的、有代表性的例子是孔多塞侯爵（Marquis de Condorcet, 1743—1794年）在这方面的观点。他是启蒙学说的典范，也是法国大革命中恐怖主义的牺牲品。在孔多塞关于历史的哲学中，中心观念是人类无限的完善能力。孔多塞的观念不仅意味着人类可以变得完美——反对进步学说的卢梭也这样认为，而且意味着，人类强烈地倾向于完美，结果，历史自然地倾向于实现这种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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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孔多塞来说，进步的关键是理性的启蒙。科学推广并加深知识，印刷和教育又传播知识。他用苏格拉底的方式断言，知识的增长必定与道德的进步并驾齐驱。孔多塞承认，进步的道路会穿过令人痛苦的时代。譬如，他认为，中世纪是迷信、偏执以及教士压迫的时代。但是他似乎并不害怕我们会永远地滑向黑暗的时代。他认为一种几乎不可抗拒的命运推动着人类走向启蒙，并且通过启蒙走向自由和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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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著名的进步理论倡导者有黑格尔和马克思。两位思想家都显示出不论认为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是什么，近代人都倾向于相信进步。两人都不认为自我意志或知识有占优势的影响力。对于黑格尔来说是“理念”（不一定所有人都能在头脑中意识到它），对于马克思来说是经济力量，控制着事物的发展进程。他们认为，这些控制力量终究能被认识，从而可以有意识地决定事件的进程，但是在很长的时间内，它们都在历史参与者的无知和反抗中影响着事件的进程。黑格尔和马克思认为，从长远来看，进步是不可避免的。人类的盲目和不足也许会延缓进步，但不能完全阻止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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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观念的权威性在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辩证法中尤为明显。两位思想家都相信，进步是以曲折的方式而不是直接的方式得以实现的。进步不是稳定和谐地向前运动，它是通过张力和冲突得以实现的，而且，最有灾难性的时刻也许预示着最光辉的时刻。因此，人类通常是落后的和混乱的这一事实，不是历史道路上的障碍。错误和冲突远远不是对进步的抑制，而是进步的工具之一。进步得到了无可比拟的肯定。无论借助于“理念”还是经济力量，无论借助于参与者的反抗还是他们的合作，进步的规律始终维持着它的支配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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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正如对人类的力量引导着历史的信仰是受到历史有它不可改变的规律这种更古老一些的信仰的制衡一样，进步的学说虽然在上一、两个世纪很流行，但是远非如此乐观的观点也同样流行。的确，思想史上有很多思想对历史进程持悲观态度。譬如，古老的希腊人和罗马人通常认为，历史多多少少是按照一定的循环推进；反反复复才是历史的规律，而不是发展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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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容易理解这种观念是怎样出现的。反反复复是我们的环境和生活中显著的、甚至令人敬畏的特征。它在季节更替之中，在人类的世系繁衍中表现出来。虽然历史循环的观念是可以理解的，但它表达了一种与孔多塞和其他进步的倡导者的满怀希望相差甚远的情绪。如果历史是循环的，那么最终，没有任何事情可以完成。在一个单一的周期中，也许会取得成就，但在历史的长河中包括了许多周期，只能成为对在第一个周期中取得的成就的反复修补和衰败。一种可怕的徒劳支配着人类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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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古斯丁和其他基督教思想家反对历史循环论。他们必须这样做，否则，耶稣的生命以及上帝的其他行为将会屈从于规律之下，因此受到永无止境的重复这种怪异现象的诅咒。然而，基督教思想家发展的另一种观点也是极为悲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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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统基督教徒认为，历史会走向最后的灾难和恐怖：“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地震，饥荒。这都是灾难的起头。”[45]当然，到了历史终结的时刻，上帝将会建立它的王国，这一顶点——自从亚当的罪孽开始，所有的时代都引向这里——将会赋予历史一种它从未有过的意义，如果历史是受循环反复的规律控制的话，它不可能有这种意义。历史在这种意义上是朝着“美好社会”发展的。但是，这不是引向一个美好的世俗社会，上帝的完美的王国不可能是个世俗的王国。历史也不会自然地引向一个美好的社会。也就是说，在罪恶的人的推动下，它只会自然地引向大灾难。只有上帝的干预才能使之转为救赎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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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很清楚，历史对于基督徒们来说是有目的和意义的，这种意义和目的在古典思想的循环历史观中是没有的，尽管如此，在基督教的历史观和现代的进步学说之间，有着巨大的鸿沟。在基督教的观点中，历史起源于人性道德的自戕；而进步学说认为，人性从来没有失去其根本的纯真。基督教的观点中占支配地位的主题是悲剧，我们必须预想到“灾难，自从神创造万物直到如今，并没有这样的灾难”；[46]进步学说认为，主要的主题是稳定的改进。在基督徒看来，最终是现世的一种变形，包括我们所知道的地球会消失，而进步学说让我们看到地球上更多的和谐与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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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提出了一个深刻的、很少得到讨论的理由，对进步学说发起了挑战。这个观念认为，除了个人灵魂的迷失和拯救没有什么是根本重要的。“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灵魂，有什么益处呢？”[47]从这个观点看，所有的进步必须是精神上的，内在的；任何历史的（不同于个人的）发展是否是进步的，就很值得怀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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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看法不是基督教特有的，但却是由基督教提出的。在它最一般的形式中，它只是认为一切事物必须以它对个人的影响来评断——只是个人，而不是人们或历史境况，才是他们自身的目的。即便从唯物主义的观点看，这也对进步的观念提出了质疑，因为一些国家现在享受的越来越多的便利和舒适，不能够证明过去无数的个人在他们的一生中忍受的脏污和贫穷是公正的。前几代人是否能被看做是下一代人获取福利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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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个人被看做是道德和精神实体，并非仅仅更舒适就能带来更好的境况，那么，进步的观念会受到特别尖锐的挑战。在这个前提下，怎么能够有与个人截然分开的历史进步呢？如果道德是个人的选择，精神取决于个人的灵魂，就很难说有别于个人的一个时代怎样能够在道德上和精神上比另一个时代更超前或落后。历史境况能够影响个人的道德和精神水平吗？如果是这样，道德和精神的伟大显然是外界环境的产物，而不是个人自由和道德承担的产物。沿着这条线思索，会引导我们思考：自满的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是否取得了任何真正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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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一种说法，当我们思考历史的进步时，我们似乎更多思考的是广大群众，而不是个人。当我们思考个人时，构成历史时代的群众的重要性又成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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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比起我们知道如何思考历史在多大程度上是受人类控制的这个问题，我们并不更知道如何去思考历史的自然进程。这两种情况带给我们的疑惑，都是自从1914年以来突然降临到人类头上的大灾难的结果。进步的观念突然地变得过时和不实际。但是我们能用什么来代替它？我们看来不具有那种回到基督教的历史观所需要的信仰，尽管许多人已经感到了核武器爆炸云中的启示。历史循环论使我们感到更难以置信，更不可容忍。它的难以置信是因为，两千年来我们被告知历史有一个方向和一个目的，并且在过去的二百年中，我们看到了在过去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如工业化，这些似乎推翻了任何循环反复的理论。循环观点之所以是不可容忍的，是因为在长期相信历史是有目的的这一观点之后，我们对历史只是无尽的、无用的反复这一思想感到震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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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的小说《尤利西斯》（Ulysses)中，有一个人物说历史是一场噩梦，他在尽力从中醒来。[48]这一评论表达了对历史怀有一种不安全和恐惧的情绪，它们是由半个世纪的混乱和暴力在今天许多人心中引起的。它表达了人们的一种情绪，既对自己控制历史没有信心，也对历史自然走向的馈赠没有信心。如果我们不能指导或信任事件的进程，就很难不感觉到宇宙像一个反复无常的暴君，在任何时候都可能使我们的生活受到干扰，使我们的未来荒废。个人生活负担重重，感到周围的世界麻木冷漠；政治生活陷入混乱，感到任何行为的后果都是难以预料的，都是不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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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基本是被迫面对历史是否有意义这样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可能会使最节制的和最小心翼翼的探询者目瞪口呆，却同时引诱鲁莽的探询者沉迷在浮夸的、语焉不详的空泛之论中。另外，这个问题如此重要是因为它驱使我们超越所有可观察到的现实，迫使我们追问上帝是否存在，超验事物是否存在，永恒事物是否存在。它们可能会给历史带来意义，并且如果历史有某种意义的话，它们可能会是历史的本质。在本书的一开始，我警告说思考并非总是令人愉快的。有关历史意义的问题简洁地证明了这一点。它们“令人大吃一惊”。我不否认，当我们提出这类问题时，我们很少知道我们指的是什么；换句话说，我看不出我们怎么能够理直气壮地避开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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