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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前提是，真理必须通过公共对话来寻求，没有例外。这个前提不是思考本身要求的，而是一种我们大多数人感到可以接受的思考方式——一种向所有参与者都开放而非局限于少数有特权的人的方式——要求的。然而，探询应该向所有人开放并不比真理是好的更加自明。的确，我们在不能肯定地回答永久性的问题上是平等的。可是，人们会争论道，只有少数人能够有效地反思这些问题。或者，在缺乏任何制衡性的道德律令的情况下，人们可能只愿意在具有排他性的探询者的圈子里进行思考——譬如，局限在某一国家或社会阶层的成员范围内。让自己进行真正的公共对话，面向所有人进行对话，就必须抛弃这些带有优越感的探询方式。必须尊重所有的人，因为对人最大的尊重就是愿意与他讲话或听他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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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要进行严肃的、完全符合人性的探询，必须同时十分尊重真理和每一个人。这种立场是建立在什么假定——什么宇宙观和人性观——的基础之上的？许多人会说，这不是建立在什么假定的基础之上的，真理的价值和个人的尊严都是自明的。但这是真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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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为什么我们应该不管现实的本性，把真理看做是最高价值？如果真理无法让我们感兴趣，也没有实际价值，为什么我们还要关注真理？在思想史中，尽管并非全部如此，真理也常常是一种宗教价值，对真理的尊重表达了对存在的尊重，而存在被看做是神本身或是神的表现。尽管有人会不同意这种宗教性的先决条件，这种观点也是符合逻辑并且可以理解的。然而，在否定神之后保持对真理的尊重，仍然是符合逻辑并且可以理解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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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无论每一个人的品性和智力如何，我们都应该尊重他？比起“真理是好的”这一观念，尊严为每一个人所固有这一观念在其先决条件方面宗教色彩并不更淡。在西方思想中，这一观念是历史性地衍生于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的宠儿这一信仰。如果这一信仰遭到拒绝，只能依赖不带偏见的经验分析，就会有人认为一个人并不比一匹马或一辆汽车更值得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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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概括性地复述我们面前的问题。要认真地进行面向所有人开放的探询，表达了一种实实在在的坚定信仰。抱此信仰的人必须相信真理是好的，而且所有人在寻求真理的过程中都具有相同的潜力和权利。如果信仰的终极对象只是我们能够看到并且客观了解的东西，而不是上帝，这种信仰还有意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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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也产生于贯穿本书每一页的一个潜在的假定中，它也是我们所有人每天都做出的假定：无论如何，真理是可以找到的。我一直争论说，某些真理是可以通过反思得到的；科学家则相信，其他一些真理可以通过经验分析得到。但我们怎么能够保证，这些想法不是产生于我们不可避免地受到现实的本质和我们的心智的限制而产生的巨大幻觉之中呢？即便我们不会受到任何这种幻觉的局限，而且我们是可以接近真理的，面对着一个完全和永远被遗忘的事实——显然，在整个真理远没有被发现之前，死亡就会降临在每一个寻求者身上——我们怎么还能够有勇气寻求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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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我们开始看到，严肃的反思，如在政治思考中所进行的反思，不只是一种就事论事的行为，一种无论持有哪种观点的人都可以参与的行为。它包含假设，而这些假设似乎具有浓重的宗教色彩。真理必须是好的，当人们寻求真理的时候所有人都必须毫无例外地得到尊重，而且最终真理必须可以接近，并且在某种意义上即使死亡也不会威胁到它。如果没有神圣的基础使现实值得了解，使每一个人——甚至是没有多少智慧和品质不好的人——都有尊严，并且使我们的假设——认为我们可以找到真理而且真理的价值是死亡也无法伤害到的——得到保障，上面提到的那些怎么可能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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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也许会提出异议，认为用这种态度谈论“宗教”过于模糊。哪种宗教？很显然，宗教不止一种。譬如，一个探询者的信仰可以是犹太教的信仰。犹太教经文（基督教徒称为《旧约》）中的上帝经常被认为过于专横与教条，必定是自由思想和开放性探询的敌人。然而，我们最好记住，无神论者经常指控说我们是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的上帝。无疑我们经常这样做。但是，这种反思不是引导我们怀疑上帝的现实性，而是怀疑我们对上帝的想象的合法性。很难说能在《旧约》中找到支持人们将上帝想象为一个神圣独裁者的段落。如果要求必须提供精确的描述，就会很难在“《旧约》中的上帝会交流”这一看法上做出任何改进。的确，上帝有时提出要求或进行谴责，而人类必须接受。但在《创世记》中，我们看到一个将人类置于美好的、可知的宇宙之中的造物主，它赋予人们自然的力量，如理性，使他们能够一起居住在这个宇宙里，并且能够理解这个宇宙中的现实并对之实施统治。而且在 《圣经》的一些最伟大的段落中，上帝经常吁求倾听和自由的赞同。总之，上帝经常地、也许从根本上是对话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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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认为，从《旧约》转到《新约》会遇到更为教条的信仰。毫无疑问，基督教通常是教条的。但我们仍然必须问道，信仰中固有的是什么，而软弱和堕落的人类又是如何对信仰作出解释的。福音书提供的不是教义而是故事，一个描述了耶稣的一生的故事。这个故事的中心事件是耶稣被钉十字架上的受难，它可以被看做是每一个人类真理必定失败的象征，是超越了我们能够陈述并掌握的所有真理之外的一个真理的象征。索伦·克尔凯郭尔——本书引言的作者——是个基督徒，同时也是一位不倦的并且无畏的思想家。他思想中的终极悖论是耶穌——代表了时间中的永恒。通过他追根问底的生活方式以及非教条性的神学，他认为不将基督教解释为对真理的最终揭示，而是解释为一种神圣的解放行动，将赋予我们寻求真理的能力。本书的作者坚持一种不断追问、相互交流的基督教，这种基督教在克尔凯郭尔身上体现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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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没有哪一个人类榜样在不断追问的生活方式以及建基在追问之上的信仰这方面能比一个生活在早耶稣几个世纪的人更有启发性了。让我们通过简要地思考一下苏格拉底来结束这些反思。苏格拉底是一位简朴、和蔼、极为智慧的雅典人，因为毫不妥协地追求理性的探询而被处以死刑。显然，苏格拉底没有详述一个完整的、确定的学说，而是热衷于提出问题。这些问题涉及最重要的事情，如友谊、正义以及真理。苏格拉底将他的整个成年生活贡献给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虽然他竭力寻找以智慧闻名的人，但他似乎总是非常高兴与任何他碰巧遇到、愿意与他进行严肃交谈的人聊天。在生命快结束时，他得出的结论是，没有人可以回答他的问题，而且，那些因智慧出名的人实际上很无知。就是这个在交谈中表达出来的结论，公开地羞辱了雅典的一些当时最著名的人物，因此导致他最终受到审判并被处以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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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的生活中有两个方面特别值得注意，这与人类的不确定性有关。首先，苏格拉底得出结论说不仅所有其他人都很无知，而且他自己也是很无知的。他认为，他只是在意识到自己的无知这个方面比其他人更高一筹。因此，从表面上看，苏格拉底是个失败者。一生都在提问题，还是没有找到答案，雅典人因为他在城市里散布精神和理智的混乱，最终将之判处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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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苏格拉底在生命的最后几天中，面对理智的不确定性和可耻的死刑，他保持了胜利者的镇定，仿佛长久以来进行的理智斗争最终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在对他进行的审判中，他的辩护词像他经常进行的谈话一样，平静而带有使人困窘的讽刺性。在监狱中，虽然有人已经为他做好逃跑的安排，他却拒绝用逃跑来挽救他的生命，因为有一个声音在他耳边轻轻响起，这个“就像是神秘者的耳中的笛声”警告他，如果逃跑，他就违反了他所生活的城邦的法律。他将最后的时间奉献于探讨灵魂的不朽，显然用完全开放的头脑探讨这个问题。最后，他抚慰正在哭泣的朋友，并且“完全有准备地、高兴地”喝下了执行死刑的人拿过来的毒药。[50]苏格拉底的行为不像是被思考带入一种完全困惑的状态的行为。他的“无知”似乎是悖论的标记，标志了一种无法表达的意识，但这种意识又非常有持续性，即使是死亡的危机也没有影响他的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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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很清楚苏格拉底的政治观点。他也许不愿意认同已确定的政治原则，就像他不愿意认同任何其他原则一样。但是，不难从他的生活中辨识出某些明显的政治理念。首先，他的事业就是活生生地展现自由的准则。他受到其他公民的嘲笑，政府威胁要将他流放并判处死刑，但他按照指导他一生的、无法言说而又不可抗拒的准则，继续冷静地生活并陈述自己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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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虽然苏格拉底有卓尔不群的学识（也许是柏拉图的哲学家—统治者概念的来源），他的生活方式在某种程度上是平等主义的。他没有要求特别的权威，只是在他证实普遍的无知（包括他自己）时含蓄地表现出来，而且，他显然愿意与任何愿意和他交谈的人探讨问题。在柏拉图的一篇对话中，他被描述为一个展示可以从没受过教育的年轻奴隶那里引导出重要知识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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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苏格拉底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属于公共社会的人。对于将他判处死刑的城邦国家的忠诚使他没有逃离监狱，而他固执地提出问题代表了他对交流的开放性的坚持。不论苏格拉底发现了什么真理，那都不是一个能够包括在一个确定的命题系统中，并被牢牢地占有的真理。它也不能被强加于他人，它是只能在对话中找到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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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揭示出个人的独立和社会的责任之间、行动的不确定性和能力之间那种困难的平衡，我们可以称之为谦恭。他显然对所有观念都感兴趣，但完全避免了狂热。然而，他的开放性使他承担了最严肃的任务——寻找真理。他是“无知的”，不能最终宣布他讨论的观念是对的还是错的，但他在民事活动中能够表现出少有的果断和勇气，有一次他冒着生命危险以不合法为由公然反抗统治集团发出的一道命令，这也显示出相似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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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很少追求这种姿态。我们认为，对政治意识严肃性的测验，就是要献身于实际的结果。许多人更敬佩不受感情支配的、不妥协的行为。但是，历史对我们的要求一直不予理睬。在长达两个世纪的试图控制事件的进程（近代行动主义要从法国大革命开始算起） 之后，人类几乎被不幸击败。我们所需要的是否可能就是苏格拉底式的谦恭，而不是近代的时而自鸣得意时而悲观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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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我们中间的大多数人来说，疑问使人感到不安。我们避免进行严肃的探讨，因为我们害怕怀疑。但是，苏格拉底似乎告诉我们，疑问可以是健康和希望的源泉，而且，奇怪的是，一个自由的、属于公共社会的人的信心，可以产生于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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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但是，这是一种令人忧虑的、使人虚弱的不确定性，而不是苏格拉底的那种安宁和有启发性的不确定性。不仅是对传统的宗教信仰，甚至对科学的信心都很虚弱。聚集在地球上的大量的人对于什么是真实的或者我们应该怎样生活没有清楚的、稳定的概念。我们的精神状态糟糕透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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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果人类不确定性的观念可以成立，我们的状态就不是令人绝望的，而且，我们不应该尽力根除我们的疑问。它们也许会提供一条通往理解的道路。当我们试图用不可动摇或不可摧毁的客观原则取代疑问时，我们就偏离了这条轨道。我们不仅远离了进行更深刻理解的可能性，而且相互脱离。如此根本的偏离会带来灾难。我们这个时代的极权主义和暴力，在某种程度上，是人们努力逃离不确定性的结果。那些不能生活在疑问中的人，就不能生活在有思想并且独立的人中间，因为他们是疑问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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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为了相互理解和公共生活，我们可以希望我们这个时代令人忧虑的不确定性不会屈从于一种完美的肯定性。今天，进行政治思考最伟大的成就不是战胜我们的疑问，而是帮助我们在自由和谦恭的状态下与之一起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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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Karl Jaspers, Reason and Existenz: Five Lectures, trans.William Earle (Noonday Press, 1955),pp.5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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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这些事件无疑是在目击人的报告基础上重新在柏拉图的三本著作——Apology, Crito, and Phaedo——中讲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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