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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苏格拉底在生命的最后几天中，面对理智的不确定性和可耻的死刑，他保持了胜利者的镇定，仿佛长久以来进行的理智斗争最终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在对他进行的审判中，他的辩护词像他经常进行的谈话一样，平静而带有使人困窘的讽刺性。在监狱中，虽然有人已经为他做好逃跑的安排，他却拒绝用逃跑来挽救他的生命，因为有一个声音在他耳边轻轻响起，这个“就像是神秘者的耳中的笛声”警告他，如果逃跑，他就违反了他所生活的城邦的法律。他将最后的时间奉献于探讨灵魂的不朽，显然用完全开放的头脑探讨这个问题。最后，他抚慰正在哭泣的朋友，并且“完全有准备地、高兴地”喝下了执行死刑的人拿过来的毒药。[50]苏格拉底的行为不像是被思考带入一种完全困惑的状态的行为。他的“无知”似乎是悖论的标记，标志了一种无法表达的意识，但这种意识又非常有持续性，即使是死亡的危机也没有影响他的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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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很清楚苏格拉底的政治观点。他也许不愿意认同已确定的政治原则，就像他不愿意认同任何其他原则一样。但是，不难从他的生活中辨识出某些明显的政治理念。首先，他的事业就是活生生地展现自由的准则。他受到其他公民的嘲笑，政府威胁要将他流放并判处死刑，但他按照指导他一生的、无法言说而又不可抗拒的准则，继续冷静地生活并陈述自己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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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虽然苏格拉底有卓尔不群的学识（也许是柏拉图的哲学家—统治者概念的来源），他的生活方式在某种程度上是平等主义的。他没有要求特别的权威，只是在他证实普遍的无知（包括他自己）时含蓄地表现出来，而且，他显然愿意与任何愿意和他交谈的人探讨问题。在柏拉图的一篇对话中，他被描述为一个展示可以从没受过教育的年轻奴隶那里引导出重要知识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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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苏格拉底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属于公共社会的人。对于将他判处死刑的城邦国家的忠诚使他没有逃离监狱，而他固执地提出问题代表了他对交流的开放性的坚持。不论苏格拉底发现了什么真理，那都不是一个能够包括在一个确定的命题系统中，并被牢牢地占有的真理。它也不能被强加于他人，它是只能在对话中找到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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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揭示出个人的独立和社会的责任之间、行动的不确定性和能力之间那种困难的平衡，我们可以称之为谦恭。他显然对所有观念都感兴趣，但完全避免了狂热。然而，他的开放性使他承担了最严肃的任务——寻找真理。他是“无知的”，不能最终宣布他讨论的观念是对的还是错的，但他在民事活动中能够表现出少有的果断和勇气，有一次他冒着生命危险以不合法为由公然反抗统治集团发出的一道命令，这也显示出相似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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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很少追求这种姿态。我们认为，对政治意识严肃性的测验，就是要献身于实际的结果。许多人更敬佩不受感情支配的、不妥协的行为。但是，历史对我们的要求一直不予理睬。在长达两个世纪的试图控制事件的进程（近代行动主义要从法国大革命开始算起） 之后，人类几乎被不幸击败。我们所需要的是否可能就是苏格拉底式的谦恭，而不是近代的时而自鸣得意时而悲观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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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我们中间的大多数人来说，疑问使人感到不安。我们避免进行严肃的探讨，因为我们害怕怀疑。但是，苏格拉底似乎告诉我们，疑问可以是健康和希望的源泉，而且，奇怪的是，一个自由的、属于公共社会的人的信心，可以产生于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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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但是，这是一种令人忧虑的、使人虚弱的不确定性，而不是苏格拉底的那种安宁和有启发性的不确定性。不仅是对传统的宗教信仰，甚至对科学的信心都很虚弱。聚集在地球上的大量的人对于什么是真实的或者我们应该怎样生活没有清楚的、稳定的概念。我们的精神状态糟糕透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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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果人类不确定性的观念可以成立，我们的状态就不是令人绝望的，而且，我们不应该尽力根除我们的疑问。它们也许会提供一条通往理解的道路。当我们试图用不可动摇或不可摧毁的客观原则取代疑问时，我们就偏离了这条轨道。我们不仅远离了进行更深刻理解的可能性，而且相互脱离。如此根本的偏离会带来灾难。我们这个时代的极权主义和暴力，在某种程度上，是人们努力逃离不确定性的结果。那些不能生活在疑问中的人，就不能生活在有思想并且独立的人中间，因为他们是疑问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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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为了相互理解和公共生活，我们可以希望我们这个时代令人忧虑的不确定性不会屈从于一种完美的肯定性。今天，进行政治思考最伟大的成就不是战胜我们的疑问，而是帮助我们在自由和谦恭的状态下与之一起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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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Karl Jaspers, Reason and Existenz: Five Lectures, trans.William Earle (Noonday Press, 1955),pp.5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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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这些事件无疑是在目击人的报告基础上重新在柏拉图的三本著作——Apology, Crito, and Phaedo——中讲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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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思考：一些永久性的问题 出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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廷德似乎丝毫也不打算掩饰并非友好的态度，无论从形式上，还是从内容上。读者很快就会遭遇封扉上引用的克尔凯郭尔那诗意迷人却又让人有些摸不着头脑的语句，紧接着是目录中的一连串问号，这一切似乎都透着一种不详的预兆。阅读开篇第一段，廷德甚至赤裸裸地告诫读者，这是一本困难而费解的书，因为书里并不提供令人满意的答案，他的态度近乎强硬——“这是个警示，不是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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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这只是廷德的一种策略？为了激发读者在求知欲上的男性气概？为了拣选合适的读者而避免对谁也没有好处的误会？不管怎么说，廷德是开诚布公的，不仅承认对书中提出的问题自己也没有确凿的答案，而且勇敢地在这个认为一切都是相对的、一切都会随时间之流有所改变的年代坚持宣称存在一些永久性的问题——这本书的写作就是为了证明这一点而展开的行动。而且，廷德也不是那么冷漠无情，他非常友善地提出了思考的艺术所需要的几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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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已经被字里行间透出的严肃气息吸引，并且对廷德所谓的永久性的问题——那些“问题的提出不是简单地为了让你了解其他人的窘境，而是为了让你陷入自己的窘境”——好奇，那就义无反顾地踏上这趟政治思考之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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廷德首先批判了美国社会强烈的行动欲和对事实的癖好，它们使得对思考的赞美流于表面的恭维，这种实用主义的氛围不欢迎任何看不到实际效益的思考，遑论争论了几千年的挥之不去的问题。譬如，廷德在接下去的两章提到的两个问题——人类在本质上是隔阂还是统一的？是平等的还是不平等的？廷德对这两个问题的剖析使我们看到，这是两个几乎将西方所有有分量的智者都卷了进来的问题，他们争执，他们抗辩，激起了历史中相互角力的力量奔涌向前，型塑了我们今天复杂的政治世界。我们还将看到，在接下去的分析权力与掌权人、权力的限制与目的的几章中，你对每一个重要问题的决断几乎都取决于你如何回答这两个问题，它们如草蛇灰线一般在政治生活的各个层面细入无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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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前面的章节是在共时性的层面探讨政治思考，廷德在最后一章则着手政治思考的历时性层面。由于政治生活不是发生在真空之中的，而是发生在寄予着人们的恐惧与希望的有血有肉的历史之中的，这就使得这一章尤为重要。不宁唯是，由于现代世界的历史意识拆解了古代与中世纪的客观真理观念，这将使得所有严肃的政治思考受到犬儒式的玩世不恭的挑战，这也维系着廷德期望通过严肃的政治思考建立公正社会的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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廷德似乎给我们留下了一片废墟，由于我们在根本性的问题上无法达成共识，由这些问题决定着的其他问题也就总是令人疑窦丛生。在最后的结语中，廷德借康德的二律背反以及克尔凯郭尔的悖论概念阐明了“人类的不确定性”这一观念。在他看来，不确定比教条要好，怀疑比放弃思考要好：“思考行为是一种自由宣言；严肃地对待反思就是永不屈服”。而苏格拉底则是平衡个人独立和社会责任的一个典范，也许，这个榜样能够激励我们在政治思考的公海上扬帆起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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