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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人类选择群居的理由究竟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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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说法颇有道理：人们为了获得特别的好处，并认为集体生活可以带来这些好处，于是便聚在一起；政治团体则因为可以带来总的好处，于是一直发展下去。拉斯基（Harold Laski）也认为，社团的存在，是为了达到团体成员的共同目的。类似意见同样出现在奥尔森（Mancur Olson）的论点中，他强调集团成员所以愿意集体行动（甚至放弃部分个人利益），前提必然是因为这个团体能够促进所有成员的共同目标，因此，相对地，任何组织如果没有办法增进其成员所预期的利益，则必然将无法避免地走向消亡的终极命运。这一连串看法不仅构成所谓公共选择理论的起点，也是所谓社会契约论的重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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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在经历一系列漫长而艰难的试炼后，人类终于证明自己是一种适应能力强大的动物，几乎能够解决迎面而来的所有恶劣挑战。更重要的是，在距今大约5000～8000年前，一部分因应自然选择而养成群居习惯的人类，又展开了另一段关键且让人印象深刻的变迁过程，也就是从居无定所，以四处游猎为主的生活，过渡到以农业与养殖动物为主的定居性生活；在这种情况下，具恒久性质的部落也就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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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末的麦肯齐（Robert Mackenzie）这么说过：“人类的历史可说是进步的纪录，也就是知识累积与智能扩大的纪录，以及从知性与福利较低阶段不断向更高阶段前进的纪录；每一代都把自己所继承者，依自己经验修正到更有益的方向，并将一切凭自己实力所取得的胜利果实，加以扩大后传递给下一代。”我们不见得要同意19世纪以来欧洲进步主义的论点，认为人类具有社会合作的“本能”，每一次成功的社会合作经验又会进一步激发人类的隐藏潜能，从而一次又一次地将其生活水平提升到更高的境界，我总觉得，这种想法实在过度夸大了人类历史中的光明面；但是，定居性农耕部落的出现确是个重要得不得了的转折点，因为固定的生活边界、共同生活的伙伴，以及伙伴性质的愈来愈复杂，在在都使得人们不仅无可避免地朝向更复杂的社会结构发展，也必须多花点脑筋来设计并调整彼此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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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有固定的众人之事必须处理，“政治”生活也跟着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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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是什么？ 制度 于是分工合作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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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有异于万物者何在？对于这个极具哲学性的问题，我们希望从更实用的角度来诠释。很明显，人类拥有远比其他所有动物都复杂得多的社会结构，这或许是不错的答案之一。但问题马上出来了：人类是如何建构此种制度的呢？这些组织的需求起点，及其希望达成的目标终点又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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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以下几个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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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工、无政府状态、效率、人性、政治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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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源起：定居性社会形态及其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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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前一章里讲过，独居生活未必一定不利于生存，不过必须面对更大的环境挑战与风险罢了，但多数人类还是理性地选择了“群居”作为一种集体求生存的形态；当然，从两个人（结婚）、几个人或几十个人（家庭或家族）、一群人（部落或村庄）到更多的人（国家机器），人类的群居方式与选项可说不胜枚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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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在数百万年前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主要以采集（捡拾浆果、坚果与禾本植物）与食腐（分享掠食者的剩余）为生的人类，根据主观猜测与考古的结果，最初的组织是相当松散且不稳定的；虽可能存在简单的家庭与村落单位，但因聚落人口不多，分工结构不那么复杂，严格来说也没有太明显的“政治”关系。前述情况伴随人类渡过了漫长的“史前”时期（包括所谓的旧石器以及新石器时代），直到5000～8000年前才突然发生重大变化，其关键在于具有稳定边界的永久性村落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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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有几点必须进一步说明：首先，人类所以从仰赖采集、游猎或游牧为生，转而朝向以定点畜牧或农耕为主的生活形态（尽管其过程绝不可能是全人类同时齐头并进），当然是由于后者能提供更大的生存能量，这也是人类第一次可以通过“创造自然”（经由人为加工来增加动植物产量）来强化自身竞争力。但重要的是，想过这种生活显然需要若干先决条件，特别是一些所谓的“创造发明”，像耕作与驯养技术、生产（农用）工具的进步、对大自然环境（尤其是土壤、水文系统、气候变迁与天文学知识）的了解、结构力学与工程技术的突破，以及知道如何经过配种来进行动植物基因改良等等，如果不能在这些方面有所成就，即使是定居生活也未必能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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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我们更重视的是定居生活带来的分工现象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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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定居生活大大改变了人类间的关系；首先，人际关系的重点由此从共谋“安全”，转向以“合作”为主的互动。在长达数百万年的史前时代当中，人类在维持生存方面大体可以自给自足，群居生活不过用以提供更高的安全系数罢了；但在定居时代来临后，由于群体规模日益膨胀而为生活形态带来的复杂内涵，实在很难由单一个人来独力完成，于是“分工合作”无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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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分工”看起来似乎是定居生活的必然结果，但由此而衍生的三个问题也相当让人伤脑筋：首先是该如何分工的问题，也就是怎样把不同的工作适当地分派给愿意共同生活的人（由此形成所谓的职业）；其次是如何在分工后进行“交换”的问题，亦即在分配所得时如何让大家能够公平地取长补短，且各取所需；最后，则是如何维持既有分工状态的问题，也就是在大家都愿意长期共同定居生活的前提下，怎样让社会秩序更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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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答前述问题之前，我们必须再度确认一个前章提到的观念，亦即“社会乃是人类经验性需求下的产物”；从这个角度来看，人类既然并非先验性地需要一个社会，当然可以在自以为需要的另一种情况下，决定弃绝或改造社会内涵，这正是社会秩序总是不稳定的主要由来。进一步来说，社会如果不能满足人类需求的话，后者当然会想办法加以对抗——谁愿意生活不快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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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言之，为了解决因为分工现象而衍生的诸多问题，更为了满足人类组成社会的最原始需求，建构一个合理、高效且能被接受的“组织”，显然是定居生活出现后的最急迫要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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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有组织：无政府状态的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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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大多以想象作为基础，但人类究竟如何开始组织生活，如何摆脱所谓“无政府状态”，数百年来依旧是政治哲学家们争论不休的问题之一。例如17世纪初的欧洲学者霍布斯便由利己主义（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假设入手，认为人类最初面对的自然环境，是一个在没有政府的情况下，以致“人人为战，且人人为敌”的冲突性状态；由于资源缺乏加上竞争激烈，人类不但要跟大自然中的其他万物竞争，即便是在人类之间，为了争取所谓生存配额，既可单独采取秘密阴谋来对抗其他的人，也可能联合其他人类进行集体自卫行动；总之，生存是第一要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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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布斯进一步指出，之所以如此诠释人类早期所面对的自然环境，主要是因为体认到人性中存在三个关键因素，亦即：竞争（在资源稀少的世界中彼此争夺有限利益）、缺乏自信（由于人人平等，因此攻击是最佳的防卫手段），以及追求荣耀（满足威望的虚荣心理）。他认为，这样的人性现实，是人类在筚路蓝缕的初民社会中为满足生存需求而从环境中不断学习累积的结果。不过，与他同期稍晚的英国哲学家洛克则乐观地认为情况没那么严重，最初的自然状态应该是众人“理性地”生活在一起，且在人世间没有更高权威可进行裁决的状态；相对于霍布斯认为应该建构一套权威体系，以避免人们重回当初野蛮的原始世界，洛克并没有将重点放在制定法律上，而是建立一个可无限上纲的“天赋人权”概念，用以限制并对抗任何有组织力量，并借此保护个人的自由与私有财产权利不受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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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们没时间做深入的哲学思索，何况这样的思考也不见得是必要的。在这里要问的只是：前述诠释角度的影响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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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阶段的政治主流想法（未必正确）来看，我们虽接受了洛克的天赋人权概念，并将其作为民主政治建构的重要基础，但实际上却更仰赖霍布斯的想法，因为一切制度与组织的前提都是：如果没有这些组织制度，必将天下大乱；或者反过来说，有了当下这些组织制度，人类的生活将变得更趋稳定而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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