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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民族主义便成为此刻欧洲政府用来催眠人民的重要心理工具之一。例如19世纪的哲学家密尔（John S.Mill）便从民族情感角度来界定民族主义，同时强调“在同一个政府下效忠国家”的民族认同感，从而一方面开始将民族等同于国家与人民，同时也造就“民族国家”这个自19世纪以来风行至今的观念。民族国家概念的最高理想是：一个民族造成一个国家；至于实现这个理想的最主要原则是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的“自决”主张，亦即：所有民族都有权决定自己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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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上看，民族主义的国内效果（也就是强化团结凝聚力）可说是正反俱呈的。其中不乏有些成功的例子：例如德国与意大利这两个分崩离析达数百年的地区，便借由民族主义的力量而塑造出新国家，再者，如果没有要求牺牲奉献精神之民族情感的支撑，希特勒不可能在短期间内带领德国走出经济恐慌的阴霾，甚至成为欧洲的军事大国，中国也不可能摆脱百年桎梏，承受住来自日本的侵略与打击。在这些例证中，民族主义都成功扮演了精神上的凝聚工具。但是，同样来自民族主义的鼓动，二次大战后也因为掀起一股民族自决风潮而在世界各地引发动荡（例如由于犹太人建国，导致中东地区数十年来战乱不断），甚至出现种族“灭绝”（例如纳粹分子屠杀犹太人）或“净化”等事件（例如1990年代塞尔维亚在前南斯拉夫境内推动的政策）。正因如此，许多学者悲观地认为，民族主义仍将是21世纪全球最主要的纷争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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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张：民族主义的对外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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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这里，大家应该已经了解到，不管是选择定居性社会生活形态，创造政治制度来规范人际关系，甚至想象出民族概念来进一步凝聚人群，很明显，人类不断企图通过集体手段来强化自己的自然竞争力，以便在淘汰激烈的环境中能够幸存下来。尽管如此，强化适应力看来毕竟只是种增加反击能量的消极做法，其实人类也经常使用积极的手段，正所谓“攻击是最佳的防御”，也就是透过战争以歼除可能的敌人，或者以消灭弱小势力来直接为自身力量达成加分的效果，这也让博托尔（Gaston Bouthoul）如此强调：“等待战争，乃人类社会生活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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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不是说人类有着侵略的天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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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殖民家罗德斯（Cecil Rhodes）的名言“假如能力足够，我愿并吞所有星辰”令人印象深刻，许多社会学家也倾向认为，尽管战争很像是场大规模的嘉年华会，但相较于战争毫无节制的暴虐行为，所有形式的节庆都不过是战争的低劣仿冒品而已；本书在此并不想深入讨论这个问题，因为它牵涉的问题实在太广了。我们要说明的只是：近代欧洲国家是如何利用民族主义来推进其全球扩张过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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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上看，欧洲国家自16世纪后便不断以“殖民主义”的形式向外扩张，但这个动作在19世纪初开始产生变化；原因之一是，美洲大陆的殖民地独立风潮，向欧洲说明了海外经营的不容易，其次则是由于拿破仑战争与工业革命为欧洲所带来的冲击，迫使许多国家必须专注于国家再造与国际权力平衡的调整。由于新的因素产生与新动力的注入，欧洲1870年代后的对外扩张在性质上有着不同于以往之处，台湾历史学者王曾才指出：“19世纪末期以迄20世纪初期的帝国主义扩张活动，因为系植基于民族主义与工业经济，并以近代科学技术作为凭借，而又采取了各种经济的、政治的、军事的与文化的手段来渗透和控制落后地区，且其影响力亦无远弗届，因而称为新帝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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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新帝国主义的成因，则可归纳为以下几点：首先是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竞争的激烈化。继英国率先通过工业化而缔造经济霸权后，其他主要国家也纷纷跟进；由于伴随着工业革命所产生的资本主义，本来就倾向直接诉诸人类所谓贪婪本性（虽未必为真），因此带来的经济组织重塑与技术革新也就成为一条不断加速的单行道，由此造成的大量生产过剩则成为危机意识的来源，从而导致各国将控制市场（保护本国与拓展殖民地）视为与生存休戚相关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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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民族主义的出现及其影响。现代国家单位于17世纪成形之后，加入精神新元素的“民族国家”更成为19世纪的发展主流。正如我在前章中曾经提过的，由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激荡，国家不仅被视为具生命的有机体，并且有衰老与死亡的可能，于是人们的政治使命便是抑制衰亡迹象，甚至借由重新活化而使国家得以再度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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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则是非西方地区趋于衰微而出现权力真空状态。相对于欧洲国家在最近数百年来所展现出的活力，其他一些原先在物质与精神文明方面尚能与其抗衡的势力（例如西亚的奥斯曼帝国与东亚的大清帝国）却面临着王朝末日的挑战，更遑论那些缺乏竞争力的地区（例如拉丁美洲与非洲，甚至大洋洲），于是就在这种明显此消彼长的态势下，后者纷纷成为欧洲帝国主义国家的附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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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新帝国主义的目标虽大体上是“经济性”的，亦即以扩张并掌握市场为主，但其背景还是欧洲国家间竞争加剧的结果。而且，由于殖民扩张后所掌握的大多仅是些“潜在性”市场，也就是这些殖民地除了提供更廉价的原料与劳力之外，其消费市场价值其实不高，换句话说，它们显然没有办法消化掉欧洲生产过剩的工业品，于是竞争压力又回到欧洲身上。这种态势不但在第一次大战后清晰可见（因此引发关税壁垒与经济大恐慌），同样也反映在大战前欧洲各国进行军备与同盟竞赛的心理恶性循环中；甚至因为战后处理不当而又引发了第二次的世界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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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是，人们真的从两次惨烈战争中吸取教训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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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真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从人类在战后设计并缔造的一连串国际和平机制，以及各国在战后重建信心与军备管制方面的努力看来，或许战争将不再是国家扩张力量的重要工具。不过，如果从各国竞相设法增加“竞争力”，并希望主导全球经济网络的角度看来，或许人类还是不会放弃扩张政策，只不过换了个战场而已。无论如何，我们更希望能够回答的问题是：民族主义的国际角色是否有了改变？民族国家是否还是当前最重要的一种政治单位？而民族主义本身的未来又将如何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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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国家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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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前述问题，日裔学者大前研一认为，尽管封闭国家模式的地盘观念在今日依然是一种非常常见的现象，但在经济疆界逐渐消失的世界里，由于“4I”因素——产业（industry）、投资（investment）、个人（individual）与信息（information）——的作用，传统民族国家的区分已经愈来愈失去其历史意义。他甚至进一步申论，民族国家在过去“重商主义”盛行的时候，确实扮演过强大的累积财富的角色，但在当前的全球经济结构中却沦为跑龙套的角色，甚至只是个极其没有效率的分配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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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论点有没有问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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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经济观点并不是目前威胁民族国家存在的唯一因素。从军事层面来看，特别是相关科技的进步与扩散（例如核生化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显然已直接威胁了国家的自保能力，即便是像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也由于无法完全防范不对称战争以致无法免疫“9·11”恐怖袭击；从这个角度看，除非贯彻“集体安全”国际机制，否则可能无法彻底解决问题。其次，从环境层面来看，大趋势将更加明显；诸如雨林破坏、臭氧层破洞、酸雨、海洋污染等，看起来都不是针对哪一个特定国家，而是冲着全人类的命运而来，若想解决这些问题的话，没有各国携手合作似乎是不可能的任务。再者，从文化层面来看，尤其是因为媒体革命、网络全球化与新移民潮的影响，致使所谓全球化有时几乎等同“西方化”或“美国化”（也就是让美国式的典章制度与社会规范“放诸四海而皆准”，当然，由此也引发一连串强调本土传统的反美浪潮），从而混淆或甚至破坏了许多传统的认同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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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来说，由于网络世界崛起所造成的国界透明化（或者有人干脆将它称为无国界现象），人际间经济活动愈来愈复杂，导致划地自限式的国家概念受到严重挑战（甚至政府还经常被认为是发展的绊脚石），再加上军事科技发展直接威胁到国家防卫其疆界的能力，以及经由环保议题扩散所带来愈来愈普遍的“人类大家庭”概念与“文化全球化”现象，这些都正让过去数百年来身为主流意识形态的民族国家，面临着相当大的发展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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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如果我们因此便轻易下结论说“民族国家即将就此划上句点”的话，或许还言之过早了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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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由于族群冲突导致的内战（例如1990年代爆发在南斯拉夫、埃塞俄比亚、索马里、乌干达、东帝汶，甚至俄罗斯境内车臣地区等地的冲突）与国际战争（特别是中东地区，在巴勒斯坦延续不断的阿以纠纷）显然是后冷战时期以来最重要的国际关注焦点之一，更何况有那么多秉持“分离主义”的原住民运动在后面推波助澜。其次，在国际经济竞争因全球化现象影响而越发激烈的情况下，民族主义（不管是狭义的种族动员或广义的社群主义）依旧是许多国家用以凝聚团结与向心力，以便迎接外在挑战的重要心理工具。再者，当前社会都市生活的特性，使许多人愈来愈依赖政府的建设与福利政策来过活，各国的政府职能也在持续不断的扩张当中，而这种扩张必然会带来强化国家有形外貌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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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正如我们一再强调的，人类所以是种“社会性动物”，是因为我们必须选择集体来捍卫自己生存的需要，换句话说，如果威胁人类生存的环境压力（特别是由于同类相残所爆发的战争）没有解除的话，那么就算我们不再使用“民族”这种不科学的名词来凝聚大家，人类也必然会发明另一种新的集体概念来取代旧想法，其结果只是换汤不换药罢了。反过来说，正由于民族主义至少到现在为止还是一种蛮有用的动员工具（例如英国与阿根廷在爆发马岛战争后，多数英国人都支持“我们”英国人与“他们”阿根廷人在那个满布瘠地的小岛上进行殊死战斗），再加上人类数量已经多到几乎无法避免因争抢资源而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因此，具有浓厚排外性的民族主义仍是目前散布最广的一种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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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曾经开玩笑说，除非外星人来袭而造成地球人的集体意识，否则在人类间划分你我他的区隔想法可能永远没有终止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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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认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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