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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所有这样的区分都是不公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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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我们可以发现“相对剥夺感”所以出现的缘故。这里指的不仅仅是遭到剥夺的感受（生活水平低或者根本没有政治自由）而已，更重要的是人们的预期（本来以为可以得到）与实际获得之间出现落差；例如在君权时代，原本认为只要按时缴税就可以了，没想到还要因为皇帝或若干个人的私欲而必须应付不合理的苛征杂税。戴维斯（James Davis）曾利用J形曲线来解释这样的革命现象，字母“J”代表了上升中的期望突然间被中断的状态；也就是说，革命经常发生在实际付出超出原本期待，或者在期望升高但又无法被确切满足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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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从某个角度来看，相对剥夺感的出现其实并不常见，因为“聪明的政客”既不会乱开支票（除非地位遇到严重挑战），也不会随便明目张胆地奴役民众（最好是适度响应社会要求以交换人民的忠诚，这样比较保险）。革命更常见的原因其实来自某种“不均衡感”，也就是当政治系统连大家最起码的生存需求都没办法加以响应的时候，那么人民当然只得诉诸“自力救济”；这也是陈胜与吴广为什么要揭竿而起反抗暴政，同时会有那么多人追随他们的原因所在。例如美国学者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便认为“多重功能失灵”经常是革命爆发的主要来源，它说明了“人们为什么多少世代以来不断忍受折磨，最终还是起来反抗”的原因。换句话说，如果政府至少能提供“稳定秩序”这个公共职能的话，未必会激发出人们冒险犯难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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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政治学者所关注的“相对剥夺感”或“不均衡感”，马克思派学者更喜欢从另一个方面来解释革命现象。在他们看来，所谓革命表面上看来虽是个政治事件，但其本质是“社会变迁”的结果，它意味着某种经济体制或生产方式被另一种模式所瓦解并取代。这派人士认为，革命一方面反映出压迫者与被压迫者或剥削者与被剥削者间的冲突，同时也只有“体制的全面性转换”才叫做革命（例如美国在1776年后依旧大致保持殖民经济结构，他们就认为这根本不叫革命）；由此也衍生出托洛斯基“不断革命论”的观点：他认为，不仅建立虚伪的民主形式根本称不上是革命成功（事实上它不过是资产阶级的反革命行动），而且，由于社会关系与结构的变迁是不断进步的，因此用来克服内部斗争问题的革命也就没有所谓终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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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性危机：被统治者不满与革命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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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不管学者们喜欢从哪个角度来诠释革命现象，所谓“革命”根本是没有权力者对有权力者的抗议，进一步来说，革命可说是寡头铁律下不可避免的后遗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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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让我们再一次重申前面提过的部分论点。首先，我们强调人类倾向于根据“自保”原则，为解决生存竞争压力而缔造制度；但在建立制度的过程当中，至少到目前为止，“政治阶层现象”与“权力”依旧是设计师们没有办法去除的两个附带品，其中，前者使我们被迫筛选出（其实在多数情况下是他们自己跳出来）少数人来负责操纵制度，后者则如同病毒般不断侵蚀免疫系统，最后让制度的运作逐渐偏离原先设定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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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承认，人多嘴杂确实容易坏事，因此让少数秀异分子来“帮大家完成理想”是个挺不错的选项。但是，只要我们一直拿不出能够有效运作的价值测量表，以便对那些自愿参政者做真正的筛选，权力病毒便会以这些政客作为“宿主”，先是利用他们进入制度内部，接着在腐化他们的脑神经后再进一步重组（或者摧毁）制度。在历史上，政治领袖从以同意为基础到争取终身与世袭制的发展，就是最好的证明；至于以分权制衡概念为出发点的美国联邦制度，从最初的“双轨式联邦主义”（中央与地方各自拥有不可侵犯的权力）发展到现在的“强迫式联邦主义”（联邦政府通过立法与预算控制，使得州政府日益顺从中央的指令），也不啻是个警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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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言之，尽管所有制度设计的重点都在于服务多数人的利益，并防止权力腐蚀制度根基，但事实上的挑战却不断接踵而至。更要紧的是，一个无法响应人民需求的制度，是既不可能让人满意也不可能稳定的。但反过来讲，要说存在过什么从不回应需求的政治制度，似乎也不太可能，因为统治者多半不会笨到去挑衅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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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这样，那么革命又是怎么爆发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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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从统治者的角度出发。根据执政理性来看，人民所得愈少则统治者所得自然愈多；因此，从“获利极大化”的前提出发，统治者必然会不断试探人民忍耐程度的底限，然后尽可能不越过底限以避免触怒人民。与此同时，为降低试探底限与维持统治所须付出的“统治成本”，执政者通常也会从两个方面着手：首先是创造可用来维系政权正当性的意识形态，以便从心理层次对被统治者实施催眠动作，其次则是根据这种意识形态来创造社会阶级架构，例如西周初年的周公便在制礼作乐后，通过宗法制度来建立封建规范。一般来说，意识形态与阶级架构是互补互生的，其目的都在于迫使人民打心眼里接受自己的社会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多数人民当然无法脱离“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馁亡”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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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今中外的大多数例证看来，被驯服的民众所以会冒险发动革命，其原因多半是“经济问题”（帝国暴政或王朝腐败经常被夸大）。特别是发生天灾（因水旱虫灾致使农产歉收）或人祸（内战、发动对外战争或遭遇外国势力入侵）之后，由于统治者无法解决“政府失灵”的问题，往往因国库破产而使政府失去应有的提供公共品的职能，在执政威望下降之余，又因为统治者也仅能不断向人民征税来弥补财政短缺，最后终于在引发普遍不满后带来“正当性危机”，革命也由此揭开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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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经济问题虽常常扮演着革命的导火线，但若想将不愿轻易牺牲生命的民众拉上抗议的前线，难免要给他们一点精神上的动力。例如东汉末年的黄巾党喊出所谓“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口号，法国大革命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没有阶级，公正且和谐治理的完美社会”，俄国革命中的布尔什维克派希望能带领大家完成“无产阶级专政的理想”，至于南美洲的原住民活动家则始终相信一则预言：“明天，当印第安人起来要求还他们公平，还他们被抢夺的土地时，我们将看见印加人的第三度再生，……印加帝国将会重建，而在古老的秘鲁，幸福将重新普照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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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尽管革命确实有着“由下而上”的特质，但所谓“下”未必指的都是普通人民。正如部分学者所强调的，比起绝大多数缺乏意志与冒险犯难精神的民众，政治变迁其实更可能来自政治或军事精英的反叛，而非一般焦点所关注的“农民起义”或“人民革命”。这种说法确实有点儿道理。众所周知，在中国历史上出现的那么多次改朝换代行动中，只有汉高祖刘邦与明太祖朱元璋出身平民，第三世界的许多推翻执政者的政变，也都是政客与军官联手的结果。当然，这些军政精英所以发动革命或许也是来自“相对剥夺感”（希望增加权力的欲望未能获得满足）的缘故，但他们的行动与一般所谓人民革命是否还是有点儿不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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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反与革命：目的论与不同的定义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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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我们利用约翰逊援引过的一个例证来加以说明：1789年7月14日傍晚，当利昂库尔公爵觐见并秉告法王路易十六，巴士底监狱已遭攻陷时，国王的反应是：“这简直是造反！”但公爵马上纠正他说道：“不，陛下，这不是造反，这是革命！”1854年，一位名叫梅多斯（Thomas Meadows）的学者也说了这么一段话：“中国人是地球上最富于造反精神，但又最缺乏革命性的一个民族。”那么，“造反”（或称叛乱）与“革命”到底有什么不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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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伦特对此作了一个蛮不错的脚注；她说：“这些叛乱之目的并不在挑战权威或类似的既定秩序架构，而是为了解决替换某个正好处于权威地位者的问题，无论是以合法君主替代篡位者，还是以合法统治者替换滥用权力的暴君。”霍布斯鲍姆也提出过类似的论点：“农民并不是为了他们并不认识的那个真实国王而起义，而是为了理想中的公正国王而起义。”换言之，大多数叛乱活动的目标是罗西瑙（James Rosenau）所谓的人事战争或权威战争，重点是推翻那些不受欢迎的统治者，然后代之以那些可能比较合理的新统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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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而言，革命显然意指“结构转换”，也就是希望能够彻底改变权力分配的模式。从这个角度来看，革命不但会带来历史发展的断绝，甚至它本身就是种历史的异常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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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又怎么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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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实层面来看（或许这可说是个悲观的事实），人类不仅在架构整个政治制度时无法避免少数统治的命运，在企图改变现状时也是如此。换言之，虽然一般人民在“叛乱”或“革命”发动时都必然参与其中，但充其量不过是摇旗吶喊的角色罢了。在比较单纯的农民起义例证里，我们可以发现他们其实若非充满着很高的可妥协性（例如《水浒传》中的宋江一天到晚想受到朝廷的招安，甚至在化匪为官后还帮朝廷卖命出征），便是野心程度不高（只要能占山为王或者割据一乡一地就很满足了），胆敢或希望能“称孤道寡”者只是其中一小部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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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些受精英利用而掀起的叛乱或政变例证中，一般人民则几乎没有发言权。而且，那些因（分赃不均以致）心生不满而想推翻既有政府的军事或政治精英，其实多数都不太反对现有的权力分配“架构”，而只是无法接受目前的权力分配“比例”而已。例如诺德林格（Eric Nordlinger）在研究冷战初期发生于拉丁美洲的几十次军事政变后发现：军事政变的最常见结局，就是一切都换汤不换药，除了更换执政团队的一大堆名字外，其余一点儿都没变。正因为这种现象，比较严谨的学者才会试图区隔“造反”与“革命”这两个目的迥异的类似行动；例如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便将社会革命研究的焦点放在几个真正发生彻底变革的国家身上，例如展开欧洲首度民主实验的1789年法国大革命、终结千年帝制的1912年中国革命，以及企图实践共产理论的1917年俄国大革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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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我们也请各位依循着这样一种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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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我们还有一个问题需要回答，那就是：为什么在历史上真正的革命并不太多？主要原因可能有两个：首先，人类到目前为止所设计的制度一直都维持着寡头统治的特征，也就是只有少数人能触及并操控权力核心，这不仅符合政客的利益，正如前面所描述的，也让多数不满现状的军政精英在使用暴力手段时，心中只怀有改变权力分配比例的有限目标。第二个可能的原因则是，尽管在现实世界中亦不乏怀抱志向的精英，但是对现状不满是一回事，能不能提出更好的替代方案则是另一回事；换言之，在更新的概念逻辑（例如民主政治理论）出现前，理想性精英们一方面既缺乏推翻既存结构的有效思想指引，另一方面除了表示反对外有时也拿不出什么实际解决办法来，结果引发一连串“无主张暴动”，目的只在发泄怨气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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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体制内的革命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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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由于统治者无法有效响应人民的生存需求，部分政治精英不满意既有的权力分配状况，还是由于社会结构出现根本性的变化，尽管未必存在可行的方案，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变迁仍是所有社会组成分子无法避免的现实。因此，人们在面对这个问题时，还是有着形形色色的各种不同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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