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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实层面来看（或许这可说是个悲观的事实），人类不仅在架构整个政治制度时无法避免少数统治的命运，在企图改变现状时也是如此。换言之，虽然一般人民在“叛乱”或“革命”发动时都必然参与其中，但充其量不过是摇旗吶喊的角色罢了。在比较单纯的农民起义例证里，我们可以发现他们其实若非充满着很高的可妥协性（例如《水浒传》中的宋江一天到晚想受到朝廷的招安，甚至在化匪为官后还帮朝廷卖命出征），便是野心程度不高（只要能占山为王或者割据一乡一地就很满足了），胆敢或希望能“称孤道寡”者只是其中一小部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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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些受精英利用而掀起的叛乱或政变例证中，一般人民则几乎没有发言权。而且，那些因（分赃不均以致）心生不满而想推翻既有政府的军事或政治精英，其实多数都不太反对现有的权力分配“架构”，而只是无法接受目前的权力分配“比例”而已。例如诺德林格（Eric Nordlinger）在研究冷战初期发生于拉丁美洲的几十次军事政变后发现：军事政变的最常见结局，就是一切都换汤不换药，除了更换执政团队的一大堆名字外，其余一点儿都没变。正因为这种现象，比较严谨的学者才会试图区隔“造反”与“革命”这两个目的迥异的类似行动；例如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便将社会革命研究的焦点放在几个真正发生彻底变革的国家身上，例如展开欧洲首度民主实验的1789年法国大革命、终结千年帝制的1912年中国革命，以及企图实践共产理论的1917年俄国大革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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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我们也请各位依循着这样一种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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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我们还有一个问题需要回答，那就是：为什么在历史上真正的革命并不太多？主要原因可能有两个：首先，人类到目前为止所设计的制度一直都维持着寡头统治的特征，也就是只有少数人能触及并操控权力核心，这不仅符合政客的利益，正如前面所描述的，也让多数不满现状的军政精英在使用暴力手段时，心中只怀有改变权力分配比例的有限目标。第二个可能的原因则是，尽管在现实世界中亦不乏怀抱志向的精英，但是对现状不满是一回事，能不能提出更好的替代方案则是另一回事；换言之，在更新的概念逻辑（例如民主政治理论）出现前，理想性精英们一方面既缺乏推翻既存结构的有效思想指引，另一方面除了表示反对外有时也拿不出什么实际解决办法来，结果引发一连串“无主张暴动”，目的只在发泄怨气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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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体制内的革命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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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由于统治者无法有效响应人民的生存需求，部分政治精英不满意既有的权力分配状况，还是由于社会结构出现根本性的变化，尽管未必存在可行的方案，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变迁仍是所有社会组成分子无法避免的现实。因此，人们在面对这个问题时，还是有着形形色色的各种不同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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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伊萨克（Alan Isaak）以“是否接受既存结构”为前提，将各种反应再细分为以下的五种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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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受既存结构者方面，首先是反对大规模且有计划变迁的保守派，他们并不反对必要的变革，但认为改变愈少愈好；从某个角度来说，他们甚至可说是“反改革者”。其次是主张较温和改革途径的自由派，这派人士对改革的必要性接受度更高，也更容易妥协，但只愿意配合渐进与累积的方式，同样反对大规模计划，因此很多人认为他们和保守派其实差不多。第三是所谓的改革派，他们对改革必要性的体认显然比前两派要深刻得多，同时由于对改革事业怀抱着某种急迫感，这些人不反对急变，主张只有通过有计划的行动才能收到变革的真正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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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反对既存结构者方面，首先是主张必要时不排除利用体制外手段的激进派，他们比较常用的体制外手段包括示威游行、集体罢工，甚至在议会中瘫痪立法，意在通过更激烈的方式，除表达改革的迫切性之外，也希望执政者能立即对相关诉求作出响应。其次是根本不想接受现状的革命派，这派人士由于完全对现存政府绝望，同时不认为执政者有同意变革的空间与可能，因此主张通过政治暴力形式（包括暗杀、恐怖活动、游击战与正式内战）来达成其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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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前段已经就体制外行为着墨甚多，因此这里仅将焦点放在体制内的改革行动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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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上改革行动的次数远超过革命爆发次数来看，可见政治变迁的原因与动力尽管存在，但多数人仍希望通过体制内（也就是比较和平的）行动，而非可能引发更大冲突的体制外途径来解决问题。其原因是，因应变迁所需的改革或许从长远的眼光来看，是符合人群集体利益的，但若在其中加上暴力因素的话，可能会在短期间引起不必要的牺牲，甚至危及集体生存（由于内斗或内战而导致国家衰亡的例证不胜枚举）；正因如此，或许回应稍慢些，但体制内改革毕竟是比较安全一点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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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如此，改革的成功几率严格来说也不算高。以中国历史上的例子来说，战国时代秦国商鞅变法、两汉之交的王莽变法、北宋时的王安石变法、明朝中叶的张居正变法，以及清末的戊戌维新等变法活动，在实施过程中都遭到包括保守派与自由派在内的广义保守派的打压与反扑（其表面理由都是为了捍卫祖宗家法），从结果来看，成功者寥寥无几。除商鞅变法因为有战国时代国际竞争环境作为助力，因此较具成效之外，其余改革努力不是未竟全功，就是在引发党争或内部冲突后，以完全失败收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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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改革的历程会这么艰难呢？既然改革的结果多半以失败告终，对于这个问题当然也得从反面立论才行，也就是得摸清楚反对者所以反对的理由究竟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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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比较理性的层面来看，被称为“保守主义之父”的18世纪英国哲学家伯克（Edmund Burke）曾说：“一般人都是依直接的感受来行事的，我们不但不会抛弃旧日的成见，还会非常珍惜这些成见，……我们不敢让人们各凭理性来生活，因为我们觉得个人这份理性资产实在很微小。”正因为人们并没有足够理性来安排自己的生活，因此“追随先人踩过的足迹而行，将使人既不彷徨也不会犯错”。换言之，部分保守派所以拒绝大规模改革，是由于不相信人类有足够理性来制定完美计划，所以还不如享受经由历史粹炼所留下来的前人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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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如果以为所有保守派都如此理性的话，不免太天真了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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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比较权谋的层面来看，正如我们在前面所说过的，由于人类到目前为止所设计的制度一直都维持着寡头统治的特征，因此，所有改革不仅将带来结构调整，同时也必然会改变现有的权力分配状态；换言之，一定有人会在改革过程中得利（获得更大比例的权力），也会有人有所损失（亦即失去权力）。再者，因为改革派掌握了政治变迁的主动权，一旦改革成功之后，他们必然成为权力新贵阶级；相应地，即便保守派改弦易辙，转而支持变革，也仅能分享到改革的部分成果而已，甚至还将面临下一波的政治斗争，从而可能彻底沦为游戏中的失败者。正因为如此，他们“当然”得反对所有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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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以上推论成立（不幸的是，它们恰巧是真的）的话，那么改革还有什么机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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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侏罗纪公园》里有句台词是这么说的：“所有物种都会找到属于它自己的演化出路。”我想，人类的发展也应该是如此吧。如果政治变迁的要求无法获得正面满足，理论上势必危及群体生存；从这个角度思考，为了符合生存这个最高的利益与价值，聪明如人类者应该会想到办法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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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或许正是现代民主概念出现的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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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是什么？ 民主 还是找个好点儿的办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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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于许多人将民主理论直接等同于政治学，日裔美国学者福山甚至提出自由民主可能形成“人类意识形态进步的终点”与“人类统治之最后形态”等“历史终结”论点（虽然他自己后来也不敢多谈了）。但本书绝不同意这些说法。我只承认，较之过去人类采取过的政治制度，民主架构确实有过人之处，但若说它是完美无瑕的，则未免自欺欺人了。无论如何，且让我们先看看现代民主概念是怎么在欧洲这块土地上发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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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以下几个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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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主义、城邦、保护式民主、发展式民主、参与式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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