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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富国强兵”的政策或与其他国家的实际竞争都必然以全民运动的形式展现出来；它一方面使执政者开始产生对人民的依赖性（也就是必须仰赖人民的愿意缴税与当兵来维持自己的权力地位），同时也解释了为何在“人类定居习惯”与“统治者武力垄断权”这两个因素不变的情况下，人民可以得到更多的发言权，甚至还出现政治民主化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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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趋势在17世纪以来欧洲政治哲学的发展过程中可以看得很清楚。例如相对于在中古时期被认为比较完美的公有制，英国哲学家洛克首先强调，人们对于经由自己体力劳动所产生的结果应拥有自然权利，因此坚决主张财产私有制。类似想法逐渐在欧洲学术界成为思想主流，更重要的是，它还提供了发动“革命”的环境背景与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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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获得财产权与一定程度的发言权利后，与垄断权力的贵族之间的冲突自然无法避免。所有人都以“自利”与“生存”作为出发点，这与贵族只是将人民当作财产的概念是矛盾的；不过，只要国际竞争态势持续存在，而贵族也继续依赖人民的支持来维持其政治地位，这样的矛盾就只会不断扩大而没有缩小的可能性。中国从战国到秦朝的历史发展正好提供一个反证：在列国争战不断爆发的情况下，各诸侯国（包括秦国在内）无不以奖励商业来厚植国力，不过大一统态势一旦完成，商人失去利用价值，“重农抑商”也就取代重商主义而成为至清代一直没有调整过的基本国策。欧洲的发展则恰恰好相反；正因为国际间的竞争局势有增无减，甚至还因为许多国家从事全球殖民活动导致冲突面不断扩张，可以这么说，只要这种情况一天不改变，权力从原先统治者流到一般人民手中的过程也就难以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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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过程首先凸显在19世纪上半叶欧洲各国普遍爆发的立宪运动中（例如1830年代与1848年的革命风潮），它们要求通过法律形式来重新规范统治与被治者之间的关系（特别是成立国会来保障人民利益）；其次是现代议会架构的出现与贵族的逐渐丧失立法垄断权（后者主要是由于普遍选举权制度的推行）；最后，在自由贸易运动浪潮（要求政府减少对商家的干预）来临后，政府终于以“必要之邪恶”姿态，只剩下提供贸易安全保障这个消极的工具性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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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邦政治：民主的古典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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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面的叙述，相信大家应该可以初步了解民主概念所以在近代欧洲出现的环境因素。下一个问题是：将人民从中古时期封建架构当中解放出来，固然是许多哲学家思考如何解决当前问题时的共识，但到底要如何去重新设计一套合宜的政治制度，则不能不说是一大挑战。当然，解决问题的办法与途径或许有很多，不过，毕竟民主一直到19世纪为止还只是个欧洲式现象，因此我们首先还是先看看欧洲人自己怎么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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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人对于如何重新安排政治生活的想法主要来自16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提供的想象，其主要素材则是距今约两千年以上的古希腊与罗马的历史。从某个角度来看，这些时期的发展确实与近代欧洲有些仿佛相似的地方。首先在国际环境方面，在巴尔干半岛以及从亚得里亚海到爱琴海的东地中海区域里，不仅散落着相当多被称为“城邦”的政治单位，这些单位间也由于激烈竞争而使得国际冲突不断；这种情况同样孕育出“重商主义”与“个人主义”，例如希腊法律即以帮助个人改善其命运为出发点，同时以人民同意作为基础，将保护人民的生命与财产安全当做法律的最高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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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完成前述目标，限制统治者的权力可说是相当必要的。例如雅典的国王不但经由抽签方式选出（斯巴达甚至采取双国王制），其角色也仅限于宗教与若干司法功能；真正的政治权力则通过“直接民主”（也就是所有人民都拥有参与的权利）的形式来进行，首先由全体民众组成“公民会议”，接着抽出数十到数百人组成“行政会议”来处理日常事务，然后是选出任期很短（大约为一年左右）且权力有限的“行政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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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的发展也差不多。在平民取得政治发言权后，他们首先成立所谓“部落民会”作为代表民意的机构，然后选出若干位“保民官”来负责保护人民并对抗政府，接着更通过法律形式（也就是一般称为“十二木表法”或“十二铜表法”的东西），明确规范政府与人民彼此的权利义务，实际的政治运作则交给由三百个人组成的“元老院”来集体行使，两年一任的“执政官”则负责召集元老院并处理司法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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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体来说，这些古希腊与罗马的政治经验，为19世纪逐渐走向民主道路的欧洲提供了以下几个参考方向：首先是人民地位的解放与受尊重；其次是人民地位的解放必须通过法律形式（也就是后来的宪法与司法机关）加以保障；再者，为更有效确保前述法律的获得实施，成立代表民意并负责监督与对抗政府的机关也有其必要（由此出现后来的国会）；最后，从长期发展方向来看，限制统治者的任期（也就是取消终身职与世袭制）应该是为了落实整体制度理想而必须努力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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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相较于希腊罗马时期经常采用的“直接民主”模式，以及当时公民投入政治活动的频繁程度，尽管卢梭也认为“小国寡民”式的运作是民主政治发展的终极理想，但欧洲各国也这样照做的话，有些困难则是无法克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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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难题是，任何政治单位的范围都是自然生成，不可能人为加以设定（即使希腊城邦也是如此），因此硬要让欧洲的民族国家分裂成更小的政治单位，非但没有可能性，也违反了欧洲自中古时代末期以来不断兼并的历史潮流。其次，相较于希腊的直接民主形式其实是以“奴隶制度”作为其经济基础（也就是所有公民都具备“有钱有闲”的特征），19世纪的欧洲既不存在同样的社会经济背景，更重要的是，不仅贵族政治的习惯依旧存在，而且绝大多数人民由于缺乏教育训练，的确也没有参与讨论甚至共同决策的素质，因此以“代议民主”来取代“直接民主”，也就成为欧洲这波民主浪潮的必然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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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保护式民主到发展式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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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在尼德兰联合省、瑞士各邦与美国东北部（新英格兰地区）的少数城镇外，其实前述古典的直接民主形式，不过是学者们“坐而言”的理想罢了。事实上，当现代民主概念因为资本主义体系运作而开始在欧洲出现后，一开始便与古希腊模式有着若干差别；相对而言我们或许可以这么说，17到18世纪的欧洲民主运动发展跟古罗马历史倒是有些相似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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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于希腊世界的商业活动发达和个人主义想法的盛行，罗马毕竟是个以农业为主的社会，因此贵族阶级最初仍拥有很重要的地位。不过，由于不断受到来自北方蛮族的侵袭，为有效组织军队加以对抗，于是解放更多人取得公民权（这点与欧洲国家受兼并战争压力的环境有点类似）以换取他们的忠诚便有其必要；其后，由于贵族在持续增加对平民的需索之后，却没有给予平等的社会地位，为了争取政治发言权，于是平民利用贵族对他们税收与人力的依赖起而抗争，终于慢慢地形成我们在上个段落中提到的罗马式民主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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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近代欧洲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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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一再强调的，长期彼此混战加上持续的对外扩张，为欧洲各国带来沉重的财政压力，更重要的是，人民受到的压迫逐渐超越他们忍耐的底线，终于爆发出一股要求更多权利保障的诉求（许多学者认为，在宗教革命后，特别是路德教派与卡尔文教派等的重视“个人”价值，也是激发民主动力的重要原因之一）。这种诉求首先表现在英国哲学家洛克主张的“天赋人权”（特别是私有财产权）观念中，接着，边沁强调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快乐”，也直接挑战了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贵族政治维护少数利益的本质，由此更形成了近代的第一个民主想法，也就是所谓的“保护式民主”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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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来讲（尤其是从现在的眼光来看），所谓“保护式民主”只是一种非常消极的抗争诉求，因为它只希望让政府不再随意侵犯人民权益而已。正如同赫尔德（David Held）所说的：“保护性民主制度的核心是通过民主制度来保护被统治者免受各种暴政，尤其是免受国家的压迫。”不过，在贵族依旧垄断政治的前提下，这个目标该怎么达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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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首先想到的是某种“有限且间接”的模式；也就是通过“选举”机制来建立人民“同意”的基础，以便制约世袭贵族的正当性。换句话说，作决定的人必须能够获得人民在选票上的支持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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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最初的民主强调取得投票权的财产限制（当时的学者认为拥有财产同时也代表着拥有理性、教育程度与从事思考的闲暇），因此和现代民主不断凸显的“平等”原则显然是不同的。不过，这波民主运动仍创造出两个影响深远的机制，即“宪政体制”与“制衡设计”。前者使许多欧洲国家在建立宪法后，从原来的专制王权转向看来理性些的君主立宪政体，最起码人民所要求的东西都被以法律形式来进行保障了；至于后者，则强调根据权力分立的精神，将行政、立法与司法等三大部门切割开来，然后让这些部门彼此牵制因而可能比较不会危及到人民的权益（对此，我们将在上篇末尾处作进一步的详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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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保护式民主的忽略“平等”原则不能不说是一大弊病。更何况它的缺点还不只如此；就好像法国学者卢梭批评英国宪政时所指出的：“英国人民相信他们自己是自由的，这真是个天大的错误；因为他们其实只有在投票选举国会议员时才是自由的，一旦选出国会议员后，英国人就变成一文不值的奴隶了。”这样的批评听起来或许有点尖酸刻薄，但却是到现在为止都值得大家深思的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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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我们现在的状况不是如此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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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对前述保护性民主概念流于形式的批判，推导出了所谓“发展式民主”，或后来所谓“参与式民主”的概念。后者认为，仅仅通过机制来保护人民不受政府侵犯，其实并不算是民主的真谛（不过是种太过消极的手段）；进一步来说，只有设法利用民主程序来促进人类自己的生活，才是建构新制度的最高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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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个角度看来，这种观念确实也符合本书的论点，也就是人类创造社会与制度的原因，是为了解决自己的生存与竞争问题。因此当人类社会逐渐发展成多数人必须为少数人利益服务的时候，不仅荒谬透顶，同时也根本背离了人类生活的基本价值。只有脱离并推翻少数统治阶级为维系自己权力所设下的魔咒（也就是君权神授等意识形态），并且携手建构起一套新的制度来共同改善自己的生活，人类才算是做对了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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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被边陲化的政治核心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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