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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最初的民主强调取得投票权的财产限制（当时的学者认为拥有财产同时也代表着拥有理性、教育程度与从事思考的闲暇），因此和现代民主不断凸显的“平等”原则显然是不同的。不过，这波民主运动仍创造出两个影响深远的机制，即“宪政体制”与“制衡设计”。前者使许多欧洲国家在建立宪法后，从原来的专制王权转向看来理性些的君主立宪政体，最起码人民所要求的东西都被以法律形式来进行保障了；至于后者，则强调根据权力分立的精神，将行政、立法与司法等三大部门切割开来，然后让这些部门彼此牵制因而可能比较不会危及到人民的权益（对此，我们将在上篇末尾处作进一步的详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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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保护式民主的忽略“平等”原则不能不说是一大弊病。更何况它的缺点还不只如此；就好像法国学者卢梭批评英国宪政时所指出的：“英国人民相信他们自己是自由的，这真是个天大的错误；因为他们其实只有在投票选举国会议员时才是自由的，一旦选出国会议员后，英国人就变成一文不值的奴隶了。”这样的批评听起来或许有点尖酸刻薄，但却是到现在为止都值得大家深思的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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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我们现在的状况不是如此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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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对前述保护性民主概念流于形式的批判，推导出了所谓“发展式民主”，或后来所谓“参与式民主”的概念。后者认为，仅仅通过机制来保护人民不受政府侵犯，其实并不算是民主的真谛（不过是种太过消极的手段）；进一步来说，只有设法利用民主程序来促进人类自己的生活，才是建构新制度的最高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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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个角度看来，这种观念确实也符合本书的论点，也就是人类创造社会与制度的原因，是为了解决自己的生存与竞争问题。因此当人类社会逐渐发展成多数人必须为少数人利益服务的时候，不仅荒谬透顶，同时也根本背离了人类生活的基本价值。只有脱离并推翻少数统治阶级为维系自己权力所设下的魔咒（也就是君权神授等意识形态），并且携手建构起一套新的制度来共同改善自己的生活，人类才算是做对了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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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被边陲化的政治核心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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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学者罗伯特·达尔（Robert A.Dahl）说：“其实早在本世纪初（这里指的是20世纪），那些民主的宿敌，也就是建立在狭小且排他性参政权之上的中央集权君主制、贵族世袭制与寡头政体，就已经在众多世人眼中丧失了他们的正当性。”佩特曼（Carole Pateman）更乐观地指出：“民主从未如此受欢迎过，而民主宪政制度、公民与政治自由、多党选举以及普遍选举权等，也未曾如此地遍及全球。”根据粗略估计，目前约有50%以上的国家拥有民主体制（若单就是否拥有类似制度设计而不管其实际运作状况的话，则超过九成以上），由此看来，将21世纪的世界称为“民主的时代”似乎并不为过。而且，当亨廷顿所谓“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在20世纪末席卷全球，而作为美国长期对手的苏联恰好在彼时宣告解体后，一时间，民主政治似乎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普遍正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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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到底怎样才叫做“民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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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百年来的定义有很多。例如洛克认为：“当某些人基于每个人的同意而组成一个共同体后，他们因此将共同体凝聚成一个整体，把共同体权力掌握在手中的多数，可能随时会进行法律的制定。”卢梭指出：“除了根据全体一致同意所达成的原始契约外，多数的投票总是可约束其他人。”美国第三任总统杰斐逊也认为：“多数人的意愿在所有情况下都必然是占优势的。”这些林林总总的说法其实可以归纳成以下两个原则：第一是“人民同意”，也就是只有在所有人都同意的情况下，国家或者统治主体（指的经常就是政府）才能够存在；其次是“多数统治”，也就是在国家成立后，任何政策的形成最起码都要获得多数人赞同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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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这两个原则几乎是所有政治学者的共识，但是并不表示它们是没有问题的。首先，在古今中外的历史里，我们根本找不到所谓根据全体人民一致同意而建立的社会或国家；如果你去问洛克或卢梭这些主张社会契约论的学者，要他们举个真实例子来证明自己论点的话，接下来出现的无疑是令人尴尬的沉默。美国当初独立的时候，也没有征询过全体人民的同意，事实上，根据美国学者贝亚德（Beard）的看法，当时所谓人民“不过是宪法序文中冠冕堂皇的字眼而已”，甚至这些字眼的原意“并非将所有美国人民当作一整个人民来看待，而是把人民按各州分成几个独立团体”。换言之，所谓人民同意若非是个根本没实现过的理想，便只是个神话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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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正如我们常听到的：“多数尊重少数，少数服从多数”。经过大多数人的同意来决定采取什么样的政策，似乎是让人不得不接受的途径；因为若非如此的话，只要开放让大家七嘴八舌地讨论事情，相信是几乎不可能得到任何结论的。不过，残酷的现实是，就算服从多数意见是为了让社会能够运作下去而不得已采取的办法，但要叫多数真的尊重少数，在没有适当机制（也就是如何处理少数意见的问题）的前提下似乎是很难做到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只要存在所谓民主程序，多数统治根本是个无须提倡就必然会出现的情况，至于少数意见的被牺牲，则是实际上常被忽略的政治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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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一步来说，就算“人民同意”与“多数统治”都成为被大家所接受的民主政治原则，正如我们在前面强调过的，少数统治是另一个没有办法避免的发展结果。问题出现了：我们该怎么样去面对多数统治“理想”与少数统治“现实”间的矛盾呢？我们该如何在高举“人民同意”的旗帜下，真的将人民引入决策过程呢？如果我们最终被迫只能将权力交给少数人的话，到底应该怎样去选出素质比较好的“公仆”，又该如何让他们乖乖地为人民服务呢？是否可能设计出一种制度，来保障少数统治者尽量不腐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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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问题显然都不容易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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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我们必须了解到，人民虽被虚拟为民主的核心，其实是处在边陲（也就是多半时刻被忽略）的位置上。如何处理这种理论与现实无法契合的困境，不但是研究当代民主或对现实政治运作有兴趣者应该用心去思考的问题，也是我们下面几个章节探讨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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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是什么？ 选举 目标是真正选贤与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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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学者们对所谓“民主”的定义有多少，“选举”或“投票”永远是关于落实此种制度要件的唯一共识；换句话说，一个没有选举的国家，无论如何是不可能被认定为民主的。从这个角度来看，选举机制的重要性再明显不过。尽管如此，我们在这里还是要针对选举制度的起因及其希望能完成的目标，跟现实作一对照，然后检讨其中到底存在着哪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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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以下几个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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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议政治、选举、复数投票、相对多数制、政党比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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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谁该被保护？谁又有资格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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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上一章已经就民主概念与其相关设计何以会出现在近代欧洲的理由作了一些初步说明。正如罗伯特·达尔所进行的简单描述一般：欧洲某些地区（特别是大西洋沿岸国家）的地理条件与历史机遇，使“平等”（这在贵族社会中是不可思议的）的逻辑得以刺激地方议会机制的产生，至于“统治者必须取得被治者同意”这个现代民主想法，则显然是为了因应征税问题所引起的（理由参见前章叙述），后来更逐渐发展成一切法律的正当基础。当然，以现代的眼光来看，所谓平等指的是“无论是最穷或者最富的人，其生命的价值都应该是一样的”，而且“纵使是最贫穷者，也不应该限制他们发表意见的自由”；不过，在最初的民主发展过程中并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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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为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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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其实很简单。就像我们在前面所说的，既然民主（一般指的是限制政府或贵族权力）的观念来自对统治者横征暴敛的不满，这类反感最初当然起自那些有财产能够被征用的人，也就是有钱人，或者至少是拥有一定数量私有财产者；相对地，那些包括佃农在内的无产阶级便在被忽视之列。其实，对于穷人的歧视不但早自希腊时期起就是个相当普遍的现象，从最老牌的英国宪政发展史来看也是如此；例如在17世纪的清教徒革命期间，尽管以自耕农与都市下层居民为主的“平等派”与以佃农为主的“真平等派”都支持国会向英王夺权，但革命成功后却未因此便得到自由，18世纪的宪章运动后，能够获得投票权的所谓“公民”还是仅指那些每年收取租金达40先令以上的地主。而且，在1964年以前，美国南方仍然有许多州实施人头税制度，并要求人民在投票选举时一并缴纳，致使许多无力缴交税收的贫苦人民干脆放弃投票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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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财产限制绝不是区别公民资格的唯一标准，种族区隔是另一个值得观察的焦点。例如美国的黑人虽在1864年内战结束后便获得解放，联邦宪法也明文规定“联邦政府或任何州政府均不得以种族、肤色或以曾经为奴隶等考虑，而剥夺其选举权”，但他们直至1924年才被允许广泛参加政党的初选活动，直至1960年代后才得以投下他们神圣而完整的第一票（在此之前黑人票数以二分之一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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