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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各国的计算方式是否都一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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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得先说明一下，目前我们可以投票选出“行政代表”（例如总统、县市长或乡镇长）和“立法代表”（包括从中央到地方的议会机构）两种人；前者的应选名额通常就是一位，后者则从数十位到数百位不等，主要看国家的规模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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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行政代表”方面，由于仅选出一个人，计算办法就简单多了，一般只要得到相对多数选票（也就是最多票）就可以被宣布当选，这种方法通常被叫做“第一名过关制”。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说得票最多就当选应该没有逻辑上的问题，但事实是，由于经常出现多人竞选（超过两个人以上）的情况，在选票遭到分割后，尽管还是一定会有人拿到最多票，但就全体来说他却可能只是少数（例如在100万票中，最高票者虽得到35万票而宣布当选，但事实是有65万人根本不想投给他），由此便可能因为正当性出问题而引爆政治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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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在国家元首级的选举当中，前述问题可说更为严重。为解决这种可能导致正当性不足的问题，“两轮投票制”的设计便应运而生（目前除法国之外，还有约12个以上的拉丁美洲国家也采用）。这个设计的特点是，不管有多少人参加竞选，只要没有人跨过当选门槛（一般设计是总得票数的40%～50%），就要进行第二轮投票，不过，通常只有在第一次投票中获得最高票数的前两个人可以参加，目的是希望在一对一的竞争下，确认出现超过半数以上的得票率。这种选举制度设计可以弥补正当性不足的缺陷，并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政治危机的爆发，但经常也会带来“弃保”的不理性结果；例如在甲乙丙三人同时参选的情况下，某位选民本来把票投给甲候选人，但在只有乙丙两人进入第二轮投票的情况下，尽管这位选民不喜欢乙，可是因为他更讨厌丙，所以也只好把票投给乙以阻止丙当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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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找到“完美”的制度实在很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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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立法代表”的选举方面，情况就复杂多了。在此可根据选区的划分把它分成三大类：亦即单一选区、复数选区与全国选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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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单一选区”是指一个选区只选出一个代表，目的是落实“个人”的政治责任归属；也就是如果某一个选区发现有民意被忽略的情况，人民便很自然地知道该把谁抓出来负责。在这种制度下，跟行政代表一样，多数国家也采取简单的相对多数制来决定谁当选，但是在例如澳洲等少数国家，由于希望当选者最起码要取得过半数选民的支持，同时又想避开两轮投票的麻烦，于是就设计出所谓的“选择投票制”，也就是选民可以根据自己的偏好来排列候选人的顺序，如果根据第一偏好还没有人过半数的话，则剔除最后一位候选人，并将该位候选人的选票根据第二偏好来加入并重新排列，直到找出有人得到过半数选票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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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复数选区”是指一个选区可能选出一个以上的代表，目前全世界只有台湾地区在“地方议会”选举中还实施这种制度（台湾地区的“中央立法机关”已在2008年改成单一选区制）。这种制度又被称为“单记非让渡投票制”，原来主要使用于日本众议院选举中，这符合其派系政治的特征，但确实经常带来派系间的分裂与冲突；更重要的是，这种制度将导致根本找不到人负责的政治结果，因为一个有两名代表以上的选区如果发生问题，那么这两个人必然彼此推诿责任，选民则求助无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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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全国选区”是指不划分特定个人选区，而是由政党在全国各地同时进行竞争，然后根据所得票数比例来决定得到多少席位；因此也叫“政党比例制”，目的是落实“政党”的政治责任归属。这种制度的前提是假定多数人民都会通过政党来集体表达意见，一方面为了让所有意见都有表达的空间，因此让它们根据比例来分享进入议会的席位，同时也让政党有更多实践政见的机会，并且使人民很清楚地有一个判断政府施政臧否的客观标准（也就是看政党是否实践其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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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原先多数欧洲国家都采取政党比例制，但这种设计显然并非完美无缺。从某个角度来看，政党比例制不但容易造成小党林立的复杂多党现象，导致政治经常动荡不安（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历史便为殷鉴），更重要的是，由于它倾向以全体普遍利益为诉求目标，使得许多地区的特殊利益遭到忽略。正因如此，所谓“附带席位制”随之在德国等地出现。这种也被称为“单一选区两票制”的制度，是以单一选区划分为基础，但选民可以同时投下两票，其中一票投给选区代表（让他们知道有问题时谁该负责解决），至于另一票则投给政党（使得个别地区的私利不至危害全体的公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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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前述归纳当然绝不可能包括目前所有的制度设计；像台湾地区就是一种奇特的变形。目前它不仅拥有独步全球的复数选区制，事实上还带有一点儿附带席位制的味道，此即“不分区代表”的设计。但问题是：挟民意以自重并且几乎不用负政治责任的选区代表，和那些必须依赖政党提名才能出线、唯党意是从的不分区代表，他们彼此间该如何协调呢？这正是台湾地区目前面临的最直接的政治挑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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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与盲目：逛着政治大街的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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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回来，不管我们认为哪一个制度设计是最理性的（其实这个问题根本没有答案），重点是：所有制度都得靠选民投下神圣的一票来完成。从这个角度来看，正如被宪法学者称颂不已、最终却被希特勒与纳粹党丢进垃圾桶的1919年德国《魏玛宪法》所说明的，制度能否落实，关键似乎还是取决于人民的态度。有两个问题是应该进一步思考的：首先，人民到底是怎么投下他手中那一票的？其次，到底有多少民众认真地去投下这一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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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第一个问题，部分人（尽管有点心虚）认为，投票本身“应该”是一种理性的行为，也就是说，选民们通常会根据“自利”的原则，慎重地决定投给谁才能够满足自己的利益。包括唐斯（Anthony Downs）在内的这类学者通常会以家庭主妇们上市场买菜为例，说明选民们会如何锱铢必较地货比三家，在论斤秤两讨价还价后，付出自己认为最合理的价格，然后满意地将东西带回家做菜。这种想法乍看之下似乎没什么不对，但显然忽略了妈妈们“冲动性购买”的消费习惯；有时消费者购物并不是因为自己真有需求，只不过是上了推销员或广告天花乱坠的当，然后自以为有需求（或者说服自己“总有一天用得到”）而把东西买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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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并不是说“冲动性购买”足以解释选民的投票行为，尽管冲动的背后其实也不乏一定程度的“理性”思考。但事实是：一方面由于人民在政治过程中明显居于“信息不对称”的劣势，也就是他们未必能获得有助于理性思考的充分数据（这还不包括含有误导性质的信息），再者，“品牌导向”（其实就是政党倾向）的固定消费习惯，也经常使人们不假思索就决定是否花钱买东西；总之，这些情况说明了多数投票过程中的被动倾向，也促使我们必须重新推敲影响投票行为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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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学者们一般从三个角度来加以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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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政党认同”；尽管部分国家（例如美国或英国）似乎出现政党认同模糊的迹象，不可否认，特别是在那些因为正进行民主化而陷入政治狂热的国家中，政党动员还是人民选择投票对象时一个非常重要的考虑因素。其次是“社会化”；也就是许多人在进行政治思考时，经常会受到邻近社会团体（例如家庭、邻居或工作环境等）或较亲密社会对象（如配偶或同侪）耳语的影响，甚至根据自己所处社会阶级（资本家、中产阶级或低层劳工）的利益来决定其支持者。最后则是所谓的“主流意识形态”；这是一种不可捉摸但似乎又存在的思想力量，通常以倾向保守或支持改革的态度表现出来，当然，此种意识形态既可能是社会上集体自然生成的心理，也可能是执政者或少数人塑造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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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希望了解究竟是什么因素（政党认同、社会化或主流意识形态，当然我们也不排除自主意识）主导了选民的投票行为，既然我们正处于被高声呐喊是“民主政治阶段”的时代，人们到底是用何种态度来面对这个时代，也是我们非常感兴趣的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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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如果我们假定民主就是“人民统治”，而人民统治在现阶段至少或只能指“代议政治”的话，那么“投票”可说是目前人民参政的少数途径之一，从“投票率”上应该也可以看出人民对这种主流制度的支持度有多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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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奇怪的是，在号称“第一个民主国家”或“民主典范”的美国，它们的实际投票率却低到不可思议的地步，一般只有五到六成的合格选民会尽投票的义务，在被忽略的期中选举或地方选举当中，投票率甚至偶尔会降到四成至三成。相较起来，西欧人民的参与热情显然高了许多，普遍都有七成或八成以上的投票率，在若干关键选举或处于民主化浪潮中的国家中，投票率还有攀升到九成以上的纪录。在此，就算我们暂时不去追问这个让美国政治学者尴尬不已的问题，还是有一个疑惑会立即浮现在我们心中，那就是：为什么总是有人不想去投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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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们对这个问题的解释有以下几个：首先是“投票程序问题”，相对于多数政府会自动帮人民筛选投票资格，美国人民却必须主动先进行登记后才能获得投票资格，这导致许多人懒得去投票；其次是“社会地位问题”，亦即有较高社会地位者通常比较低阶层者热衷政治；第三是“教育程度问题”，一般认为，投票率会随着受教育程度而呈现正比例的上升，例如大学毕业生便比较会去投票；第四是“社会区隔问题”，根据部分研究报告指出，种族、年龄与性别有时候也会影响投票率，例如少数民族、年轻人与女性便可能属于那些低投票率的社群；最后是“心理制约问题”，也就是当人民觉得自己投下的这一票根本没用，或者因为属于弱势群体而对社会产生疏离感的话，也可能决定不参加投票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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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上述林林总总的说法能不能解除我们心中的疑惑，事实已经摆在眼前：除非有法律上的强制规定（例如澳洲或比利时），否则总是有一定比例的人民根本不想参与政治。而且，即便是那些偶尔或经常投票的人，也有一定比例是被动而且消极地参与这个过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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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在这种情况下，政治该怎么去推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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