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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当然并非完全否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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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卢梭等古典理论家所提倡的“直接民主”形式，还是自1960年代末期以来，由巴柏（Benjamin R.Barber）等学者提倡的“参与式民主”，既然我们谈的是“民主”，也就是“由人民当家做主”，如果在一个所谓的民主制度国家中，人民的参与程度只是消极地按时去投票的话，那么，这对民主理论是个绝大的讽刺。正因如此，如何提升人民的参与程度并使其起到有效的制衡作用，就成为许多人关注的焦点。到目前为止，相关制衡设计大约有五种，其中四种是体制内的（也就是明文规定在法律当中），另外一种则属于体制外的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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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种所谓“体制内设计”里（在此必须强调，并不是所有国家都具备这四种制度），最简单的就是“投票”，也就是人民按照政客们的任期，定期通过再投票的方式来帮他们打分数；一旦多数人认为某些政客实在不适任，后者便将因为无法累积足够的连任票数而遭到淘汰。值得注意的是，投票虽然是最起码的制衡办法，却存在两个明显的缺点：第一是当政客滥用权力时，人民并不能给予立即的监督或惩罚，虽然“罢免”经常是投票的配套设计，却因为程序繁复并受困于人民的惰性（亦即因为人民懒得搞联署，所以干脆决定下次不选就算了），使用频率实在不高；第二，就算投票是人民最常用的一种制衡办法，但由于多数国家都陷入政党对决的困境中，难免会出现所谓“劣币驱逐良币”的效应，也就是若干精英由于无法取得政党奥援，而人民又接受政党动员，于是精英只有被牺牲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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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体制内的设计叫“复决”，也就是人民针对行政机关提出的政策或立法机关通过的法案，进行再表决以求确认的过程；其中最常见的就是针对新宪法或宪法修正案的复决。当然，在此必须说明的是，并不是所有国家在通过宪法或实施政策环节都会做这样的规定，一般而言，这种复决过程多半出现在具高度争议性的政治态势下，例如政府的正当性不足（例如可能属于少数联合政府），需要借助复决过程来强化其地位，或者某些政策（例如禁酒、堕胎或减税问题）因为政党间协商不成，只好丢回来给人民自己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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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体制内设计叫“公投”。首先必须澄清的是，尽管诸如巴特勒（David Butler）等学者把“复决”和“公投”直接当成英文名称不同的同一事物，同时又因为“公投”经常被若干独裁者（例如希特勒）滥用以扩张自己的权力，人们则更倾向用“复决”这个名词来包涵上述两件事，但我还是认为把它们分开说明会更清楚些。原因是：相对于“复决”一般主要针对法律与公共政策，同时具有相对被动的特征（也就是先有了政策与法律，然后再叫人民来表示意见），所谓“公投”不但具有主动特征（也就是政府在提出公投案时多半采取开放态度去听取人民的意见），其所要讨论的对象，不是属于具高度政治性的议题（例如批准国际条约、加入国际组织或决定主权地位），就是在政府“拟定政策前”提供给人民的参考意见（这也就是一般所谓的“咨询性公投”，但其结果是否具有约束政府的效力，各个国家的规定又不太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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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种体制内设计叫做“创制”，也就是由人民代替政府来进行立法的动作。一般来说，创制可以分成主动与被动两种：前者指的是一定数量公民联署提出法案后，再通过公开投票过程来决定是否将其通过为正式法律；后者则是由政府提出法案后，并不依正常程序交由立法机关来审议，而是直接诉诸公民投票来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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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理论上虽然存在前述四种体制内设计，但除了投票机制被普遍采用（无论是真民主还是假民主国家）之外，拥有常态性复决与公投机制者主要是部分欧洲国家，美国从未实施过全国性公民投票，许多欧洲以外的国家则经常只使用复决来通过新宪法，或使用公投来决定脱离殖民地位（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的独立，例如1999年的东帝汶）或改变主权归属（例如2014年的克里米亚与苏格兰）；相对而言，创制（人民立法）的使用也主要集中在美国地方各州。换句话说，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在通过人民进行制衡的设计上都是非常消极甚至缺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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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正如我们在前面提到过的，人民用来制衡制府的办法除了通过体制内设计外，还有体制外的办法，此即所谓“民意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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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的民调大概出现在1824年，当时是由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报社记者到处询问人民可能把票投给哪位总统候选人，其后随着民意调查技术（主要是抽样办法）的进步，特别是专业调查机构（例如盖洛普民调中心与许多研究单位成立的民意调查机构）如雨后春笋般的出现，民调发展成为非常重要的一种行业，调查的问题也慢慢从政治议题延伸到民生议题。我们这边关心的还是以政治民调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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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民主国家每次进行选举前，或者当政府可能推出重要的民生政策时，来自各种渠道的民调结果就会如雪花般漫天飞舞起来。但是，就像兰尼（Austin Ranney）提到的，尽管民调似乎已经成为当前民主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还是有相当多的人对它提出以下几个质疑：首先，民意调查的准确度到底有多高，也就是它是否真能忠实反映民意？以目前具备的民调技术来看，或许学者们的确已经把调查过程中可能产生的误差值降到最低，但我们必须这么说，民调准确与否的关键其实不仅是诸如抽样统计或问卷内容设计等技术问题，而是操作者本身的心理问题。所以这么说，主要是由于几乎所有的民调机构都有赖于接受委托案件来维持运作开销，因此委托者是否会将其主观意愿加诸民调机构身上（也就是希望作出有利于己的结果），实在是很难预料，这是各政党的民调结果差别巨大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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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质疑则是：民调结果到底有多大的影响力？这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因为民调目的本来就是去调查人民的意愿，它暗示着人民本来都已经有了成见，所以前述问题好像有点逻辑上的毛病；更正确的问题应是：民调结果对那些还没有定见者到底有什么影响力？从部分国家规定在选举投票前若干时间内不得发表民调结果看来，它对所谓游离选票或许还是有影响的。不过通过分析更多例证，我们可以发现，民调结果的政治影响力其实与竞选过程的紧绷性几乎成正比；也就是选举竞争愈发激烈，民调的影响与杀伤力也就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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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在上层制度设计所隐含的制衡原则外，各国人民似乎也有着一定的制衡能力；只不过很可惜的是，这些能力不仅相当消极，更因为甚少使用以至政治影响力有限。这是我们必须注意到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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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是什么？ 中篇 从对立视野中反复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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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与现实 平行线还是有交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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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于大自然界里数不胜数的动物，人类的长于思考可说是我们终于能够脱颖而出，冲破生态食物链束缚，并荣登“万物主宰”宝座的关键。或许也出于同样的原因，人类不但成为自然界中首屈一指的“吵架高手”（殊不知只有人类才懂得辩论这档子事），甚至还经常因为吵到不可开交后继之拳脚相向，从而造成数以万计的无辜者生灵涂炭。问题是：人类为何这么爱吵架？我们总是为了什么吵架？还有，难道我们真的没办法不吵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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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以下几个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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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现实、自然法、社会契约、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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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阶目标：既要浅出，更须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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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完上篇的“头脑暖身操”后，我们在这里还是要再唠叨一次：大家是否真的搞清楚政治到底是什么东西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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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各位的答案是“对”的话，那我真有点担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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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不代表我在前面讲得不充分，或设下了某些诱导性陷阱；但就像在小学里安排有数学课，进中学又看到数学课，甚至还有人特别进大学去读数学系一样，想学会能应付日常生活的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其实是件蛮简单的事情；但问题是，这个世界本来就不只是柴米油盐酱醋茶那么单纯（如果真是的话该有多好），你除了要学会怎么算清楚自己买了多少东西，以及人家到底该找回你多少钱之外，可能还得要知道银行利息是怎么算的，自己该怎么在不同的理财渠道中去做出平衡的投资，以及如何才能摸透诈骗集团（包括可恶的不法之徒以及政府的税务机关）那套充满伟大数学原理的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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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了，让我们言归正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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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的主旨是：“我们不仅希望轻松而简单地带领大家进到政治的世界中，也期盼能传授一点政治防身术，让各位不会随便被巧言令色所迷惑。”但这个世界好像并不是靠一点点防身术就可以安身立命的。正如在犯罪率不断高涨与枪支到处泛滥的现代社会中，即便身为荷枪实弹的警察或武功深不见底的拳术高手，也不一定百分之百安全，更何况是能力有限的一般市井小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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