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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现代民主由阶级斗争与推翻君权而来的历史现实，主流的多元民主理论经常将保护个人自由视为民主政府最重要的工作，这也是我们制定宪法的缘故，其目标在于捍卫有限政府的理念，因为“做事最少的政府”理论上对人民的危害也最少。可是，如果我们接受罗伯特·达尔“选举很少反应大多数人意愿”的说法，那么，它反映的显然是社会上少数人的意愿。接下来的问题是：一个事实上只能反映少数人意愿的政治过程，该如何和那个主张应反映多数人想法的理论相平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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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居于少数的民主统治者声称要以“取得人民同意”为基础，企图借此解决因无法响应需求接踵而来的挑战，但这是不够的，因为人民的生存需求不可能望梅止渴式地单以心理治疗途径就蒙混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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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满足更大多数人民的要求以维持政治稳定，政府被迫扩大对经济与社会生活的责任，同时为了处理因责任不断扩大而带来的公共支出暴增的结果（也就是福利国家的困境），它又必须不断提高税率来因应；正如前面提过的，税收本来就是统治者得以获致权力，并寄生在人民头上的原因，因此赋税权的扩张当然也就代表了政府对人民掌控能力的提升。那些众所周知但又为人忽视的现实，比如说从来没有人质疑为什么我们买了房子后要按时缴纳契税、房屋税与土地增值税，买车子后要按时缴纳牌照税与燃料税，上街买所有东西都要缴交营业交易税（因为普遍被商家内含在售价中而容易被忘记），甚至连到游乐园玩或看个电影都得交娱乐税。总之，在这个“万万税”的时代里，政府自称可以管辖的范围多如牛毛，更重要的是，它已经多到足以麻痹人民的心灵，以至多数人不假思索地依令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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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个角度来说，政府不断增加公共支出隐含的超载风险（也就是挑战不止在于债留子孙而已，甚至还包括国家破产与大规模的经济萧条）固然是个问题，但更须重视的或许是随之而来属于政治面向的政府权限的持续扩张问题。尽管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曾出现许多针对前述危机而大声疾呼要求改革的浪潮（例如新右派的主张便是一例），目的是希望借由贬抑所谓“奶妈国家”的主流公共价值来缩减政府权限，避免可能发生的经济崩溃现象，并解决“民主政治的经济矛盾”或所谓“福利国家的财务危机”问题，以便让自由民主机制能够继续运作下去，但事实上谈何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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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这么说，自古以来，政府得以拥有如此大权限的缘故，除了因为人们的容忍与惰性（也就是舍不得付出对抗成本），也由于人们对具有更高能量的机制（无论是国家机器或者是宗教所宣称的形而上力量）普遍具有恐惧与高度依赖性的关系。换言之，政府的能力持续上升，我们的依赖性也会跟着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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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正是在“万能政府”的潮流下，我们必须严肃面对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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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人们习惯电气化的工业社会生活后，很难坦然回到过去那种没有自来水也没有电的传统生活形态一般（这也是现代都市不断扩大的原因），尽管大家知道万能政府可能存在着许多问题，但惯于一有问题就期盼政府出面协助解决的我们，恐怕很难戒除这种习惯。进一步来说，如果人们只是不断将问题丢给政府，然后乖乖地等政府提供解决办法的话，那么今日所谓的民主（虽然它并不是很民主）还能够继续维持下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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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被回避的问题：政府可以取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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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面的讨论当中，我们首先确定了当前人类政体的主要形式（亦即比较民主的国家介于多元主义与巨灵理论之间，而比较不民主的国家则倾向介于巨灵论与家长主义之间），接着说明政府所以拥有控制人民权力的来源（亦即人们基于生存需求并慑于压迫而接受了少数统治的现实），当然，我们也特别将焦点放在工业革命对人民与政府间关系的影响上（即工业社会的不稳定性既提升了人类的生存需求，也冲垮了无法满足此需求的君权政体），借此厘清当前人民与政府间关系的特性与困境（亦即随着人民对政府依赖性的提高，其自主性也跟着降低，最终将威胁既存的民主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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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来说，有关人民与政府在政治过程中孰轻孰重的问题，其实涉及我们对“个体人”与“集体人”间关系的界定。大体来说，一个大多数人似乎都接受的观念是，尽管“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但理论上代表所有人的政府当然比仅代表自己的个人来得重要。在此，我基本上也接受这种说法的合理性。但关键在于，如果政府其实并不能公正地代表所有人的话，那么前述理论推衍还能够继续存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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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的确是个相当尴尬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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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前面论述过的，自古以来，政府虽然普遍存在于人类社会中，甚至自然地就像人类必须呼吸空气才能存活一般，但事实上，大多数政府的不理性程度已为人类带来经常性的伤害，甚至连最起码的公共秩序都无法维持（例如各国政府几乎都投入庞大资源去遏制轻微的非法行为，例如路边临检酒驾等，但对重大暴力犯罪却似乎只能无力地选择性办案，也就是只集中力量办那些震惊社会的案子）；正因政府“主持公道”的能力实在太低，大量社会自助团体才相继出现（例如守望相助巡逻队，以及渊远流长的地下帮会与黑道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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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真的还需要这种政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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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10年6月起，比利时政府因政党倾轧而关门长达创下世界纪录的541天，但事实是，在这段期间里，预算照样通过，甚至连“公交车都行驶得比平常准时”；这意味着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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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的英国思想家戈德温（William Godwin）曾直率地批评国家不过“是一部具有兽性的机器，根本只是祸害人类的根源”。即便太平盛世的政府都是个祸害，更何况是平日的国家机器？法国学者普鲁东首先提出了“无政府”一词，他认为“奴隶制度根本是种暗杀，私有财产制度则不啻是种抢劫行为”，即便是表面平等的共产主义也不过是“弱者压榨强者的结果”，因此人类应该回归自我管理的自然状态。俄国思想家克鲁泡特金（P.A.Kropotkin）则根据历史事实指出，国家本来就不是人类自古便有的东西，政府制度是阻碍人类社会进步的首要原因，而且，从犯罪事件层出不穷且几乎无法遏止的态势上看，政府组织连维持社会秩序这个最起码的功能都无法达成，更别说是其他生活需求了。最后，这些主张都被归纳在“无政府国际”1882年会议的宣言中：“我们的统治者是我们的仇敌，我们的仇敌是地主阶层，因为他们使农民在压迫下工作；我们的仇敌是工业资本家，因为他们在工厂里填满了劳动奴隶；我们的仇敌是国家，因为无论是君主、寡头或民主，它们都用官吏与特务来控制我们；我们的仇敌是任何一种权威性思想，因为教士已经利用这种名义长期统治着诚实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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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这类主张取消政府的说法固然是振聋发聩，直接点出政府尽管可能是种“理性的社会演进结果”，但重点是迄今为止，它们仍然无法完成当初所被设定的功能，事实上这是上篇提过的“制度悲剧”问题。事实上，如果政府能够好好做事的话，我们也就不用在这里浪费口水讨论那么多政治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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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话说回来，就算政府只是少数人用来满足私欲的工具（至少在长期的君权阶段确实如此），很少能公正地为人民排难解纷（因此才有那么多体制外的解决途径，政府还逃避责任，以节省公家资源为名，鼓励人民自己私下和解），甚至还经常滥用权限（例如不努力管好国库，一没钱就想方设法编造名目向人民骗钱），或者根本不珍惜人民的宝贵生命（随随便便将人民送上战场牺牲，或无法提供足够的社会医疗救济），但是，我们真的可以干脆把政府直接取消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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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能不说，这么做还是有点儿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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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如果有更好的替代方案的话（例如借由科技进步的帮助，通过网络架构重新思考如何处理人际关系），我们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将政府弃若敝帚；但是在此之前，考虑到政府目前对社会秩序的最低维持性，更重要的是人类基于实际需求与历史经验而对政府养成的高度依赖性，一旦既存政治结构忽然崩解了，其后果恐怕不是那些无政府主义者的完美理想方案所能解决的。因此，我们最好还是将目前的国家机器视为“不完美现状”或“过渡性的政治形态”，因为只有更多人理性地正视人民与政府间的不合理关系，才能使统治者知道警惕，才可以将民主逻辑从单纯的理想拉进现实面中，甚至还有机会让政府真正地朝原先被设定的目标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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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真能如此的话，岂不是很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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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是什么？ 民主与独裁 人治与法治的界线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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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在后冷战初期的调查结果，或许由于所谓“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缘故，全球民主政体的数量在1991年首度大幅超越了其他各种政治体制形态（或者俗气地总称之为不民主政体）。这个事实除了反映出“民主的胜利”这一流行看法外，更发人深省的观点也许是，历史上大多数人类其实一直处在被诅咒或者处在错误的政治结构当中，问题是：人们究竟是不敢反抗，还是默认此种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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