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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能不说，这么做还是有点儿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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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如果有更好的替代方案的话（例如借由科技进步的帮助，通过网络架构重新思考如何处理人际关系），我们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将政府弃若敝帚；但是在此之前，考虑到政府目前对社会秩序的最低维持性，更重要的是人类基于实际需求与历史经验而对政府养成的高度依赖性，一旦既存政治结构忽然崩解了，其后果恐怕不是那些无政府主义者的完美理想方案所能解决的。因此，我们最好还是将目前的国家机器视为“不完美现状”或“过渡性的政治形态”，因为只有更多人理性地正视人民与政府间的不合理关系，才能使统治者知道警惕，才可以将民主逻辑从单纯的理想拉进现实面中，甚至还有机会让政府真正地朝原先被设定的目标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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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真能如此的话，岂不是很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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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是什么？ 民主与独裁 人治与法治的界线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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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在后冷战初期的调查结果，或许由于所谓“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缘故，全球民主政体的数量在1991年首度大幅超越了其他各种政治体制形态（或者俗气地总称之为不民主政体）。这个事实除了反映出“民主的胜利”这一流行看法外，更发人深省的观点也许是，历史上大多数人类其实一直处在被诅咒或者处在错误的政治结构当中，问题是：人们究竟是不敢反抗，还是默认此种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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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以下几个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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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极大化、独裁、父权主义、法西斯主义、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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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及其引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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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到“权力”这个奇妙（或莫名其妙）的东西，大概许多学者都会从人类的行为特性（或本性）来着手了解。例如曼恩即认为人类这种动物有着惯于“无休止、有目的、有理性地为增进生活当中的美好事物而斗争”的个性，并指出这正是权力的本源。值得注意的是，根据动机模式来理解人类行为的途径（也就是追求权力的目标是为了自保）或许的确有一定程度的说服力，但它只能解释权力问题的来源，无法直接让我们了解权力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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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实层面看来，为了让生活过得更好，大多数人多少都会跟外围环境间产生一点“权力互动”，也就是每个人总能影响其他一些人，小则一家一室，大则一乡一里；只不过绝大部分人拥有的权力都受限于他们的日常生活范围，这种权力值可说相当有限，与上层政治结构的关系也不大。更引起我们注意并值得讨论的或许是权力的“集中”现象，也就是社会当中的极少数人，通过某种方式而拥有极大量权力的现象。正如上一章所阐释的，永远被一小部分人掌握的政府反映出的就是这种权力集中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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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所谓的“大人物”，还是米尔斯所称的“上层圈子”，少数权力精英分子构成了政治运作的重心，是实际上操控政治制度的人。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政治权力除了具备满足人类提高生活水平需求的“目的性”外，还具备“寡占性”（亦即只有一小撮人有机会做到）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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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拥有权力并不代表可以马上满足政治目的，这中间必须再经过一个转换过程才行，而这个过程凸显出权力的另一个特征，即“支配性”；从这个角度来看，可以这么说，权力是一种通过支配他人与周边环境，以追逐并达成人类生活目标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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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权力看来应该是种人见人爱且充满着诱惑性的东西，必然会引发大家的争夺与竞争，为降低争夺权力而必须付出的成本，“制度性”这个运作特色也就跟着浮上台面。换句话说，拥有权力的人都会设法去创造一个有利于自己的制度架构（过去的皇帝用“君权神授”理论来解释“家天下”的不合理现象，现在的政客则喜欢拿民主形式作为护身符），然后把它当作保险箱似的存放并捍卫着自己的权力，同时也借此尽可能地降低其他人的分享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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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了政治权力的“特征”后，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的是：那些少数人究竟是如何取得并巩固他们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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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英国学者曼恩提出了所谓“IEMP模式”来加以解释，这个名词其实是由意识形态（ideology）、经济（economic）、军事（military）与政治（politics）等四个英文单词的首字母共同组成，从某个角度来看，这四个东西也正是政治权力最重要的支柱所在。首先，意识形态是种来自社会习俗，但又超越社会规范的一组想法。拿君权神授来说，人类由于受到家庭观念的影响，加上某种英雄崇拜的心理因素，因此在产生世袭制度后建立了以君权为主的政治结构；但是，到此为止勉强还算理性的一段发展，却因统治者悄悄地将宗教与神权的观念偷梁换柱地引进君权运作的过程中，结果不仅让原来的社会习惯朝不理性的方向翻转了一百八十度，人民也从统治基础变成被奴役的对象。更重要的是，这种将社会习惯“意识形态化”的细致过程，通常是在人民被蒙在鼓里的情况下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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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意识形态对人们带来的影响绝非只是种古代现象。事实上，美国学者沃特金斯（Frederick M.Watkins）将1776年称为“意识形态元年”（因为当年美国革命家发表《独立宣言》，经济学名著《国富论》也在同年出版）。其实比起过去，现代意识形态可说更加“直接而恐怖”，因为古代统治者只敢潜移默化、偷偷摸摸地去塑造政治文化，现代统治者则不但每天将他们认为正当的意识形态挂在嘴边，甚至还发起群众运动来支持自己。说句实话，如果这些意识形态是值得大家一起追寻的理想也就算了，但事实是它们经常只不过是为那些习惯“说一套，做一套”的人物提供遮掩其政治野心的护身符而已。这种结果自然不是我们能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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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意识形态是种可用来控制心灵的政治工具，它毕竟受到“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的影响，因此政客们必须进一步从人们无可遁逃的层面——日常经济生活——下手。有关经济控制问题，过去的讨论常围绕“阶级”这个主题打转。其实“阶级”的形成并不乏理性的出发点，它既来自人类天生不平等的现实（也就是总是有人能力强些，有人则能力差一点），也是人类进行群居生活的必要产物（总得有人拿主意做决定），但我们万万不能接受的是，某一群人凭借贵族或门阀制度而取得永远比别人高一等的地位，或者建立诸如派系政治的参与筛选制度而控制权力分配的渠道。其后果都是在将多数人置于下层阶级后，通过经济上的控制以及予取予求让人民没有翻身的余地。例如，在君权时期，统治者可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准公有化理论随时取得人民的经济剩余，到了所谓民主时代，政府一方面不断用企业减税来“刺激经济成长”，另一方面却不断偷偷地变相加税，从多数民众荷包中掏钱来弥补国库损失。问题是：真正从刺激经济增长政策中获利的到底是企业，还是一般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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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从不断动荡的人类历史看来，所有统治者都毫无例外地同时使用意识形态与经济控制手段来攫取并巩固权力，人民也总是在被逼急了（吃不饱穿不暖）的情况下揭竿而起，冒着生命危险去和执政者搏斗。不过，我们必须这么说，这种情况毕竟是少数中的少数，因为统治者还拥有军事和政治这两个捍卫既得权力的杀手锏。大体来说，所有政府都会建立军事组织，使用暴力这个最迟钝但却最富集中性的权力工具——政府唯一不愿意与人民分享的权力工具。除极少数（例如美国）外，大多数国家都禁止民众私下拥有武器；虽然不愿意分享绝不代表人民就没法取得（后者可以落草为寇或建立地下黑道组织），但是在正常情况下，人民拥有的军事能力确实往往落后政府一大段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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吊诡的是，军事武力虽是唯一在法律上被政府垄断的权力工具，使用率却也是最低的一个。相较于无时无刻不存在的意识形态幽灵与经济控制，政府常将动用武装部队视为在非常不得已情况下使用的“最后手段”，事实上这也凸显出军事手段的“双刃剑”性质，也就是它既可以在最短时间内最有效地扑灭反政府势力，但同时埋下的足以削弱统治合法性的积怨也不是短期可以烟消云散的；这正是政治手腕所以重要的缘故。为了尽量减少使用军事手段的机会，政府必须建立一套具“回馈”能力的行政系统，随时将人民需求传到执政者耳中，然后政府（虽然行政效率不彰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常态）在一定程度上“治标不治本地”因应大家的要求，以抑制人民的不满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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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在这种情况下，权力被垄断了，政治也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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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民主到独裁：早期政治发展的普遍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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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要进一步说明的是，我们强调权力不断被垄断并被滥用（甚至经常危害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的事实，同时并不否认人类历史的进步趋向。我们的生活似乎确实一天比一天好。问题是：在权力不断被误用的长期现象下，人们理论上应该一直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才对，怎么还可能进步呢？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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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面一个段落中，我们其实仅通过“个体主义”角度来观察并理解有关权力的问题；从这个方向切入，权力被设定为人类为了求生存而合理衍生出来的一种自保工具，而且，为达到绝对能维持生存的目标，“权力极大化”一方面成为非常自然的逻辑结果，同时也埋下人类社会冲突不断的根源。尽管如此，若忽视了“集体主义”观点，恐怕我们还是无法彻底了解权力运作引发的问题。对后者来说，虽然求生存在人类的行为动机中有着无可质疑的地位，但正如我们的近亲黑猩猩一样，人类早自遥远的狩猎采集时期起，便开始了相互攻击的历史；由此，人类虽发展出极其复杂的意识形态、语言与道德制度，并通过灵长界中独一无二的自我反省功能，产生了对暴力行为的正反评价（亦即既需要它，但又得加以控制），但具有破坏性的暴力行为继续普遍地存留在人类社会中，其具有的毁灭性还有愈来愈严重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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