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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就在国家通过民族主义意识形态集合个体力量，然后全力进行海外扩张殖民运动的背景下，社会结构转型（以中产阶级为主的社会兴起）引发的问题受到另一批思想家的注意；由此，初期“社会主义”开始萌芽。由英国运动家欧文提倡的乌托邦社会主义带动了一个新思想潮流，继之而起的是法国的圣西门、傅立叶与卡贝（Etienne Cabet）等人。不过，相对于初期社会主义仍具有和平的集体主义倾向，在马克思、蒲鲁东和巴枯宁等先后提倡共产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等反体制的想法后，个体主义俨然成为此时期社会主义的终极目标。他们的宣传重点包括不需要政府、法律不可靠，以及贫富阶级间不可避免的冲突等，并纷纷要求解放个体以达成最完美的自由与平等状态。大致说来，这些中期的社会主义思想家固然都有其理想憧憬，但在实施步骤部分缺乏深思熟虑，以致造成社会的动荡不安；而且，与此同时，为反制这种极端的个人主义，另一股更具灾难性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此即在前一章提到过的法西斯极权独裁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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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不同阶段的思想主流的讨论中可以发现：政治思潮的演进往往是互为因果的。正如我们在前面所强调的，如果无法维持中庸，某种政治思想被奉为神明或加以极端化发展，其结果经常是激起反动并带来另一股思潮。此种循环的不断发生，暗示着人类对自己脑中想法的无法控制。斯巴达战胜了雅典，于是“斯巴达式共和”便成为罗马学者眼中的理想典范，美国带领盟国赢得两次世界大战，于是“美国式民主”成为今日政治学者口中的思想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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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鉴往无法喻今，可说是人类虽有思想但却无法迈向完美境界的主因，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间的激荡是个明显例证。事实上，若以前述政治哲学中的“人本”思想加以贯串的话，将会发现这两种不同途径不过是用来解决人类问题的不同方法而已，目标其实完全一致；其中，个体主义固然着眼于个人价值的自我实现与肯定，但集体主义虽表面上重视整体利益，个人利益的实现其实也包括在内，只不过偶尔需要自我牺牲罢了。进一步说，前者的缺点在于自扫门前雪，经常在导致一盘散沙后造成整体目标的挫败，后者的短处则在于我们实在没办法太信赖政府的机能与中立性，因此，个人利益必须另找一套系统来加以保护。只有同时了解这两种途径的优劣处，我们才能在整理好思绪后，继续向历史的下一个阶段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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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背景与人类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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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前文提到过的，每个人既是具有自主意识的个体人，又因为人类选择了群居生活方式而不能不成为集体人的一部分。更为重要的是，个体人与集体人的逻辑并不完全一致：对个体人而言，“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是其生活的指导原则，但对集体人来说，则“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经常被用来说服个体人进入“忘我”境界，以便在必要时进行牺牲奉献。问题是：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往往是以某种比例调和而并存在于社会中，一旦个体主义力量太强，国家就会失去凝聚力，反之，要是集体主义成为思想主流，个人又常在不理性政策下被迫牺牲。到底怎样才能调出一个最佳比例呢？进一步来说，到底群体与个体哪一个比较重要呢？到底是群体必须为服务个体而存在，还是个体应该为捍卫群体而在必要时自我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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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些问题，思想家迄今还是找不出答案，而我们也只能说，人类只能想办法去找个比较能符合时代环境需要的东西来因应挑战。前面两个段落通过分析古希腊与近代欧洲社会的变迁说明了思潮的走向，说明了思想主流的交错跳跃性确实反映出人类无法解决中庸的困境，在这里，我将以近代中国历史为例，进一步说明这种选择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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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体来说，19世纪中叶的中国正面临一个重大转折点；危机的解决办法说起来很简单，就是通过自我转型来因应欧洲的挑战，但问题是当时的中国执政者并不能察觉到此次危机的严重性，于是变局的发生也就无法避免。就西方的标准而言，19世纪的中国只具有某种粗糙的集体主义，“天朝观念”可说是其政治运作的指导原则。可以这么说，尽管鸦片战争的爆发使得以英国为首的欧洲力量成为左右中国朝政的一个外力侵入者，但最大的冲击还是来自于中国内部。外力压迫首先让中国这个原本到处都是缝隙的海绵体变得较为扎实，使得本来存在的国内矛盾转而炮口向外，以至长期倡导“反清复明”的会党最后竟讽刺性地成为“扶清灭洋”的急先锋。知识分子则分成两派，其中一批人只知道盲目地自我吹嘘，另一批人则基于和欧洲人的接触经验，相对比较了解现实状况。前者多半代表“执政当局”，导致中国政府习惯带着有色眼镜来看待中外关系，最终，在政策赶不上时代变迁的情况下，受苦的还是一般市井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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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中国的知识分子并非全然毫无反应。例如，被派往广东禁烟的林则徐便请人翻译并整理出《四洲志》一书，目的是让大家能更了解这个世界的发展。从某个角度来看，翻译书籍可说是吸收西方文明的第一步，严复则是其中的佼佼者，他翻译的《天演论》对近代中国思想界有着巨大影响，他提倡的“信达雅”也成为翻译的准则。尽管如此，当时知识分子对中国改革的影响却是微乎其微的，王韬与郭嵩焘等人虽能认知世界局势，却只能郁郁而终。主宰所谓“自强运动”的，则是像曾国藩、左宗棠与李鸿章这些稍有见识其实视野不广的中兴名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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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西方的思想发展历程，这一阶段的中国大致处于集体主义从粗糙走向升华的过程当中。为因应变局，政府的权威自然跟着提高。只不过中国的近代化运动似乎注定要遇到挫折。当时出现的两种比较积极的主张是立宪运动与革命运动。其中，康有为和梁启超主张渐进式革命并学习西式君主立宪政体，在保守派进行抵制并发动政变后，以失败告终。孙中山等人领导的革命运动随之登场。事实上，与其说孙中山是个革命运动家，还不如说他是个革命思想家来得更贴切（他真正参与的革命行动实在寥寥可数）。他的思想精髓是现在几乎已经很少有人谈起的“三民主义”。这套理论的独特性在于，它既承袭了西方的政治思想，同时也具有浓厚的中国味道，我们不妨将它视为东方式的民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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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孙中山对中国近代危机的观察是全面而彻底的；他认为，民族、民权与民生是必须同时解决的三个问题，其中，民族问题又属燃眉之急。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想法有着双重意义，首先，此种学说的提倡无疑将中国带入近代由欧洲所主导的民族主义运动洪流中，再者，从学说内容上看，它带有明显的集体主义倾向。正如孙氏所言：“如果不想办法来恢复民族主义，中国将来不但是要亡国，或者要灭种，所以我们要救中国，便先要想一个完善的办法来恢复民族主义。”这种用社会达尔文主义式优胜劣汰的逻辑来提醒大家要注重整体性的说法，当然具有十足的集体主义倾向，而这或许是为了因应当时局势而不得不然的一种提法；只不过，在民族问题上是如此，在民权与民生问题上是否也有同样的思想倾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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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权”观念方面，首先要讨论的是“自由”的意义。一般来说，自由分两个层次。第一是国家自由，孙中山曾说，“民族主义是提倡国家自由的”；其次是个人自由，但这部分却被他否定，理由是“欧洲人从前受了不自由的痛苦，所以要争自由，中国人向来很自由，所以不知自由”。他一方面举“击壤歌”为例，接着又阐释说“自由这个名词万不可再用到个人身上去，要用到国家上去；个人不可太过自由，国家要得完全自由”。由此看来，孙中山的集体主义倾向可说再明显不过。但在同一时间，他又指出：“今则主权属于国民全体，政治主权在于人民……将政权完全交到人民手中，要人民有充分的政权。”这种“人民主权”的说法显然在另一层次上又彰显了个体主义的想法。他的“直接民权”主张与此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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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生”观念方面，“人本哲学”的表现愈发明显而强烈。孙中山指出：“人类求生存是什么问题呢？就是民生问题，……所以民生问题乃是社会进化的原动力。”他非但强调生存是人类历史奋斗的重心，在讨论所谓民生问题时的口吻简直也和早期社会主义者一样。最后，从他将结论归诸土地与资本的分配问题上看，孙中山思想中的个体主义成分更加浓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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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孙中山的想法并不见得可作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代表，但三民主义内涵中体现的集体与个体主义的交互激荡，让我们感受到思想家在现实中寻找理想解决方案时的天人交战。作为革命运动的主要倡导者，孙中山不可避免地必须使用情绪性甚至煽动性的语言以凝聚力量，集体主义倾向也就自然浮现，这可说是时代潮流力量使然；但是作为一个思想家，纯粹的理性思考又必然导引他从人民利益着手，去建构一个理想完美的政府体系与社会秩序，于是又有了个体主义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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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重合而又矛盾的思想环节应该可帮助大家认识到，如果我们想对市面上琳琅满目的政治思想有所领悟的话，“时代背景的掌握”是第一个关键。见招拆招式的思想解剖没有意义，应该从历史研究入手，在背景衬托下去理解那些思想学说的内涵。其次则必须尽可能“了解思想希望解决的问题究竟是什么”。正所谓“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与其把思想看成是一种可以放诸四海而皆准的东西，还不如看看那些思想家在进行推论时，眼前到底盯着些什么难题。经过这样的反复思考之后，或许我们真的能够找出一条中庸之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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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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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在前述讨论中再三强调的：思想既是时代环境的产物，也是为了解决人类社会中的种种问题而产生的，其目的绝不应是制造问题。从这个角度来看，对思想进行精细的解剖非但没有必要，甚至有些多余。在此，如果我们同意政治思想的基础是“人本”，那么个体主义显然与此相当贴近，因为它强调“人”是宇宙的主宰；进一步来说，社会不过是手段，个人才是真正目的所在。尽管如此，这种完全以人为中心的想法虽然看起来与人本思想颇为契合，但似乎有点过头；人类往往重蹈极端化的覆辙而毫不自知，个体主义正是其中一个显著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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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人类诚然是万物之“灵”（也就是最聪明的一种），但绝非是万物的“主宰”；我们必须体认到的是，人类不过是地球上芸芸众生的一部分，也是大自然生态平衡中的一个环节。人类有权利凭一己私欲去破坏这个世界的平衡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当人类大肆扩张自己所谓“生存空间”的时候，动植物的大量灭绝也形成一个吊诡，后世子孙大概只能跑到博物馆的陈列室里去了解过去的生态体系。在地球的危机逐渐加重的同时，人类也该做些深刻的反省了：人类是否“天生”有权利去破坏自然平衡状态？是否有权利将自己视为地球的主宰，然后无限制地扩张生存环境？是否有权利建立自我中心，完全不顾社会中其他人群的存在？以及是否有权利将自己视为优秀团体，任意去宰割其他弱势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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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这些都是我们该花点时间来检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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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来临后，人类开始不自觉地为自己带来了双重威胁：首先是资本主义与殖民主义的兴起使人类的足迹遍布全球，探险家们蜂拥至世界各地后，一方面拓展了视野，另一方面又挑起人类征服万事万物的雄心，其次是民族主义成为时代潮流后，导致诸如“白种人的负担”等狭隘理论此起彼落。“优秀社群”的过度自我膨胀最后带来了法西斯式的极端民族主义，同时也鼓舞了侵略者的野心。这些威胁的隐藏性使人类根本不自知，反而愈发自以为是，终于埋下两次大战的伏笔与今日国际问题的隐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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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此种变局时，人类必须自我转型才能因应。正如《庄子·齐物论》所说：“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调整的重点在于人类必须想办法与万物混成一体，也就是让人与物间彼此互为目的与工具；在人与人之间，虽则我们承认个人应该具有不容侵犯的尊严与权利，但为了达成社会的高度和谐（毕竟人仍无法脱离社会而生存，特别在工业化的今日），人类也必须学习自愿放弃部分权利以达到互助的理想目标。总之，从“相对”的角度来看，人类必须除去自私的个体主义，然后去思索周遭的世界，因为人绝对无法孤立地存活在这个世界上，无论如何都须有特定的社群关系与生物环境配合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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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许多人可能会认为，这不过是种过度理想化的幻想罢了。我们必须承认，事实或许真是如此。“人口质量”问题一直是人类无法突破的发展瓶颈之一。一方面，人的理性思考能力未必能让多数人了解自己在万物中的定位，另一方面，即使有的人能够了解，长期培养出来的自私贪婪习性也会抑制人们无法自愿地交出一部分权利。今日的民主思想正是一例。尽管自20世纪以来，民主政治已逐渐成为世界上的政治思想主流，但无论声称是“真民主”的西方社会，还是附庸风雅自称“也算民主”的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虽则都将民主政治与自由平等观念奉为立国基础，但真的贯彻所谓民主的国家究竟有多少？多数不过是假民主之名而行集权之实而已。由此可知，人类政治思想的发展与政治现实的运作之间虽非永远的平行，但交点似乎并不多。其关键正在于具有理性思考能力与习惯的人类始终无法在人群中占据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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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在科技愈发进步、教育也比过去更为普及的今日，提升人类思想与反省能力的目标不再完全是个遥不可及的梦想。自1960年代以来，西方世界出现的诸如妇女运动、环保运动、绿色运动或和平运动等所谓“新社会运动”的浪潮，尽管其成效相当有限，仍能给我们一些启发。正如海伍德描述的，相较于由弱势者所发动，企图重新分配利益的传统社会运动，投入新社会运动者不但教育程度与社会地位普遍偏高，所关注的焦点也集中在生活质量的问题上，而且，他们同时强调应将自己的想法传播到社会各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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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类似想法在1990年代逐渐汇聚成所谓“第三条道路”（the Third Way）的说法。例如克林顿在1992年美国总统大选中特别指出：“我们必须采取的道路既不是自由主义式的，也不是保守主义式的，而是两者间的结合。”接着，英国学者吉登斯（Anthony Giddens）与英国工党领袖布莱尔正式将“第三条道路”一词提上台面，强调应建立一个具有合作包容性的新社会关系，并通过积极的公民参与（欧美国家普遍因政治冷感而使投票率每况愈下）和建立“治理型”政府（亦即政府并非社会生活内涵的管理者，而是调和各种社会力量的中介者），来消弭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间的冲突与障碍。当然，多数学者都承认一个事实，亦即迄今为止，所谓“第三条道路”其实仍是概念多于倡议（也就是想法虽有一大箩筐，但到底该怎么走却还是让人摸不着头绪），这也难怪相关讨论到了21世纪初开始有了销声匿迹的趋势。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肯定，只有激发更多的创意，才能在不断地尝试后帮人类找到一条通往真理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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