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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看来，正如潘恩主张的：“即使处于最佳状态下的政府，也不过是种必要的邪恶罢了。”古典自由主义者既然那么重视个人自由，认同“做事最少的政府才是最好的政府”的说法也是很自然的事情。换言之，国家的责任被认为只限于履行“更夫式”的监督保护任务，特别在经济领域方面，政府的正确作为应该是以自由放任的心态来捍卫私有财产制度与资本主义体系的发展，除提供若干基础建设等必要的公共品外，除非人民有特殊要求，否则政府应习惯袖手旁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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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是，上面关于政府该如何如何的说法不过是种“假设”而已，真正的事实是，当自由主义思想出现时，主宰欧洲世界的仍旧是传统的专制王权体系；在这种情况下，人民该怎么让政府变成自己想要的模样？再者，如果被塑造出来的新政府还是继续滥用权力的话，人民又该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与保守派一样，洛克也不认为暴力反抗是防止政府压迫或当政府无法保障基本人权时唯一的自保之道。他的解决办法是提出另外三个问题，也就是：政治权力应该如何被分配与节制，才能对基本人权提供最佳保障？权力的行使应该如何设计才能被人民接受？以及，人民什么时候才能诉诸非法手段来赶走统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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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第一个问题，洛克认为只有“分权”（也就是把原来集中在君主身上的权力分成好几份，例如将行政权与立法权分开）才能解决问题，不过，18世纪的法国学者孟德斯鸠则更有创意地提出了“制衡”原则，理由是：“长久的经验告诉我们，无论是谁掌握了大权都会滥用权力，并且将其威权发挥到极致；……因此若想制止权力滥用，则必须让权力来牵制权力。”针对上述第二个问题，自由主义者显然比保守派更进一步，基本上都主张由人民选出代表来负责制定甚至行使法律，只不过相对于洛克的“普遍性民主”概念，孟德斯鸠似乎保守多了，他强调民主的范围应限于那些“有能力行使民主的人”，甚至觉得“过度民主将摧毁自由”。当然，从今天的角度看来，孟德斯鸠或许可归入“反民主人士”的序列，但如果我们回到18世纪的欧洲场景（经济生活尚未普遍发展，教育也完全不普及）的话，会发现他的想法可能不无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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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最关键的还是第三个问题；对此，相对于孟德斯鸠像企图逃避问题似的一句话也不说，洛克大胆地提出他的“委托理论”，亦即“立法者不过是一个受人委托的权威者，……假若立法者违背了当初的信托目的，取消或更换立法者的最高权力依然握在人民手上”。换句话说，如果政府或统治者基于私欲而非受委托目的而非法采取行动时，就等于跟人民处于对抗状态，人民有权发动革命来推翻政府。洛克进一步将“政府解体”和“社会解体”区隔开，认为后者不过是保守派用来恫吓人民使其不敢发动革命的借口罢了。洛克看上去像是个革命派人士，但他自始至终都不曾告诉我们，到底政府要坏到什么程度，人民才应当起而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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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与保守主义一样，自由主义的内涵随着时代环境的变迁而有了新的面貌，而且，现代自由主义甚至还蛮像古典保守主义的。以美国为例，自由主义通常不是指那种“小而美政府”，而是“大有为政府”，亦即支持政府对社会的干预。自由主义所以会从最初支持“做事最少政府”，演变成今天的论调，主要原因正如弗兰克尔（Charles Frankel）所言，“所谓社会问题可说是自由主义者发明的东西”，由于他们重视工业革命与资本主义体系带来的新型的不平等，特别是个人与中小企业受到压迫，于是在放弃完全自由放任的主张后，转而强调政府应主动积极地规划各种社会政策，以便解决弱势团体的生存与竞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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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自由主义者是否真的创造了“社会问题”这个概念，首先，现代自由主义者都赞成政府（国家机器）适当运用理性与金钱，以解决他们观察到的问题；再者，从古典保守与自由主义以及现代保守与自由主义之间意识形态光谱位置的对调看来，思想本身具有成长性，死守着某种抽象的想法属于不智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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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扑：社会主义与左派的思想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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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自由主义好像比保守主义开放许多，但它的内容“雷声大、雨点小”，因此，所谓自由主义者不过是靠中间点儿的右派罢了，这也是二者的思想位置可以直接交换的原因。从这个角度看来，社会主义者不啻为真正的左派分子。其主要差别在于，相对于右派站在“维持现状”（支持由既有的政治架构来解决问题）这边，左派则根本无法接受现状，只不过办法从另辟桃花源到推翻现有政府各有不同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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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伯尔基（R.N.Berki）的理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可分成四个类型：首先是平均主义型，它与自由主义类似，反对任何社会阶级划分的合理性，不同处在于它强调的是“结果平等”（不同工但同酬）而非仅是“机会平等”，同时相信只有这种平等能获致最高的社会团结。其次是伦理主义型，它将人类视为社会动物（个人行为主要来自社会结构的要求），主张“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博爱思想，认为只有无私的凝聚与合作（包括共同所有权）才能冲破难关，竞争则只能带来无穷的怨恨与冲突，由此，也让社会主义者的集体主义倾向凌驾在个人主义的想法之上。再者是理性主义型，相信人类（至少是部分人类）具有高度理性，可以缜密地规划整个群体的未来，它是后来共产主义与计划经济的思想渊源。最后是自由意志论，这一派的论点有时候也被称为无政府主义，它将个人权利的重要性放在最高点上，认为任何侵犯这种权利的行为（尤其来自于政府）都是不正当，并且应该被排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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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面的分类描述中，或许大家已经发现，社会主义不但有跟自由主义互通的地方（例如对人类理性的看法），其内部也存在一些彼此冲突的论点（例如在重视集体的伦理主义与强调个体的自由意志论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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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正如克里克（Bernard Crick）所言：“社会主义是近代社会的产物”。这句话确实很值得我们深思。的确，不管是贫富差距还是社会阶级间的压迫与剥削，都是自古以来便长期存在的现象，但我们在古代或中世纪的社会中显然寻觅不到社会主义的踪迹。严格讲起来，现代社会主义几乎到19世纪初才正式出现，首先是英国思想家欧文在1827年讨论合作社学说时提到了“社会主义者”一词，后来法国学者圣西门于1832年在自己创办的杂志中大量运用“社会主义”一词。尽管刚开始这些社会主义者的想法可能南辕北辙，大相径庭，但它们有着反对自私自利、强调社会共同性，以及主张通过无产阶级合作来完成目标等共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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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来说，正如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般，社会主义所以在19世纪出现，是近代欧洲社会进行的“双重革命”（思想革命与产业革命）所致。思想革命指的是在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的基础上，因国家间海外移民竞争而引爆出来的思想浪潮（如同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一样），由于此时统治者求贤若渴，间接地打开了对思想的长期禁锢状态；产业革命则是指在工业革命引进资本主义体系后，一方面因为出现新的财富积累方式而深化了贫富悬殊的现象，另一方面，工业化带来的现代都市生活形态，也让社会中的一批人（进入工厂就业的工薪阶层）必须面临极端不稳定的生存环境。于是，就在各国政府看起来无法（或根本忽略）处理社会中逐渐激化的阶级对立态势时，社会主义者（其中一部分可能原本是激进的自由主义者）被迫挺身而出，希望能找到办法来打开这个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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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作为现代社会问题根源的资本主义，可说是社会主义的死敌。在社会主义者对资本主义所作的批判中，阶级剥削又占据核心位置。按照社会主义者的看法，无产阶级（劳工）既是资本主义的主要受害者，也是推翻它的关键力量所在；用马克思的话说，劳工阶层将扮演着注定要灭亡的资本主义体系的“掘墓者”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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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否认，马克思主义称得上是社会主义最杰出、最具影响力的一个分支。无论马克思是经济决定论者，还是人道社会主义者，由于他建构出一个极具逻辑性的思考架构，也因为其追随者努力推展世界革命的结果，他拥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大体来说，马克思并非一味从道德角度（例如劳工受到的不合理待遇）去批评资本主义，而是希望能科学地去发掘出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逻辑。在他看来，特定的生产方式与经济制度（下层建筑）决定了政治制度和主流的意识形态内涵（上层建筑），私有财产制导致的贫富悬殊（主要因为剩余价值分配不均）深化了阶级间的对立态势，迫使无产阶级劳工不得不揭竿而起发动革命，最后，在必然胜利的革命带来无产阶级专政后，国家架构将逐渐消亡，从而终结了“人类的前历史阶段”，作为终极目标的共产社会因此浮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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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其他的意识形态一样，马克思主义不可能不受到一些批评与挑战。例如早在20世纪末苏东巨变前，西欧地区便出现了若干修正式的理论；一批学者走回传统社会主义尊重理性的老路子，认为人类是文明世界的真正创造者，不可能仅是客观物质环境结构的傀儡而已。类似想法可约略归纳成两条路线，其中一派被称为新马克思主义者，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不该是一种仅为无产阶级或共党政权服务的意识形态，而应成为全体人类实现社会正义化、合理化与自由化的指导原则；另一派则被称为社会民主主义者，他们接受资本主义是一种可用来增进财富的机制（不再视其为死敌），但强调必须在市场与国家，以及个人与社群之间维持一种平衡关系，更重要的是，不同于多数的社会主义者，他们致力于通过成立政党（例如德国的社会民主党或英国的工党）并参与选举来获得实现理想的机会。从这点看来，社会民主主义者显然颠覆了古典社会主义的“反体制”倾向，而这也是他们遭到许多质疑，甚至被认为背叛了理想的原因。当然，也有人认为，他们实现了一大突破，因为“不管是黑猫还是白猫，只要能捉老鼠就是好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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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意识形态时代的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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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一再强调的，无论政治经济制度或意识形态如何，它们最主要的目的都在于“服务人群”，也就是帮人类解决各种生存问题，这也是它们所以被发明出来的原因。换句话说，为了某种制度或想法去抛头颅洒热血（也就是牺牲自己的生存）固然绝不算是理性，必要时修正某些想法（甚至来个一百八十度大翻转）或者把一些逻辑原本不相近的概念结合起来，也是我们经常看到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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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章的第一个段落中，我们曾经把左派与右派的区隔分成四类，亦即政治左派（强调通过政治行动来促进社会平等，赞成改革甚至革命，支持具有博爱特征的国际主义）、政治右派（质疑人类理性，重视传统经验，反对普遍公民自由）、经济左派（主张社会平等与政府干预，推动社会福利保障）以及经济右派（相信国际比较利益法则，尊崇自由放任原则）。其中，如果政治左派结合了经济左派，便会带来一个具高度社会主义倾向的政府；若政治左派跟经济右派合在一起，便会产生具集体主义色彩的改革运动；如果政治右派结合了经济右派的话，自然会塑造出相对比较保守的社会环境（无论是英国保守党立宪政府还是专制独裁政体）；如果政治右派与经济左派搭上线，结果有可能是由右倾激进主义控制的政府（例如二次大战期间的法西斯政权与1970年代阿根廷的贝隆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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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讲起来，尽管关于左派和右派的讨论继续存在于学术象牙塔中，但就像前段中的描述一般，其实左派与右派间并不是那么泾渭分明，它们既经常会绕过地界跟对方握个手，甚至偶尔换一下自己占据的位置。正如德宾（E.F.M.Durbin）所说：“我们现在几乎全成了计划者，……自从大战以来，过去对自由放任经济的普遍信仰已经以令人惊异的速度在世界各地瓦解。”事实的确如此，即便因为苏东巨变而让某些人喊出“社会主义消亡”的口号，重视国家干预的万能政府形态仍是当前最势不可挡的流行趋势。而且，无论是从古典保守主义走向新保守主义，从古典自由主义走向现代自由主义，还是由古典马克思主义走向新马克思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经过长期唇枪舌战甚至斗得你死我活之后，几乎所有意识形态都有“往中间靠拢”的迹象。换言之，所谓的“第三条路”可能并非是吉登斯等人的发明，而是他们正确地描述当下情况的结果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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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这么说，正因为各主要政党纷纷将对经济发展的关注放在政治上，而其所支持的意识形态内容也悄悄成为广泛共识，于是所谓“意识形态的终结”自1960年代起引发部分学者的讨论，他们甚至认为，党派休战后，“后意识形态时代”也将跟着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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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学者的想法总是过于天真理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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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有关“意识形态即将终结”的说法还不能算是最天真的，日裔美籍学者福山在1993年写给似乎赢得冷战胜利的美国人看的《历史的终结》更是夸张；福山并非主张意识形态已经不重要了，而是企图强调意识形态只剩下一种（也就是自由民主主义）的“现实”。这种想法的前提是，原本就只有两种意识形态（共产社会主义与自由民主主义），一旦其中一种宣告玩完了后，当然就仅剩下另外一种。我想，大家都应该很清楚，人类的历史发展绝不是用这么简单的算术方式就可以解释明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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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思想多样性”本来就是人类得以集思广益、不断创造发明的关键所在，如果大家想的都一样的话，要怎么去“集思”？即便在两极对立的冷战高峰时刻里，人类的意识形态也绝不可能被逼得只剩下两种。再者，作为意识形态的思想不过是一种工具罢了，除非能用来解决人类的生存问题，否则思想也没有独立存在的价值；由此，尽管我们在上面提到意识形态的争执有“向中间靠拢”的趋势，但由于“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因此我们也不敢大胆地预测它们会统统融合到一块儿去。最后，还是那句老词儿，政治思想经常不过是特殊时代背景下的产物罢了；或许在今天这个时代里，自由民主主义确实隐俨然有那么点普世价值的味道，不过，就像过去专制王权被奉为“玉旨纶音”一样，谁知道它哪天会被更新的一套意识形态所取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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