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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种想法显然是太过乐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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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精英主义者便认为，多元主义者只看到政治过程里由下而上的部分，这确实也合乎民主政治的基本逻辑（也就是人民即便无法直接参与决策过程，但至少拥有表达意见的机会），但他们依旧认为，政治权力的运作不仅主要是由上而下进行的，而且，“寡头统治”的少数游戏铁律也让社会团体在接近决策圈的过程中有着截然不同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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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例子都显示，只有一小撮所谓“核心团体”才具备真正的决策影响力，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军火工业。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离职演说中便直接点出“军事—工业复合体”的威胁，亦即它们为满足其生产与销售需求，经常会夸大假想敌的战略威胁与攻击能力，并通过游说，要求政府增加军备支出来加以因应；冷战时期固然如此，即便进入所谓后冷战阶段，实际情况仍在恶化，很难有好转迹象，原因是后冷战环境塑造的和解气氛可能会使国家降低军事支出，然后集中资源全力去拼经济，而这是军火商所不乐见的。正如许多观察家指出的，包括美国在新世纪掀起的全球“反恐战争”，其背后就有军火商（与石油企业）运作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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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资本主义力量以全球化的姿态席卷整个世界体系，并给大型企业（及其所支持的利益团体与政治行动委员会）带来更强势的对国家的谈判能力后，难道政府竟然无动于衷，或对此根本一筹莫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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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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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了那么多的政治运作原则后，相信大家一定都了解，政客们参与政治活动的目的之一，本来就是借此满足其无穷的权力欲望；如果他们好不容易终于登上最高权力宝座，或分享到一定程度的权力后，结果却发现自己居然只不过是另一小撮人的傀儡，试想他们能接受这个现实吗？对此，政务官员与行政官僚的想法其实有点儿不一样。对政务官来说，他们并不排除在离开政坛后，进入企业界去开拓人生的第二个春天，此种例子确实不胜枚举；但对担任终身公务员的行政官僚来说，他们更希望尽可能地限制企业将黑手伸入决策圈。这两种不同意见的折中结果，是有关时间间隔与利益回避的规定，亦即所谓“旋转门”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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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从某个角度来看，此种以允许官员转任企业主管作为前提的政治妥协，其实已经证明了政府对于利益团体施压的无能为力。这也难怪美国学者赫兹（Noreena Hertz）等人要高喊“民主已死”，而企业也正准备“接管”国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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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在前面提到过的，尽管自由放任主义曾经在19世纪的国际贸易中是主流理论，但是在两次世界大战的压力下，具有集中资源功能的政府已成为福利的主要供应者，并积极地参与经济活动，人民则因为在战时习惯了由政府来管控经济，于是也慢慢接受了政府的积极角色。不过，特别是在美国长期受到冷战时期财务结构扭曲所苦，甚至因此感受到经济发展的相对衰退后，1980年代执政的里根政府开始改弦易辙，试图重返自由主义，其目的是希望在卸下福利重担（亦即国家不再负责重新分配财富）后，让政府获得灵活的因应能力与喘息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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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为了刺激经济，美国政府开始推动系列性的减税方案，一方面，最高所得税率从70%跌落到28%，另一方面，许多大型企业甚至无须缴税，有些企业的免税额还有剩余。英国则发起了“国营企业跳楼大贱卖”活动，因为它们相信民营化是治疗经济沉疴的不二法门，同时认为拍卖国营企业所得将有助于解决赤字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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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是，政府逐步缩手，市场（企业）便逐步接管；以英美自由化政策为基础的金融全球化浪潮随即横扫世界各地，以至政府几乎无法管理或限制这些跨国性活动。正因国际资金流动量愈来愈大，使企业得以顺利在海外进行募款，再加上通讯革命的成果使其可以轻易地跟分布全球的子公司联系，而自由化意识形态也促使各国大幅降低关税，这些都让大型企业以前所未见的速度去进行所谓全球布局。其结果是贫富悬殊与南北发展差距不断拉大，从而导致更多的社会冲突并埋下无数的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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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化政策与资本主义的拥护者声称，向富人提供奖励措施，例如给予较低的租税优惠，表面上似乎对中下阶层是不公平的，但富人将因此而创业，最后会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并刺激成长。这种讲法看起来有那么点儿道理，但贝克（Ulrich Beck）认为情况不可能这么乐观，因为大企业在不断增强决策影响力的背景下，同时也获得更大的资本自由移动能力，它们可以自行决定在何处投资生产，在哪个国家缴税；政府阻止这股潮流蔓延的办法则往往是，继续提供甜头给企业，以便暂时留下其厂房，但依旧无法确保它们不会搬到别的地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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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严重的是，当政府毫无底限地提供福利给大型企业（即便这些企业经常公然违抗政府的决定）的同时，政治游戏规则也开始悄悄地出现变化。在全球竞争压力加剧的情况下，企业更重视政界的用处，因为其竞争优势非但可通过降低成本取得，还可利用有效的政治游说来满足需求。时至今日，许多跨国企业的经济规模已经比某些国家还要强大，当企业与国家利益出现矛盾时，前者也通常是胜出的一方。值得注意的是，企业与国家间的权力失衡现象，不仅体现在国家内部决策过程中，在国际场合中更是如此。例如，在1995年成立的“世界贸易组织”中，许多法令以促进市场自由化的名义被制定出来，在限制国家自我保护能力的同时，使企业体成为主要获利者，致使发展中国家经常觉得自己只是组织内的二等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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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不正常循环下，腐败与分赃政治成为另一种全球化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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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各国政府提出什么新口号来挽救形象，由于政府愈来愈无能（因为它们最后只集中关照极少数人的要求），而每日必然上演的政治口水战也使选民觉得政治开始与日常生活脱节，选民们开始抛弃投票箱，逐渐远离政党，消极一点的决定将自己埋到网络建构的虚拟世界里，积极点儿的则通过全球串联来表达并发泄其不满情绪，“我恨麦当劳”“反对微软进行垄断”或“拒买耐克”等网站即是这样的场合。有兴趣的人甚至可以根据相关网络讯息，买张机票去参加反全球化大游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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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尽管我们看到政府正在渐渐地失去其权力与独立性，企业则似乎慢慢地大权在握，但赫兹还是预告“一个新的政治运动正在兴起当中”；这股力量的参与者包括诸如家庭主妇、中小学教师、学生与社会各个中下阶层，其中既有乡下人也有都市人，既有蓝领阶级也有小资产阶级，总之，他们的共同目标是捍卫自己的生存权益。虽然由他们掀起的抗议运动并没有固定成员，也没有固定的基地，但这反而增加了机动性。当然，从权力政治历史的角度来看，他们的成功概率可能并不大，但却为未来埋下了无穷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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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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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是什么？ 全球与区域 人类的政治疆界将如何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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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追求永恒的稳定性既是人类生存的终极目标，也经常是政治制度研究最关切的焦点，因此往往让人习惯性地产生一种错觉，亦即“现在就是永恒”。这句话的意思是，今天人们将民主政治视为理所当然，其实就像过去认为君权天经地义一样，心态上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国家”观念也是一样，就在我们认定并赋予其正当性之后，它还能撑多久其实也是个大问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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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以下几个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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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区域主义、建构主义、虚拟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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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vs.区域主义：新时代的挑战与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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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任何研究都必须先划清楚观察范围，政治研究当然也是一样。到目前为止，本书讨论的内容大多以国家及代表其行使政治权力的政府作为描述与批判的对象（不管前面被加了什么形容词，例如“主权”国家或“民族”国家）。不过，就算我们承认，以国家作为政治研究焦点在某种程度上的确反应了现实，但另一个同样无可否认的现实是，“现在正在改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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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未来政治研究的焦点或许并不限于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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