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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前述倾向国际结构面的解释并非是一种共识，因为特定大国的影响以及区域成员间的联系也扮演着重要角色，但还是有人认为，经济目标才是国家间愿意协调并共同建构区域组织的主要原因，欧盟的发展便是个明显例证，而日本影响力的在1980年代扩大，对东亚区域整合力量的强化也有一定程度的贡献。尽管如此，另一些学者则强调区域主义发展过程中的意识形态分享性与财务互赖性，或者还要加上一定程度的认同基础或共同文化背景，例如，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与新加坡资政李光耀都强调家庭因素对东亚资本主义与区域化发展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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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在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中经常缺乏局部性场域观念（亦即习惯从整个地球，而非一部分世界的角度来观察问题），以致区域主义的发展常被从“外部性”角度来解读。雷克（David Lake）等人便倾向于通过“国家中心”途径来理解区域安全机制的建构，认为区域是在某个特定地理范围里受外部性牵引而结合起来的一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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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相对于前面几个具宏观性质的解释，部分学者转而关注国内结构变迁的微观因素。索琳根（Etel Solingen）便指出，我们必须在自由国际主义者与国家民族主义者的区域政策间做出区隔，因为前者支持经济合作，后者则重点在宣扬保护主义；这类看法多半将焦点放在国内的利益考虑或政治结盟过程上，希望能由此了解区域主义的真正动力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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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是第三个问题，亦即：区域是怎么被界定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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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常用的词语中，诸如东亚、东北亚、东南亚与南亚等具有区域意义的用语在使用过程中经常是混淆不清且充满争议的，例如，俄罗斯算不算是东亚国家？如果所谓东亚的东边是以西太平洋为界，那么西边又该算到哪里，蒙古和中亚国家也能算一份吗？为什么只是一线之隔，印度次大陆经常被排除在东亚的区域发展讨论之外，尽管它跟所谓东南亚关系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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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过去用来定位区域的“拼图式观点”已经落伍了，建构主义研究则慢慢受到关注。从后者的角度来看，区域主义是通过人为力量去建构某种“认同”的结果；一般说来，此种认同性必须以共同的历史感受或经验作为基础（例如遭遇经济危机后通过分享经验与需求而结合成的货币区域），不过，尽管分享认同可说是区域建构的重要成分，但我们也绝对不能忽略物质环境（国际竞争）与外在威胁（区域性安全问题）在其中扮演的催化性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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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相对于多数学者重视的物质数据，建构主义者更关注规范的重新定义。特别是基于反殖民浪潮遗留下来的文化认同，建构主义者明显有着反国家的倾向，且更重视将区域主义视为完成特定政经目的的工具，因为社会功能的设定本来便是为因应使用者的需求而出现的。例如一个全球体系当中，经济区域是由跨国资本主义互动决定的，环境区域是由人类与生态行为互动决定的，文化区域则是以认同性社群作为基础。但建构主义论点也遭遇两种挑战：首先，尽管强调不干涉内政与推动信心建立措施，但这些原则未必能阻止区域内的军备竞赛；其次，相较于文化认同与学习，排除霸权的单边干预以争取独立性，或许是建构区域主义的更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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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区域化”通常指的是某种极复杂多层的变迁状态，指的是几个国家共同迈向经济互赖、制度建构、政治互信，甚至建立文化认同的过程。“区域性”则被用来指称区域化的程度，并同时暗示着，所谓区域其实未必具有固定的边界（人类本来就拥有流动迁徙特征），其真正范围完全取决于成员间究竟有多少合作意愿；而且，经济甚或政治整合也未必以国家疆界为限，这种状况经常被称为“超区域”、“微区域”或“次区域”，例如欧洲的波罗的海联盟、阿尔卑斯弧、多瑙河流域与巴尔干半岛等；东北亚的图们江计划与东南亚的湄公河流域也是明显例证，这种区域概念有时看来远比国家疆界来得更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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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来说，所谓区域主义传统上通常被认为是由邻近国家间达成的一种“国家间的合作关系”，建立区域组织则可能是某个领导国家为寻求霸权的野心所致，但这种强调政治考虑与倾向的解释在今天已不再能适用于所有情况。因为政治精英的想法与影响力固然还是很重要，但区域主义更可能来自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边陲化压力。无论如何，在有关全球化浪潮的讨论近乎甚嚣尘上的情况下，区域主义的出现似乎提供给我们更多思考人类未来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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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其实还有若干学者企图摆脱“国家”概念的纠缠（亦即不再陷入其是否继续重要的争辩当中），而是直接从社会结构与功能角度着手，将社会空间视为社会活动的产物。此种被称为“功能性区域主义”的观念特别强调通过社会互动与循环来创造资源的过程，同时也削弱了原来对国家的印象。蒂利（Charles Tilly）便曾研究过包括“多重国家与有力的非国家行为者在内”的社群，并认为这两种行为体间未必属于阶层性关系，而是处于同一个固定边界网络中的一部分。此外，由国家与企业共同界定的“经济区域”也是功能区域主义的一种。事实上，区域本来就是指某种可进行有组织治理的适当单元，尽管即便在欧洲地区，所谓区域治理程度还是相当有限；其实，无论是单一国家还是区域组织都无法保证区域会发展到什么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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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无论由国家或非国家行为体来主导，区域化浪潮都对既有的传统国家体系提供了行为规范修正的效果。至于它究竟是国家单位为反制全球化浪潮而出现的集体行动，还是暗藏削弱国家对社会操控能力的“特洛伊木马”，并非现阶段理论层次能够解决的问题，而仅能就其未来结果来加以论断。这或许是社会科学处理问题时的通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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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化：夹缝中的国家该何去何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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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全球化力量不断解构国家单位时，尽管部分国家企图通过区域整合的方式来因应，但由于区域化的力量也带有崩解主权的性质，因此还是无法挽回国家的作用持续下降的颓势。尽管国家的消失并不是短期内就看得到的结果，安德森等人还是认为，国家的领土主权正受到空前严厉的挑战，其结果不仅让它不再是国际舞台上唯一的行为体，甚至在国内有时也没办法扮演决策权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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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们必须承认，就算国家的消失或被取代是个“必然的趋势”，但它绝对不是“摆在眼前的事实”。这句话的意思是，国家在对抗自己未来的命运时或许并非坐以待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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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经验来看，当国家面临国内外环境的威胁时，“学习”一向都是其解决问题或追求进步时惯行的快捷方式。除了霸权国家经常为了维护自己的领导地位或符合其利益的国际秩序而刻意强调某种意识形态（例如民主政治或市场自由化）的崇高性，从而形成所谓文化霸权或文化帝国主义外，由于“落后”经常也直接或间接地暗示着某个族群将在激烈竞争中面临最终失败甚至彻底灭亡的命运，后者也会自愿或被迫地选择学习强者的途径来维系生存；例如清朝末年的中国便企图通过学习洋务而自强，同时期进行明治维新的日本也以英德作为模仿榜样，还有目前遍及全球的工业化运动，以及很多国家为避免被全球化浪潮边缘化而提倡的学习英语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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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学习的结果在客观上如何，其过程都必然影响到学习者长期存在的主要思想模式（甚至出现文化断层现象），同时，改革运动带来的经济与社会结构转型效应，也将制造出新的得利者与边缘人；由此，一方面企图捍卫旧传统的保守派无法接受思维的急变，再者，在此过程中利益受损者也逐渐凝聚并积累其怨气，于是排外运动也就跟着爆发出来。值得注意的是，排外浪潮绝非如一般想象地只出现在落后国家，过去十几年来，类似的“恐外症”观念与种族歧视行为，也普遍存在于德国、英国、法国、比利时、西班牙等主要欧洲国家。关键在于，通过学习达致进步尽管合乎集体利益，但文化防线的崩解却也经常带来下意识的集体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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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包括欧洲在内，人类在过去数百年来的努力已大幅提高了我们日常生活的内涵，代表现代物质文明的繁荣进步外貌，也成为几乎所有国家的共同目标，但在面对乐观主义者勾勒出的有如科幻小说内容的世界未来时，悲观论者却经常将焦点集中在因传统失落而导致的迷惘感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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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个角度来看，观点间的截然对立暗示的或许不仅仅是观察角度不同而已，有时它也直接反映出人类在陷入理想与现实挣扎间的极度困惑。虽然一些观察家将基于全球化浪潮而带来的文化混同现象视为“繁荣的秘密”，并主张唯有如此才能制造出竞争所需的创造力，但仍有另一批人将此种压力下的文化融合看作是种“冒充理性的新世界观”，认为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将因此陷入既不可能追上领先者，又因为与传统割裂而无法回头的窘境当中，此即所谓“自我定位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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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解决前述问题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原因是“竞争”既是当前国际体系的主要运作概念，而运输与通讯技术的突飞猛进又使得任何群体都没有能力自绝于这个体系之外，于是绝大多数人也只能随波逐流于这个大环境中，任由强势文化与观念来主导自我发展。这正是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发展的困境所在。不过，我们并不反对全球化带来的文化融合，也不认为多数落后国家只能被逼着走入死胡同，我们认为，唯有更主动地选择命运方向，走出自己的“独特”道路，才能彻底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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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且不管“知易行难”向来就是人类最容易犯的通病之一，正如前章所描述的，我们熟知（也是政治研究传统焦点所在）的国家单位其实正面临着一个发展的转折点。首先，相较于过去将国家视为一种具有生命力的“有机体”，必须随时检视其健康状态，甚至认为规模愈大愈具有更高的安全保障（因此也让发动战争成为某种常态），如今国家被当作具备多种用途的“功能载体”，其结果也使多数强国都放弃了通过军事占领的方式来进行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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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相较于过去国家以“土地”作为其核心观念，美国学者罗斯克兰斯（Richard Rosecrance）认为重视流动性的“虚拟国家”已经成为一种新的时代趋势。进一步来说，相较于传统国家，虚拟国家首先降低了对土地的需求，甚至主动将许多产业移往国外；当然，这并不是说领土已经不再是影响国际关系的重要因素，而是新形态国家更重视经济竞争力，并认为包括资本、技术、人才与信息的快速流动才是力量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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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德鲁克对“下一个社会”的描述相似，严格来说，罗斯克兰斯描绘的“虚拟国家”发展同样只是一种“北方现象”。在罗斯克兰斯看来，这种新的国家形态将为世界带来更加和平的环境，但肯尼迪（Paul Kennedy）等人认为，只要国家间发展不平等程度继续恶化下去，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内部政局日益不稳定，迟早会导致富国与穷国间发生战争；即便国际冲突受到压抑，其中累积的不满还是会导致恐怖主义活动愈来愈猖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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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篇幅的限制，我们没办法细述所有可能的发展，但所有人都必须接受的一个现实是：由于工业革命加快了人类进步的速度，我们正处于一个随时都会有新鲜事出现的时代；有的发展（例如医疗、通讯与交通科技）确实已大大提升了我们日常生活的便利性，另外一些（例如产业与文化的全球化现象）则似乎只提供了一连串的问号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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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新的时代变量加入人类世界的既定结构之后，迫使目前作为整合资源主要单位的“国家”必须对此有所回应。我们在前面提到了三种不同的响应方式（事实上它们来自三种不同能力值的国家）：发达国家多半乘着这股潮流，顺势让国家朝“虚拟化”方向发展（亦即更重视全球布局），发展中国家（特别是稍微领先一点的新兴经济体）则强化“学习”运动，企图让自己进一步融合到这波浪潮当中，至于相对落后的低度发展国家，若非直接被抛到整个浪潮边缘的三不管地带，便是成为恐怖活动的渊薮。进一步来说，无论国家采取何种措施来迎接新时代的挑战，其结果或许都将为传统的国家观念带来质变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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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个问题是：全球化真是一股不可逆的潮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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