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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么说大家还搞不清楚的话，那就举个例子。美国前总统小布什为了替2010年的伊拉克战争收场，结果只得说，即便这可能是场错误的战争（因为战争的理由原先是设定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但最后翻烂全国却根本找不到），但相信历史是会原谅他们的。或许有人会不知趣地问，历史凭什么会原谅美国？“正确”的答案是：因为民主是对的，所以推翻“不民主”的萨达姆不可能是错的。但是，如果这个逻辑成立的话，那么美国该如何解释《独立宣言》宣告“人生而自由平等”后过了88年才给黑人自由，接着又过了100年才给他们平等，美国的妇女更在宣告独立152年后才取得投票权这样的事实？换言之，如果有人在19世纪试图推翻美国这个压榨黑人与妇女的“不民主”国家，是不是也可以义正辞严呢？再者，如果美国真的是个平等的国家，那么因为1992年的洛杉矶族群冲突而在十几个城市引发大暴动的根源又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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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答案应该不难了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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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本书一再重申的，民主并非不好，它绝对比过去人类采取过的政治制度来得理性得多，并且有助于人们回归思考群居生活的基本点；但重点是，落实民主既不可能一蹴而就，也绝不存在可以立竿见影的快捷方式。进一步来说，民主的实践必然是一个需要时间来完成的发展过程；因此，任何企图一步登天进阶民主阶段的努力，都只会把事情搞得更糟糕。从这个角度来看，个人认为唯有将民主的建立依其“阶段性”发展过程区分为“奠基期”“转型期”与“巩固期”等三个阶段来重新进行整理，才能对相关概念获得更深入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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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第三世界国家之所以普遍存在民主“奠基”的问题，主要原因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相对于欧美国家民主观念普及早于其政治运作，实践过程也是逐步且缓慢的，多数发展中国家为了追随先进的政治典范，或由于殖民母国在放弃统治前的预先安排，往往在真正了解民主内涵前便普遍采取了立宪政府形式，从而亦进入了第一阶段的民主时期。值得注意的是，民主在这一阶段中不过以普遍性革命信念或强加性典范的形式而被保留下来，其实多数人民根本不了解什么是真正的民主，也因为如此，新兴国家在奠基期里的表现几乎就等于不民主，最多只能被称为“指导式民主”或“自由化的威权政体”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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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国家由于经历了工业升级与经济成长，于是为社会结构带来两个根本变革：第一是中产阶级的出现，第二是在劳工阶层愈来愈多的情况下建立了自主性工会组织。事实证明，民主化最积极的支持者来自中产阶级（虽然对它下定义并不是那么容易），工人组织更是社会运动的主力所在。在此必须强调的是，本书虽并未将经济表现视为民主化成功与否的唯一要件，但是，多数第三世界国家之所以长期政局不稳，其实正因为它们无法在快速变迁的世界经济体系中塑造一个有利于维系民主安定的经济环境，因此，即使出现“自由化”或“民主化”等转型期发展特征，最终还是只能退回原来的不民主状态中（这就是亨廷顿所谓的“民主回潮”现象）；至于它们会在这个阶段停留多久，则依各国的表现而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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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有幸能接近民主“巩固期”的国家（至少我个人认为目前世界上并不存在真正及格的民主，包括欧美在内），正如林茨（Juan J.Linz）与斯泰潘（Alfred Stepan）指出的，除了基本的制度要件之外，自由公民社会与尊重法治等人为环境的存在同等重要；因为民主政治绝非只是个“制度”问题，还须考虑到“行为”与“态度”的层次。换句话说，民主在某些国家之所以脆弱且经常崩溃，概念的未被厘清与未能深入人心可能是最根本的原因；正如林茨描述的：“简单来说，所谓民主巩固，就是民主程序必须被视为唯一的游戏规则。”大体说来，相对于部分欧美国家已然有机会接触到民主发展第三阶段的门槛，多数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尽管仍在第二、甚至第一个阶段中徘徊不前，但我们仍得这么说，这并不表示它们是错的，只是事实如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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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民主vs.精英民主：谁才是真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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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民主制度经常引发争议的另一些问题是：究竟什么才是真民主？人民在政治中应该扮演的角色是什么？现在的民主理论能指引民主的到来吗？它又有何修改的空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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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第一个问题，我先提出两个学者的“客观”看法给大家参考。罗伯特·达尔认为，所谓的民主过程应该包括有效参与、投票平等、充分知情（也就是让选民在投票前充分了解政策辩论内涵）、控制议程（由人民来决定政策的优先级）与成年公民的普遍选举权等五个条件。兰尼则认为，只有具备人民主权、政治平等、大众咨商与多数统治等四个要件，才算是真正的民主制度。其实，类似这些说法只不过是在高喊口号而已；他们都在回避一个核心问题：在人民应该当家做主的所谓民主政治制度中，人民到底该怎么当家做主？他们回避的其实是这样一个现实：现在所谓的民主根本一点也不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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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怎么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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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密尔、熊彼特与萨托利等主张精英理论的代议民主派的共同看法，所谓“直接民主”（也就是让人民平等而普遍地参与政治决策过程）不仅在“技术”上只适用于小国寡民的情况，从人民拥有的参政“资格”来看也是做不到的。当然，这两个问题的确都存在。由于目前绝大多数国家的规模都远大于作为民主古典范例的希腊城邦，因此，要让它们依样建造一个可以同时容纳所有公民的开会场合确实不太可能（天安门广场虽拥有50万人的容量，但仅北京市的人口就有两千多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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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就算我们借助现代科技的辅助，建立一个铺满光纤网络并且可以全面实时上网的视频会议系统，从而克服了所谓技术问题，但人民的参政资格还是一个没有办法解决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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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强调的并非是像性别、阶级或种族等进入门槛的资格，而是人们必须实实在在去参加讨论过程的能力。对此，第一个障碍来自人们的参政“时间”；相对于多数希腊城邦公民可以利用奴隶劳动来处理经济与生存问题，因而（可能）有足够的时间去加入政治讨论的过程，现代人则受困于工业社会的忙碌生活，实在很难想象所有人都有闲工夫上网去嚼舌根。第二个障碍来自人们的参政“脑力”；众所周知，民主有赖于理性地去进行思考与讨论，但我们无法否认人们的脑力天生就有差距的现实，更何况即便是聪明绝顶的人，也难免有时会出现情绪性反应，因此，要叫全体公民一起来理性参政确实是个“不可能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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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精英民主论者认为，至少“代议政治”（也就是让人民选出那些既有时间又有资格者来代替自己参与政治）是个替代选择。但是，这样便可以解决问题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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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代议政治理论本身存在两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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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逻辑”的问题，也就是如果认定多数人不够聪明以至缺乏参政资格的话，他们又怎么有足够的理性能力去选贤与能呢？其次是“代表形式”的问题，正如前面提过的，不管是全权委托说（也就是人民在选出“贤能者”后便将政策决定权完全交给他们），还是托付说（也就是人民在政党竞争的前提下，要求胜选的政党必须履行其政见承诺），其实都没有给予人民参与决策过程的机会。讲得更坦白些，人民只不过是用来为那些争权夺利的政客们提供正当性来源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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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我们目前正处于进退两难的困境中。一方面谁也不愿意回到过去被一家一姓统治的君权专制时代；而且，我们虽然好像生活在一个民主意识高涨的时代里，可是人们除了在选举期间扮演橡皮图章的角色外，能够主动积极出击的机会实在太少了，从民“主”的角度来看，这根本是个不民主的制度；另一方面，尽管我们在理论上知道什么叫做真民主，但是也不得不承认所谓真民主的确存在实践上的障碍。面对这样一个难题，我们究竟该怎么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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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媒体革命与权钱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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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要指出的是，尽管本书对当下主流的代议民主制度有着非常多的不满意之处，但这并不是因为它根本不民主的缘故（因为所谓民主本身也未必是最好的东西），正如个人一再强调的，制度的好坏其实不在于其设计是否符合某些意识形态主流，而是它到底能不能反映并满足人们的真实需求。由此，我们将进一步检讨当前政治过程中所展现出来的一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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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既存代议民主理论，选举可说是不可或缺的过程，其目的是希望借此筛检出确实能够让人民托付命运的人。从程序的角度来看，选举是个看似蛮简单的过程：首先，我们决定哪些人（政务官）必须被选出来的，哪些人（事务官）不须经过选举的考验；其次，我们决定这些拥有民意基础的政治人物能干多久，他们又该在什么时候被选出来；再者，在公告选举日期与候选人的资格条件后，我们便通过公开征求的方式邀请自愿者参加竞选；最后，当候选人在固定时间内完成与人民的沟通过程后，接着便在排定的选举日期让人民选出心目中比较适合的人选，然后根据票数统计的多寡次序来决定谁是最有资格的贤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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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简单任务”当中，最重要也最关键的步骤是候选人与选民间的沟通；因为相互了解愈深入，选民的理性程度愈高。在此，如果暂且排除政党动员（虽然它很难被排除）这个变量，大家应该不难发现，所谓选民对候选人的了解，其实必须来自后者不厌其烦的自我介绍（包括求学经历与竞选政见），而这种自我介绍的过程又必须通过各式各样的宣传渠道；正因如此，问题就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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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大家看到的，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号称“媒体革命”的时代里；这个名词的意思是，人与人间的沟通渠道，正日新月异地以更加快速且更加多样化的面貌展现出来。因此，相对于诸如海报、传单、路边广告牌、宣传车、挨家挨户扫街拜票、在公办与自办的政见会中自我介绍、组织动员等传统的竞选宣传办法，包括各种电子媒体（电视、广播、入口网站或自设网站）、平面媒体（报纸、杂志或各式免费赠阅刊物）、电信媒体（电话拉票、手机简讯）等，都陆续提供新的媒介渠道。传统的竞选方式也在翻新当中，过去简单的传单已化成连绵不绝的大轰炸式的垃圾（电子）邮件，阳春式政见发表会改成充满声光效果的嘉年华式的大型造势晚会，竞选时期的地方桩脚组织则变成常态性的政客个人俱乐部，沿街拉票的过程也加上一大串车队与震天价响的爆竹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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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从乐观的层面来看，这样的过程让选民有更多的机会来了解候选人的背景，社会经济也因此而注入一股资金流动的活力；但相对地，这也表示候选人必须备妥的竞选经费也跟着节节高升。而且，由于理论上候选人选择渠道的数量应该与选民对他们的了解成正比，也就是说，如果他们通过更多方式来接触选民，当然能给选民留下更多的印象，因此，特别在参选爆炸的情况下，所有候选人在财力所及之处，无不使尽浑身解数尽可能全方位地去说服选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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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公开的秘密是：除了少数例外（具备某种特殊魅力，或因显著公共贡献度而获致拥戴者），候选人财力的重要性，早就超过了他是否具有承担决策重任的能力与资格。换句话说，胜选几率与候选人的募款能力显然是有着正相关的。尽管如此，总是有些傻楞楞的理想主义者，就算手上没钱也要屡败屡战地参选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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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很多人想知道，这样的选举文化究竟会有什么影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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