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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就算我们借助现代科技的辅助，建立一个铺满光纤网络并且可以全面实时上网的视频会议系统，从而克服了所谓技术问题，但人民的参政资格还是一个没有办法解决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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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强调的并非是像性别、阶级或种族等进入门槛的资格，而是人们必须实实在在去参加讨论过程的能力。对此，第一个障碍来自人们的参政“时间”；相对于多数希腊城邦公民可以利用奴隶劳动来处理经济与生存问题，因而（可能）有足够的时间去加入政治讨论的过程，现代人则受困于工业社会的忙碌生活，实在很难想象所有人都有闲工夫上网去嚼舌根。第二个障碍来自人们的参政“脑力”；众所周知，民主有赖于理性地去进行思考与讨论，但我们无法否认人们的脑力天生就有差距的现实，更何况即便是聪明绝顶的人，也难免有时会出现情绪性反应，因此，要叫全体公民一起来理性参政确实是个“不可能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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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精英民主论者认为，至少“代议政治”（也就是让人民选出那些既有时间又有资格者来代替自己参与政治）是个替代选择。但是，这样便可以解决问题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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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代议政治理论本身存在两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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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逻辑”的问题，也就是如果认定多数人不够聪明以至缺乏参政资格的话，他们又怎么有足够的理性能力去选贤与能呢？其次是“代表形式”的问题，正如前面提过的，不管是全权委托说（也就是人民在选出“贤能者”后便将政策决定权完全交给他们），还是托付说（也就是人民在政党竞争的前提下，要求胜选的政党必须履行其政见承诺），其实都没有给予人民参与决策过程的机会。讲得更坦白些，人民只不过是用来为那些争权夺利的政客们提供正当性来源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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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我们目前正处于进退两难的困境中。一方面谁也不愿意回到过去被一家一姓统治的君权专制时代；而且，我们虽然好像生活在一个民主意识高涨的时代里，可是人们除了在选举期间扮演橡皮图章的角色外，能够主动积极出击的机会实在太少了，从民“主”的角度来看，这根本是个不民主的制度；另一方面，尽管我们在理论上知道什么叫做真民主，但是也不得不承认所谓真民主的确存在实践上的障碍。面对这样一个难题，我们究竟该怎么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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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媒体革命与权钱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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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要指出的是，尽管本书对当下主流的代议民主制度有着非常多的不满意之处，但这并不是因为它根本不民主的缘故（因为所谓民主本身也未必是最好的东西），正如个人一再强调的，制度的好坏其实不在于其设计是否符合某些意识形态主流，而是它到底能不能反映并满足人们的真实需求。由此，我们将进一步检讨当前政治过程中所展现出来的一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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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既存代议民主理论，选举可说是不可或缺的过程，其目的是希望借此筛检出确实能够让人民托付命运的人。从程序的角度来看，选举是个看似蛮简单的过程：首先，我们决定哪些人（政务官）必须被选出来的，哪些人（事务官）不须经过选举的考验；其次，我们决定这些拥有民意基础的政治人物能干多久，他们又该在什么时候被选出来；再者，在公告选举日期与候选人的资格条件后，我们便通过公开征求的方式邀请自愿者参加竞选；最后，当候选人在固定时间内完成与人民的沟通过程后，接着便在排定的选举日期让人民选出心目中比较适合的人选，然后根据票数统计的多寡次序来决定谁是最有资格的贤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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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简单任务”当中，最重要也最关键的步骤是候选人与选民间的沟通；因为相互了解愈深入，选民的理性程度愈高。在此，如果暂且排除政党动员（虽然它很难被排除）这个变量，大家应该不难发现，所谓选民对候选人的了解，其实必须来自后者不厌其烦的自我介绍（包括求学经历与竞选政见），而这种自我介绍的过程又必须通过各式各样的宣传渠道；正因如此，问题就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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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大家看到的，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号称“媒体革命”的时代里；这个名词的意思是，人与人间的沟通渠道，正日新月异地以更加快速且更加多样化的面貌展现出来。因此，相对于诸如海报、传单、路边广告牌、宣传车、挨家挨户扫街拜票、在公办与自办的政见会中自我介绍、组织动员等传统的竞选宣传办法，包括各种电子媒体（电视、广播、入口网站或自设网站）、平面媒体（报纸、杂志或各式免费赠阅刊物）、电信媒体（电话拉票、手机简讯）等，都陆续提供新的媒介渠道。传统的竞选方式也在翻新当中，过去简单的传单已化成连绵不绝的大轰炸式的垃圾（电子）邮件，阳春式政见发表会改成充满声光效果的嘉年华式的大型造势晚会，竞选时期的地方桩脚组织则变成常态性的政客个人俱乐部，沿街拉票的过程也加上一大串车队与震天价响的爆竹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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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从乐观的层面来看，这样的过程让选民有更多的机会来了解候选人的背景，社会经济也因此而注入一股资金流动的活力；但相对地，这也表示候选人必须备妥的竞选经费也跟着节节高升。而且，由于理论上候选人选择渠道的数量应该与选民对他们的了解成正比，也就是说，如果他们通过更多方式来接触选民，当然能给选民留下更多的印象，因此，特别在参选爆炸的情况下，所有候选人在财力所及之处，无不使尽浑身解数尽可能全方位地去说服选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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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公开的秘密是：除了少数例外（具备某种特殊魅力，或因显著公共贡献度而获致拥戴者），候选人财力的重要性，早就超过了他是否具有承担决策重任的能力与资格。换句话说，胜选几率与候选人的募款能力显然是有着正相关的。尽管如此，总是有些傻楞楞的理想主义者，就算手上没钱也要屡败屡战地参选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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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很多人想知道，这样的选举文化究竟会有什么影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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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公开的秘密是：候选人当选后能领到的薪资和他的竞选经费相比根本是不成比例的。那么，有人会笨到因为嫌钱多甚至宁愿倾家荡产也要参选吗？答案非常清楚，而它引发的问题也可想而知。首先，假定竞选经费是候选人参选的第一道门槛，则显然不是有钱人也必然是有办法跟有钱人搭上线的人才能够跨过这道门槛；再者，排除节税的理性考虑（前提是有上轨道的政治献金法与相关税制规定）的话，那么有钱人所以愿意拿出钱投入选举过程中，当然是为了某种“投资”，也就是所谓的“押宝”。反过来说，政客既然拿人钱财，当然就有义务通过以服务选民为名义的“关说”（用言辞打通“关节”）来与人消灾。正如美国学者曼恩所说的：“美国人非常清楚，他们的民主和政客都已经被特殊利益团体的大笔金钱所扭曲并俘虏，但人们却漠然地接受这种把灵魂和选票卖给出价最高者的可笑观点。”当然，政客们利用其身份来满足自己的利益更是“光明正大”的做法；有人甚至说：立委本来就该有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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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由于当下选举制度不尽理想，加上媒体革命的催化效果（尽管这不是媒体革命的本来用意），所谓“权钱政治”或“政商勾结”也就成为即使最先进的欧美民主国家也无法避免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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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争：注定吵翻天的不理性恶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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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金钱政治问题外，政党间的竞争也带来不少争议。不过，相对于前面将重点摆在政党发展以及政党与人民的互动关系上，这里要补充一下对政党与政党间互动的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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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理论上来说，政党带有“部分”的意思；所谓部分指的是它们有着必须反映社会多元化现实的义务。当然，严格来说，每一个人其实都有非常独特的个性与想法，但既然集体生活是无法避免的结果，全然强调个人独特性必将造成一场大混乱；正因如此，适度地去异求同，然后再于其中找出共识，也就成为所有制度最重要的终极目标。在这个过程中，政党应该扮演的正是这个沟通各种意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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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现实状况并非如此。相对于先有意见再有政党的理性流程，也就是让政党作为各种意见的“反映者”与“代表者”，更多的情况其实是政党主动地去担任意见的“塑造者”与“推动者”。特别对精英主义者而言，由于他们认定人民是沉默、被动且缺乏思考与整理能力的，由精英组成政党来为大家服务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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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就算人民接受教育还不是那么普及（虽然相对于漫长的过去已经进步了很多很多），多数人确实也倾向于保持沉默且不喜欢多管闲事，但社会上的事情总是要有人出来做，所以政党愿意自动请缨也不是一个不能接受的选择，但我们还是希望组织政党的精英们能够把全民福祉稍稍放在个人权力野心的前面一点点的位置上。可惜的是，如此卑微的愿望也很难尽如人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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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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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提过的，首先，组织政府以便获得决策权（来满足权力野心或帮人民解决问题）是所有政党的共同愿望，但为使决策更有效率，同时借此厘清到底谁该为决策负责，政府很自然呈现出“金字塔”式的结构特征；由此必然导致的所谓“零和竞赛”，也就是“赢者全得”的效果，让各路英雄好汉争得你死我活。再者，根据现代民主制度的设计，执政者想获得正当性都必须通过选举程序的考验，人民也通过这个过程来进行理性选择。问题是：就像大家上街买东西一样，既然要选择，最好是货比三家，而商家为了吸引顾客上门，当然也会强调自家的东西绝对比隔壁的好，如果每家店都说“其实大家的东西都差不多”，那么消费者自然也很难下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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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如此，为了吸引消费者（选民）上门购物（投自己一票），政党间进行所谓“党同伐异”的恶斗也就无可避免。就像我们看到的，所有政党不仅要标榜自己是最有理想且最正确的，同时还非得把对手抹黑搞烂斗臭不可；只要是同党者讲的，一定是对的，只要是他党讲的，则必然是错的，甚至当同党者不小心口无遮拦地说错话的时候，也一定要逞其诡辩口舌力挺到底，对手若不小心犯错，则要穷追猛打，把小病当大病来看，根本不能让他们有任何喘息脱险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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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有人忍不住要问：难道大家不能更理性点儿吗？如果别人讲的话确实有道理，难道就不能表现君子风度鼓鼓掌吗？从正常社会生活来看，这或许是一种可以接受的人际关系态度，但从政治或“政治伦理”的角度来看，帮别人鼓掌就是“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搞不好还会有人鄙夷地说：“如果你那么认同的话，为什么不干脆换党算了？”我们发现这样的态度不仅存在于参加政党的精英心中，在底下看戏、有着政党倾向的人民多数也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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