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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有人忍不住要问：难道大家不能更理性点儿吗？如果别人讲的话确实有道理，难道就不能表现君子风度鼓鼓掌吗？从正常社会生活来看，这或许是一种可以接受的人际关系态度，但从政治或“政治伦理”的角度来看，帮别人鼓掌就是“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搞不好还会有人鄙夷地说：“如果你那么认同的话，为什么不干脆换党算了？”我们发现这样的态度不仅存在于参加政党的精英心中，在底下看戏、有着政党倾向的人民多数也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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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政党的存在似乎无法避免，政党间的恶斗好像也没办法拒绝；由此，不仅理性的讨论是个遥不可及的梦想，想通过政党来汇整社会意见并达成共识决议也是件很难的事情。所以，下次如果听到有人跟你说“民主政治就是政党政治”，希望大家能真正静下心来好好想想该怎么回应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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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超载：当代民主的大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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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在前面讲过的，如果把选举过程比拟成大卖场的话，那么政党就像是声嘶力竭拼命叫卖的商家。正常来说，各商家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上不但要标榜品牌的独特性，有时候也得拿出“流血杀价”与“加送赠品”等手段来刺激买气。政党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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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流血杀价”部分，政党所推出的就是“减税”的政见，尽管它们经常会在选后不履行政见或者来个“先减再加”的手法；当然，加税必须通过隐形而且间接的办法来执行，以免被选民发现，例如水电费、娱乐税、停车费、燃料税或者一些鸡毛蒜皮增加不过几十块钱的小税，但积沙成塔的结果还是挺可观的。至于“加送赠品”部分，则是那些林林总总的“福利”政见，例如小至工时与基本工资的调整，大则包括幼儿津贴、妇女津贴、农民津贴，以及提供一大笔低利率贷款额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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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人民对政府工作范围的认识从19世纪到20世纪有了一百八十度的翻转，政府从被认为是“必要邪恶”的机构变成被期待是所谓的“万能政府”或“奶妈国家”；再者，现代工业社会的复杂性也大大降低了人们生活的独立性，从而愈来愈依赖政府的协助。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说，现代人一旦遇到长时间停电就像是世界末日到了似的，忘了人类几万年来都是在没有电的情况下度过的。由于人类对政府的需求不断上升，早在1970年代，安东尼·金（Anthony King）等学者就提出，未来政府将无法避免“超载”危机的问题，也就是面对来自利益团体或人民等有组织或无组织力量的压迫，政党在胜选为第一要务的考虑下，必然会被迫一直开出政治支票来换取选票。正如大家看到的，特别是在选前的关键时刻里，无论是握有实际资源的执政党还是在野党，无不竞相端出所谓“牛肉”（各式各样的补助款与照顾弱势团体的政见）来伺候选民大爷们。但在这个背后，有没有任何政党告诉我们，这些政见会不会影响政府的预算平衡？政府如何解决必须举债来履行政见的问题？这些举债除了“债留子孙”之外到底该怎么解决？如果政府破产了该怎么办？更重要的是，为什么福利政策老是等到投票前夕才会跑出来？政府平常到底在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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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尽管政府手上好像握了张没有提款上限、甚至也不征信其偿债能力的“现金卡”，但像“福利国家的财政危机”或者“民主政治的经济矛盾”等现实问题还是层出不穷，不仅在学术界引起广泛关注，那些标榜社会福利的国家也在纷纷调整其政策。正如德国学者哈贝马斯强调的，资本主义社会存在一系列的“危机趋势”，其中最大的危机便是资产阶级逐渐丧失利用社会福利来收买或安抚无产阶级的能力，一旦政府由于财政计划失灵而无法继续前述政策，由此产生的“正当性危机”必将直接侵蚀甚至瓦解民主政府的合法基础，从而带来不断的矛盾冲突，甚至是社会动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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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们不一定得通过新马克思主义的逻辑来理解这个问题，但民主国家政府愈来愈难以负荷财政预算的负担却是个不争的事实。面对肆无忌惮、贪得无厌的选民以及被迫只有用支票换选票的政党，我们真的要等到政府破产之后才来后悔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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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是什么？ 期待 循着蛛丝马迹去捕捉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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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之所以从一开始就不断在疑惑中追寻答案，是因为目前主流的代议制度虽然拥有某种程度的正当性与稳定性，但其逻辑架构层是不能让人完全满意的。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希望以此为出发点，设法循着若干或隐或现的迹象，去思考人类未来可能会走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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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以下几个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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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革命、社群政治、全球化、虚拟国家、网络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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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数一：教育程度提升与社群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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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上篇综述并讨论了当前政治世界里的各种重要观点，以及值得进一步思考的现象。其中，我们尝试从历史演化的角度，让大家了解人类如何一再凭借智慧来创建并塑造制度，以便改善自己的生活内涵，也从现实的观点切入，告诉大家这些制度如何被少数人垄断、操控并修正以满足自己的利益。尽管如此，我们既非刻意去强调在制度运作过程中的对立面，也不认为这些问题能够用类似冲突的手段来解决，而是希望这些实际问题被摊开之后，大家可以一起集思广益来共同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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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竟这个世界是我们大家共有的，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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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我将对国内外发生的一些新现象或新变量进行说明。在此列举这些变量的原因是：我们相信这个世界正在变迁当中（不管是朝向正面或负面发展），过去的制度有其根源，当然不可能一夕之间即崩解掉（除非例外情况），新变量也不可能像某些乐观的人想象得那样会马上改变大家的生活；正如历史的发展规律告诉我们，一个比较可能的情况是，这个世界会不断吸收新的需求，然后慢慢地改变其内涵。当然，我们不敢保证这些改变一定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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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要说明的变量与人民有关。就像我们在前面讨论代议制度发展过程时所提出的，尽管有些人并不同意精英主义者有关少数统治是人类无法回避的现实的说法，但他们不能不承认，由于人类素质的平均程度的确没有办法去实践所谓的直接民主，因此由少数人把持政治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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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种状况正在改变当中。过去半个世纪以来，由于冷战带来了大体和平并借此刺激了经济发展的环境，而信息革命也在促进知识的广泛流通之余，提升了教育的成果，其结果是，不但第三世界国家的成人识字率从1970年代的43%，提升到1980年代的60%，以及1990年代的71%，在第一世界与那些表现杰出的新兴工业国家中，这个比例更平均维持在95%以上。与此同时，国民的教育普及程度也有着明显的进步，特别是中等教育以上程度的发展。当然，我们并不是说这样的发展就一定有助于真正民主的落实，但比起过去实在是个很大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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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这种发展必将（或者已经）带来几个影响：首先是人民自觉意识的提高，人们将拥有更多的能力去思考自己和社会的关系，以及自己在政治世界里应该扮演的角色；其次是人民会重新思考有关组织合理性的问题，由此，不仅“国家”组成的不理性问题会凸显出来，所谓“社群”与“社群主义”的概念也将借由现代工业社会造成的孤立与疏离感而扩散开来，换句话说，人类必须找出足以重新凝聚集体认同的理由；最后，由于人们更加重视追寻传统价值（例如本土化或寻根运动）以及强化小型团体内部的互动（例如建立小区意识或进行小区重建活动），国家主权的强度将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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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数二：全球化对国家主权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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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思考未来可能发生的变化时，把焦点集中在主权国家身上是有意义的。首先，不管大家同不同意，我们每个人都一定得属于某个国家（无国籍者是数量极少的例外），同时得接受除姓名以外的一组终身代码（也就是我们的身份证号码）；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发现，尽管我们可以找理由改名字，但这组代码是绝对改不了的。再者，目前使用的政治制度是为国家量身定做的，因此带来了许多问题与挑战，例如为了提高内部凝聚力而必须去创造民族，同时也必须处理好中央与地方间的分权问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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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不管是大前研一预测的“民族国家的终结”，还是卡米莱里（Joseph Camilleri）与福克（Jim Falk）等学者倡言的“主权的终结”，都明白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事实，即这个以“国家”为主的世界正面临着变化的压力。导致变化的压力除了来自社会内部因为人们教育程度与自觉性提高而带来的不同想法之外，来自国家外部的“全球化”力量也是不能忽视的因素。由于篇幅的限制，这里无法详述“全球化”的细节，而只能从三个角度切入，直接把问题带到全球化对国家与人民间关系的影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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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渗透性”的问题。众所周知，所谓国家就是把全部人类根据一些人为制造出来的卷标分成好几堆，然后一方面强调人群之间的不同，另一方面对不同人群的来往加以限制，例如我们想国际旅行的话，就得办理护照并申请签证（虽然免签证逐渐流行），经过海关的盘查并入境后，也不是想待多久就能待多久。换句话说，通过对人群来往的限制，国家希望将人民绑在固定的土地上，借此确定治下有多少人口。但是，这种情况已经因为信息革命带来的全球化现象而有所改观，正如大家看到的，尽管我们的身体依然不自由，但观念却能通过“因特网”而翱游四海，甚至根据共同想法而在网上组成跨国性的社群；从负面的角度看，由于政府的电子化也成为潮流，因此来自“黑客”的善意示威与恶性攻击，也成为令所有国家相当头疼的一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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