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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原文为拉丁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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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查理曼大帝于公元800至814年为西罗马帝国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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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传说中的古罗马烈女。——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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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原文rex sacrorum，意为“管理圣事之王”，暂译“教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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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的历史与边界 第四章 基督教与个人主义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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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简略地回顾了希腊和罗马政治，而现在我们将在新的背景下对政治的起源过程作一全景再现。在中世纪的西欧，从野蛮的暴力争斗中产生了国家秩序，而且宗教第一次扮演了独立的角色。把这一结果看成一个事实上的巨大成就，便会违背当代流行的偏见——现代人一般都把“封建”和“中世纪”当作贬义词。然而“封建”只是从暴力中产生出来的一种特殊的等级形式，“中世纪”也只是现代早期的读书人惯于用来指称将他们和古典时期分开的那一千来年的一个称谓。我们可以说，从罗马帝国的崩溃到现代社会产生的一千年是我们政治结构的发展中最重要的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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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今天看到的欧洲是一批又一批部落为追兵所迫向西移民的产物。他们被罗马帝国有目共睹的繁荣和文明所吸引。罗马人给这一群群逃难的部族起了各种名字：匈奴人、哥特人、西哥特人、盎格鲁人、法兰克人，等等。数百年间这些移民不断涌向罗马帝国，他们起初被罗马体制所接纳，后来又破坏和瓦解了这种体制。这些野蛮人在乡村建立了自己的国家，经过一段时间又皈依了基督教。每个王国都立了一个国王，还有一批有权势的人物；作为对其忠诚的回报，这些有权势者一般会得到国王赏赐的土地。暂时的赏赐很快就变成了世袭领地，然而还是经过好几个世纪才恢复了昔日罗马那样的稳定局面，究其原因部分是因为内部的争斗，另一部分原因则是寻找安身之地的难民仍在不断涌入。以盎格鲁——撒克逊人为例，他们征服英格兰后就先遭到丹麦人、后来又遭到诺曼人的攻击。这些诺曼人本是北欧海盗的一支，他们于9世纪在法兰克王国开拓出一个新省，又到西西里岛建立了一个王国。在这动乱的年代，只有得到职业武士阶级的保护老百姓才能安全度日。但获得这种保护是要付出代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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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必须重新建立公民秩序，这里我们要考虑形成中世纪鼎盛时期文明的三个因素。第一是从那些野蛮人身上继承下来的对自由[1]的无比热爱。尽管身处滥施暴力的年代，这些野蛮人部落仍从道德和法律上强烈感到他们是某种部落法的继承者，这些部落法是他们存在的依据。这些野蛮人的自尊存在于履行誓言之中——必须服从他们曾宣誓效忠的人。而国王正是法律的监护者。对自己的族群具有强烈的道义和法律上的责任感，对族群以外的其他人则漠不关心——这正是产生暴力和动乱的根源。要靠基督教的信仰和“典雅爱情”[2]的道义来传播这特别的一课。欧洲人相信，遵奉他们自认为从祖先那里继承的法律就体现了他们的独特存在。法律似乎是一种与人的意志无关的东西。又过了几百年，人可以立法这种观念才被他们接受。后来人们重新研究罗马法时才提出了立法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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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世纪初期，政治只是国王与他的重要封臣之间的事情。政治活动只是环绕着小型、原始、游动的朝廷而进行。但是逐渐地，这些国王从部落首领变成了王国的君主，国王所监护的法律也从部落之法演变成国家之法。在英格兰，国王们不断扩大“王国的治安”的范围，使最底层的百姓在遭受当地领主过分压榨时能向国王申诉。在所有这些地方政治的进程中（欧洲各地的具体情况各异）都可以看到这样一个事实：对属下佃户的控制使掌权首领处于某种独立的地位，必须通过与一批这样的首领订立协议才能建立起社会秩序。这是中世纪重建政治秩序的第二个重要因素。有人提出了一种似乎有道理的说法：欧洲封建主义之所以如此独特，是因为欧洲是一片水源丰富的大陆。和中国、印度、中东不同，欧洲不需要建造大型水坝和运河来灌溉农田，防范水患。大型水利工程需要由强大的中央权力来动员劳力，而且明显会导致专制秩序的产生。在气候适宜于农业生产的地区，地方事务相对来说较少受中央政权控制，当局必须听取臣民的意见。这一说法像所有其他关于社会因果关系的宏大理论一样，需要谨慎对待，但这种看法肯定道出了部分的事实。这个观点显然不是全对，因为人类社会中没有一样东西能离开人们对自身所处环境的看法，也没有一个观点纯粹产生于物质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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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上面讨论的观点的确有助于解释中世纪一千年后半叶出现于欧洲的政治结构。到公元11世纪出现了各式各样由公爵、伯爵统治的采邑，还有一些独立的商贸城邦以及一些处于萌芽状态的小国——回顾历史，我们从这些小国看到了欧洲民族国家的雏形。在历史学家看来，一切事件都是偶然的。欧洲国家的内部秩序是通过一系列无法预见的事件逐步巩固的。公元843年将查理曼大帝的国土一分为三的凡尔登条约被看作是一道分水岭，它隔开了法国、德国和第三个从未完全统一过的国家，这个国家的版图从北面的荷兰延伸到南边的萨瓦和伦巴第。另一个关于历史偶然性的例子是普罗旺斯。如果13世纪初十字军没有讨伐阿尔比派异教徒，没有摧毁该地区并将它并入法兰西王国的领土，那么普罗旺斯已成为南部法兰西的一部分。君王们勾心斗角，贵胄们讨伐征战，有意推行的政策和偶然发生的事件交织在一起，这一过程中欧洲各色各样的语言和文化里的某些部分逐渐上升到代表整个民族的地位。然而与此同时某些风尚又流行到全欧洲。例如“典雅爱情”的时尚首先出现于普罗旺斯及周围地区，又与基督教神学一道产生了巨大影响，在西方文明中为妇女争得了与其他文化中的妇女大不相同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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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王们到处扩张自己的势力，极力加强对邻国和属下封臣们的控制。从这个角度来看，自由就意味着确立制度与法令以制衡强国对这些弱小群体提出的索求。英格兰的国王是司法的最高主宰，他在各郡都派有一名叫作郡长的官员。国王派出法官到全国巡查执法，处理被称作“令状”的有较多变通余地的要求和申诉。但贵族们也有权迫使一个有过失的国王认错，并让他作出补偿。最有名的例子是英王约翰被迫于1215年在泰晤士河谷的拉尼米德批准大宪章。大宪章在英国传奇中被尊为自由权的源泉。事实上这并不是中世纪唯一的例证，但却是中世纪政治中的一次典型的危机。这个事件反映了欧洲政治发展的一个核心特征：权利和自由权先由贵族和城市中较富裕的居民提出——往往是从他们的利益出发，然后经过好几代人才逐步过滤到社会的较低阶层。换言之，今天的选民继承了最先由昔日的贵族维护的权利。不管这一历史经验有什么缺陷，它却导致这样的结果：在民主运动将这些权利普及给全体民众之前，充当自由基石的那种文化首先经历了习俗和制度的充分检验。由此，民主通过一个有机的发展过程在欧洲国家出现，这种有机发展又使民主具有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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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政治的本质在于，没有他人的合作国王就无法统治国家，甚至按当时的理解连十分有限的国家功能都难以执行。国王必须征询他人的意见，这些人包括贵族、教会的权势人物，最后还有能够出钱的各城镇的代表。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出一个新型机构：议会。议会的发展历史很复杂，每个欧洲国家的情况都不一样。例如法国就有两种议会，一种实质上是法律机构，另一种叫三级会议，是咨询机构。国王们需要议会批准税收政策，有时还需要议会支持皇室的对外政策。臣民们重视议会，因为它们提供了一个渠道，可以向法律施加影响，还可以为滥用权力造成的损失索取赔偿。英国议会的历史或许是最复杂的，同时也是最有意义的，因为在现代早期，欧洲大部分议会组织都被废弃了，直到19世纪才作为实现民主的手段重新恢复——极成功地保存下来的英国议会即是样板。议会可以当作政治创造性的一个近乎典型的例证是因为它能处理当时出现的紧急问题。并未经过预先的策划，议会就变成了民主的基本手段。然而直到很久以后，议会才引发人们去思考关于它的代议制功能之类的抽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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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政治的第三个因素最为重要，它与宗教有关。宗教就是一种文明对存在问题的信仰和知觉。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宗教是一种公民宗教，教会的成员和国家的成员没有分别：同一套机构执行着今天我们西方人区分得一清二楚的两种功能。在古典时期，人生的意义在于表现自己的理性和为共和国服务。当公元4世纪基督教在罗马帝国上升到主导地位时，宗教的情况就全然不同了。一个出生在雅典或是罗马的人，他的出身已经决定了他的宗教身份。但一个人只有通过有意识地接受一套信仰才能成为一个基督徒。另外，基督教是一种写成文字的宗教，这就激励了教徒去接受教育，学习文化。部分地由于这一原因，基督教很快变成了一个包括信仰、情感、戒律、礼仪在内的复杂体系，需要通过包括哲学思考在内的大量的智力探索，才能使这个体系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信仰是一种脆弱的东西，需要有人来保护它的纯洁性或是正统性，因为人类的误解能力，或者说理解得过了头的能力是非常强的。凭借《新约》中相对有限的材料来阐释基督教的信仰，这是教会几个世纪以来的工作，而且重要的是，这项工作从未停息。从最初一代的圣保罗书信起，该工作贯穿了基督教兴起后的几百年。到公元430年圣奥古斯丁去世时，基督教的基本结构已经得到详尽阐释。（同时还出现了一个庞大、复杂的上层结构，它往往能衍生出异端邪说。）非正统信仰分裂基督教的危险当然是导致基督教发展史上那种不宽容的主要原因，宗教裁判所则成了不宽容的标志。但正是这种破坏正统的威胁带来了不少基督教文明中的思想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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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上的阐释中我们看到基督教是一种对道德提出严格要求的宗教。人类是宇宙创造者的作品。人类犯了罪，辜负了上帝的信任，但上帝派耶稣来拯救了人类。人生是一场考验，有的人死后会得到永生。另一些人，也许是大多数人，会受到另一种命运的煎熬。对后一种命运有过许多揣测——中世纪对地狱苦难的探索为数个世纪的人类生活定下了基调。基督教认为，每个人都是自己灵魂的监护人，替上帝守护自己的灵魂。死亡并不能摆脱这种可怕的职责，因为死后还要接受审判。不管是高贵者还是下等人，皆受此影响。后面将会提及，希腊和罗马哲学是精英化的哲学，只有英雄和哲学家能实现完满的人性，而奴隶——在某种程度上还有妇女，只是理想人的低等翻版。基督教则常把这个说法颠倒了过来：只有下等人最接近想象中上帝要求的那种爱的精神。尤其是妇女，她们热衷于传播和平和爱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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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推崇古代共和国精神的人物——以马基雅维利和尼采为代表——将基督教信仰的这一方面看作一种柔弱的虔诚，有悖于勇士的刚强和看重荣誉的精神。不管如何评价这一观点，我们切不可得出结论说，中世纪的基督教共和国就是十分爱好和平或软弱顺从的国家。教会的确曾努力在敏感暴躁又争吵不休的君王和贵族中提倡和平与谦恭，但教会也的确号召过十字军圣战，多数十字军战争的目的都是通过主力部队夺取耶路撒冷。尽管教会反复宣讲着《罗马书》第十三篇——其中圣徒保罗规劝信徒们服从当权者的权力，欧洲仍经常发生动乱和反叛。基督教对政治生活的真正意义在于它改变了人的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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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强调在上帝面前每个人的价值是相等的。个人的价值不在于他是否具有普遍理性，而在于是否具备对抗邪恶的个人品性。哲学家们发现很难解释品性这个概念，他们倾向于回溯到古典时期的说法，将人的道德世界看作理性与情感之间的抗争。但随着16世纪宗教改革运动中新教教派的出现，不管新教徒还是天主教徒都逐渐意识到，必须从“意愿”的角度来衡量现代人类，当然这不是指意愿的表层含义如随心所欲之类。基督教将人们的注意力从政治征服和凡尘俗事转向内心世界的修养。现代社会产生的过程也就是逐步构筑这样一个社会的过程：在这个社会中，人们对内心世界的关怀能够完全与他们在外部世界的活动相适应。现代社会当然是一个充满动态的社会，而从这一点来看个人主义也许已经是强弩之末。但在我们身边还可以找到个人主义的残余，例如介绍通过内心满足获得幸福的通俗读物，以及被人们普遍接受的人权思想。假若没有基督教神学的曲折发展就不可能产生这些读物和人权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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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改变了罗马帝国，使新的精神萌芽能在罗马的国家和军事力量衰亡的过程中破土而出。罗马帝国在西方变成了罗马天主教会；帝国诸省变成了主教管区；罗马皇帝式微而教皇却不断扩权；关于罗马创建者罗慕路斯的神话逐渐让位给“上帝之城”的创造者耶稣；罗马法的精神被用来解释《旧约》与耶稣的启示之间的关系。《圣经》的经文指导着人类的生活。耶稣说：“你是石头彼得，在这磐石上，我要建立我的教会。”[3]圣彼得的继承者们作为罗马的主教建起了一个横贯欧洲大陆后来又延伸到全世界的帝国。国王的就职仪式变为宗教加冕典礼，这就在神圣的教会和王权之间建立了一种同盟。教会使婚姻既成为神圣的纽带又成为一种社会契约。到了11世纪，教皇已经具有不下于任何世俗君主的权力，能够控制重大的国家事务。欧洲从精神上被一个握有绝对权力的君王统治着，他的使臣们负责管理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连欧洲的建筑都是如此：城市里遍布大教堂，从地中海到波罗的海海岸的每一个村庄也都耸立着教堂。此后，教皇的势力扩张得超过了限度，世俗君主们要求恢复自己的权力。1309年以后，教廷受法国国王的控制在阿维尼翁[4]度过了许多年，直到下一个世纪才回到罗马。但教廷已经对欧洲政治结构产生了无法消除的影响：和贵族阶级一样，教会也成了君主们建立王国时必须平衡的另一股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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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该词除了个人自由外，还有民族自主、民族独立等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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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世纪欧洲的一种爱情风尚和爱情观，指骑士式的对贵妇人（常是已婚者）的爱恋像臣子忠诚于君主。这种爱近于宗教狂热，首先见于12世纪普罗旺斯的宫廷行吟诗人的作品，后来传遍欧洲，对西方文化产生很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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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见《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16章1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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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位于法国沃克吕兹省，1309——1377年为教皇都城，史称阿维尼翁教廷。阿维尼翁当时为罗马教廷藩臣领地，阿维尼翁教廷中法兰西人占绝对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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