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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奇异的尝试都是出自一种怀旧的渴望：希望回到现代国家产生之前的那种单一的“政治机体”。古典的共和主义者厌恶基督教，因为它将对世俗权力的忠诚与对国家权力的忠诚作了区分；社会主义者认为人们无法调和在工作中对个人职责的履行与在公共生活中对国家的忠诚之间的矛盾；民族主义者认为我们文化的纯洁性被外来统治者的压迫所玷污。“异化论”是对我们的社会弊病之根源的一种很流行的诊断，而现代政治所作的许多努力都注定要失败——它试图修复已经永远破碎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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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ship of state与body politic在英文里都是“国家”的同义词，但却是从不同的角度来描述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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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原文为political associations，暂译为“政治组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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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普卢塔克（46——125），古罗马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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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托马斯·阿奎那（1225——1274），意大利神学家、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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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亚当·斯密（1723——1790），英国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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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古希腊“家庭”的概念参见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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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托马斯·马尔萨斯（1766——1834），英国经济学家，1798年发表著名的《人口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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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原文为association，意为“联合”“交往”“社团”等，作者用它表示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组合、交往的方式，所以国家、社会、经济、文化等都是一种“组合”。以下译为“组合”或“组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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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马志尼（1805——1872），意大利革命家，青年意大利党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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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伍德罗·威尔逊（1856——1924），第二十八任美国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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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西班牙山地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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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法国布列塔尼地区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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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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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的历史与边界 第七章 国家间的关系：如何保持均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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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国家内部如何复杂，在国际上每个国家都是一个武装起来的整体，随时可以进攻别人或自我防卫。欧洲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部战争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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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是，到目前为止，没有足够的自我防御力量任何社会的和平与繁荣都不可能维持多久。由大大小小的政治实体组成的欧洲一直就是一个战场，而且历次战争一般都未能定出最终胜负。没有一个国家能够长久地统治整个欧洲。欧洲历史似乎可以这样来总结：备战，打仗，战后的恢复。人们也许曾指望基督教这种倡导和平的宗教能够改变历史，然而基督教实际影响的最典型例证也许是克洛维[1]的故事。克洛维是西法兰克人的首领，公元491年征服高卢人后皈依了基督教。一天克洛维听人布道，讲到耶稣被钉上十字架一节，他忍不住站起来怒吼道：“要是我带着法兰克军队开到那儿，看他们敢不敢这么干！”道德义愤也能导致战争，而且并不比野蛮逊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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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毁灭生命和财产，理性主义者认为战争是感情冲动的结果。那么，为什么作为理性动物的人类却写下了一部如此阴暗的历史？部分的原因是“需要”。因为战败就意味着一个民族的灭亡，因为总有某些国家已经或者将要向外扩张，于是各国都需要豢养武士来保卫国土。这些武士以荣誉为道德准则。勇猛作战是极大的荣耀，牺牲生命能赢来仿若永恒的光荣。在西方，从罗马帝国灭亡到现代社会出现的一千年间，这些贵族出身的武士与其说在维护和平，还不如说是在破坏和平。直到专制君主们控制了局势，武士们世代争斗造成的死亡和毁灭才告结束；只是，随后君主们又成了破坏和平的祸根。战争于是成了君王们的娱乐，正如时人所说的，诸侯们用大炮来发言。凭借婚姻、外交，尤其重要的是凭借战争，一个国家可以变成强国。几百年间，从中世纪沿袭下来的由小型领地构成的组合拼图正是通过这些手段演变成今日欧洲这样格局明朗的政治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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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克劳塞维茨[2]所说，战争是政策——也就是政治——改头换面的继续。统治者发动战争是为了获取优势，抵御敌人是为了保护国家利益。就像下棋，总有一方会赢，而和局只是一种不稳定的均势。在国际争斗这盘棋局中战败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就像软弱的波兰政府那样，只好听凭俄国人、普鲁士人、奥地利人来瓜分他们的国土；其他的例子还有1939年之后被纳粹德国占领的许多国家受到的蹂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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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霍布斯在《利维坦》（1651年）中对政治冲突作了最好的解释。霍布斯把人们不承认一个共同权威的社会状况称作“自然状态”，他认为自然状态就是战争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人们的生活将是“痛苦、贫穷、孤独、残忍和短命的”。正如他在著名的第十三章中所说的：“人们彼此相处没有欢乐，只有大量的忧伤，而这里没有一个能够威慑所有人的权威。”霍布斯针对这一现象提出了三个原因，其中的两个前边已经提及：一是人们珍视的东西（例如水源充足的耕地）数量有限；二是人们对荣耀的狂热追求。第三个原因被霍布斯称作“猜疑”，即人们对他人的不信任。对敌方入侵的担忧可能导致己方先发制人的进攻，而这一决策又会带来一系列可怕的后果：甲担心乙要攻打自己，便决定率先发起攻击；而乙已经预料到这一危险，打算更早一些动手；甲预料到乙的动机……如此无限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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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自然状态下的人们为了避免自相残杀就必须建立一个公民联合体，拥戴一个凌驾众人之上的政权来用法律统治他们——霍布斯认为武力征服通常能引出这样的结局。人类生命的脆弱使他们不得不走这样一条路。国家之间的状况也基本与此相似，所不同的只是国家能保卫自己，而孤立的个人却没有这个能力。正如霍布斯所说，“无论什么时候，国王们以及大权在握的人们由于处在独立的地位而经常相互猜忌，经常处于角斗士之间那种剑拔弩张的状态；他们兵刃相向，怒目相视；就是说，他们在国家的边境修建堡垒、布置驻军、架设枪炮；他们不断地监视着邻国——这就是战争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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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来都没能完全摆脱霍布斯所说的那种自然状态下的危险和不安，这种危险和不安俯拾皆是，例如美国蛮荒西部的状况，城市中心区的情况，独自走夜路害怕听到脚步声，还有（用霍布斯的例子）我们都要锁上自家的大门。这是一种有力的解释模式，因为霍布斯将战争与和平的问题整个颠倒过来了。长期以来人们都对战争感到悔恨，都在寻找战争的根源，好像是在解释一种病变。霍布斯的看法则是，战争是人类间的自然关系，真正的问题在于人类如何去实现一种和平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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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义地说，霍布斯的理论模式解释了欧洲国家之间关系的一般状况。从一些特殊情况中也许能推导出对这一理论进行修正的观点。例如，20世纪后半叶大部分时期由于美国和苏联处于支配地位，西欧国家之间要发生战争几乎是不可思议的。然而在人类事务中任何东西都不可能长久不变。有趣的是，几百年来欧洲（与世界上多数地区形成对照）一直分裂为一些彼此分隔而又互相敌对的国家，但为什么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长期征服并统治其他国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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