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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的联合至少能改变“昔日盟友变成今日仇敌”的局面，这种局面反映了许多政治活动中固有的冷酷与残暴。我们谈及国家之间的关系时常用朋友或敌人这样的比喻，但这却容易让人产生误解。正如许多政治家所说，强国没有朋友，只有利益，而利益是会改变的。戴高乐说，“血干得很快”。许多国家的确很快就忘记谁是它们昔日的仇敌。国际政治中的所谓“友谊”只是谋求国家利益时的一个感情盾牌。然而究竟什么是国家利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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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利益就是一个国家认为保障本国安全所必须采取的一切行动。英国统治印度时期控制苏伊士运河就是英国的国家利益，但后来就不是了。国家利益会受到现实的局限。波兰当然不喜欢像德国和俄国这样强大而又不好相处的邻国，但波兰没有选择的权利。美国提出了“门罗主义”，宣称拒绝欧洲干涉本半球的事务，然而美国南面的邻国却并非总是愿意美国如此强大。在1803年的“路易斯安那购置”之前，托马斯·杰斐逊对法国非常不信任，他说：“如果法国占有了新奥尔良……我们就去投靠英国舰队，投靠英国。”邻国一般都是仇敌，而邻国的邻国就成了盟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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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利益取决于人们对它的解释，但政权的更迭很少会根本改变一个国家对自身利益的看法。1789年后处于革命状态中的法国和1917年布尔什维克掌权后的苏联基本上因袭了革命前的对外政策，只是比先前更富有侵略性。有时候国家利益会得到威严理论的支撑，如法国的黎塞留主教[3]就曾从理论上证明阿尔卑斯山、比利牛斯山和莱茵河形成了法国的自然疆界。对国家利益的判断需要有精明的头脑和对未来趋势的某种预见。典型的例证是1920年代初丘吉尔对英国国家利益的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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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如果德国胜利占领英吉利海峡诸港口，我们将无法承受……然而，同样是这些港口曾被欧洲军事上最强大的一个国家占领了几百年，我们依然生存下来——这个强国就是法国，那段时期它几乎从未停止过对我们的敌视。据说新式武器将带来更大的危险，但这要看谁掌握最精良、最有杀伤力的武器。如果除了海上优势我们还有空中优势，我们就能像当年对付拿破仑那样无限期地坚持下去，即便英吉利海峡所有的海港以及所有低地国家（荷兰、比利时、卢森堡）都沦入某个敌对的军事强国手中。我们决不认为，如果最坏的事情发生，英国将不可能独自坚持下去。我不相信这样的说法：我们的命运和法国的命运紧密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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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的严酷逻辑要求我们付出生命和财产的代价来保卫国家利益。人们从来都懂得这样做的必要性。在现代社会，这一必要性衍生出所谓“政府的理由”[4]的说法，根据这种理由，政治领域可以使用暴力、欺骗甚至背信弃义等手段。正如霍布斯所说，暴力和欺诈是战争中要求的基本品性，他认为国际关系永远处于潜在的战争状态之中。19世纪统一意大利的主要人物加富尔[5]曾经说过：“如果我们在给自己办事时也使用为国家办事的那些手段，我们就是不折不扣的流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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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到了后期，人们更多谈论的是“政府的理由”的失灵，因为这种失灵为有关国际道义的主张提供了事实依据；站在滥用国家权力的对立面，其时的国际道义主张已经发展成一种运动。拿破仑派军队越过边界进入巴登抓获并枪杀了当甘公爵[6]，这件事使全欧洲震惊。塔列朗[7]说：“这不仅是一桩罪行，这是一场灾难。”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不久，德国首相贝特曼·霍尔韦格[8]把1839年订立的保障比利时领土完整的条约（德国刚刚违反了该条约）说成是“一纸空文”。德国首相的这一言论严重损害了他的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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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欧洲各国联合起来建成一种国际道义秩序，这种努力源自中世纪“基督教世界”的设想，这设想又是受到古罗马人和自然法精神的启迪。罗马人有一部规限各种族之间关系的法典，而哲学家们则按斯多葛派学说去探索自然法的理性法规，这种规则适用于所有的人类。在基督教社会的共同文化中，战事本身的一些惯例和习俗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战争的残酷：传令官、使节、休战信号，以及关于宽待战俘和豁免非军事人员的惯例，再后来还有对红十字救护人员的豁免。18世纪的一些理性主义者奉行世界主义，他们从对自己国家的忠诚里解脱出来，有的还幻想建立一个能带来全球和平的世界共和国。并非所有的理论家都赞同这种幻想。例如黑格尔，他虽不是为战争辩护，却认为战争是培养英雄美德的温润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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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关系研究分为相互龃龉的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两派，现实主义学派以国家利益为导向，理想主义学派则主张建立一种国际秩序。后者的主张得到广泛的支持。理想主义者认为，如果说战争曾是解决冲突的一种理性的方法，那么随着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出现，这一观点就不能成立了。另一种很有说服力的理论是，不可抗拒的发展趋势，尤其是贸易的发展，使国与国之间的依存关系如此紧密，以致民族国家的主权成了一种幻象。根据这一理论就可以得出，国际社会必须采取联合行动来执行保护地球环境的政策。全球化进程显然已经将整个人类纳入同一个国际体系之中，其中包括世界范围内争取人权的潮流，尤其是争取在传统社会分裂性极强的女权的潮流。有些非西方国家拒绝这类对权利的主张，把它称作西方的文化帝国主义。很显然全球经济正在发展成型，然而同样明显的是，在全球占优势的道义规范却没有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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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主义者从道义上批评国家利益，认为它是自私的表现。相反地，遵守国际公约，实施对人权的保护，则是道德的行为。然而读者们一定已经看到，在政治中任何东西都不是纯道德的，也不是纯经济的、纯精神的，等等。在经济上行之有效的东西，在精神上也许十分有害；国际上都认为符合道义的东西，可能会给某一种特定文化带来致命的危险。即便是促进国际道义的运动也不能说完全没有某种功利的考虑。国际道义肯定会比较适合于某些国家，而不大适合于另一些国家。一个发达的公务员官僚体系——其委托人是西方国家的压力集团——自然从国际道义的扩展中得到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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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主义者认为，国家利益一直是，而且应当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现实派看到，一系列的战争单一起因论——贵族的蛮横、王朝的野心、民族主义、信仰狂热——都已被事实所驳倒。现实派关注的是，建立世界和平新秩序的这种乌托邦理想只会加剧冲突，使局面更难收拾。国家利益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谈判的，而权利原则上没有商量的余地。国际组织如联合国在维持和平方面并未取得显著的成功，而且如果有谁提议给予联合国维持和平所需要的权威，世界各国很可能都会十分紧张。由此，国际关系领域清楚地表明，所有的解决问题的政治性方案都可能带来新的政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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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克洛维（466——511），法兰克王国创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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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克劳塞维茨（1780——1831），普鲁士人，著名军事理论家，《战争论》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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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黎塞留（1585——1642），法国主教、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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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即reason of state，亦译为“执政者的理由”，参见第五章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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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加富尔侯爵（1810——1861），意大利王国第一任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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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当甘公爵（1772——1804），法国波旁公爵之子，大革命后流亡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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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塔列朗（1754——1838），法国政治家、外交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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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贝特曼·霍尔韦格（1856——1921），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意志帝国第一任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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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的历史与边界 第八章 政治的实践（之一）：怎样做一个参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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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政治的人被称作政治科学家[1]，所以我们现在要把政治当作一门科学来看待。然而，我们首先要看一看科学家必须研究的对象——政治活动中的实际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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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的实践有时被比作演戏。政治家与演员显然属于彼此相关的族类。公共生活的建筑多令人想起罗马广场的古典精神，华盛顿的公共建筑尤其如此。在伦敦，19世纪中期重建的国会大厦被恰当地描述为“古典型总体结构、哥特式细部风格”。克里姆林宫的建筑及其主人的装饰物反映了专制主义的冷漠与高傲。法国公共建筑的王朝特征表现在其辉煌壮丽的风格上。英国首相住在比较普通的街道上的一幢比较普通的房屋里，显露了英国公共生活里那种有意渲染的朴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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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这些是全国的政治舞台，但即便在电视时代，多数政治戏剧演出的舞台仍是在地方的和地区性的场所；在布满灰尘的会场里，在风吹雨淋的大街上，政治家可以在那些地方对选民宣讲自己的主张。开展政治活动有自身的条件要求：要有若干代理人、活动场所、与印刷商的联系、一批支持者、经费，而一般来说为了取得上述条件先得有一个地位已经确立的政党。富人和名人有时愿意新建一个政党，但这样做会遇到不少困难。雄心勃勃的政治家通常会从边缘向中心进取，每欲前进一步都像是在玩“毒蛇与梯子”[2]的棋盘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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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家在从政之初需要具有与关心政治的公民所掌握的同类的知识，不过在程度上要更扎实一些。每个美国政治家都必须清楚地了解宪法，了解人权法案以及联邦最高法院的许多判决，否则将寸步难行。历史知识是必不可少的，它能提供一系列史实、参照物、比喻，没有这些东西，政治语言就不容易被人理解。从独立战争到南北战争，再到美国历史上流行过的歌曲、口号，政治家必须学会从中得到启示。这些启示很多都有强烈的地域性，正是它们构成了政治家希望代表的人群的文化。政治家必须详细了解参议院和国会如何运作，当然更要了解各州与参议院和国会的关系。这些知识多是基本的、比较乏味的描述性资料，但没有它们政治家的见识便只是停留在道听途说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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