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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该怎样向听众介绍我的政策呢？面临这种问题的政治家想的更多的是听众，而不是他自己内心的意愿。听众有时是他的同行，有时是他所属的政党，有时是全体选民。我们可以假定，他已经说服自己相信提出这项政策的理由很充分，但他认为很充分的理由在别人看来可能毫不起眼。说服之难在于找到在听众看来也是确凿的理由。要想说服听众，政治家就必须从他与听众共同认可的观点出发。说服的第一步就是说服者设法使听众相信自己的意愿与听众要达到的主要目标是一致的，只有做到了这一点，才可能使听众相信他提出的政策与听众的主要目标正好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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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关于说服的议论表明，政治家必须是一种特殊类型的人，他要善于将自己的真实看法深藏于心。其他人可以心里想什么嘴上就说什么，可以尽情利用现代世界发明出来的大众传播工具，可以在根本不懂的问题上顽固地坚持己见。政治家则必须考虑自己的言论对自己的前程会发生什么影响，他必须具备一种特殊的人格结构。然而这并不等于说政治家就是伪君子。政治家从事的是风险极大的行业，他必须时刻留意形势发展的走向。政治家的才能中自然包括对机遇的把握，然而如果他没有真正的信念——道德的信念和对形势将如何发展的信念——他就会缺乏干大事业的政治家通常必须具备的那种清晰的形象。国务活动家——最高等级的政治家——善于将内心的信念与利用一切机遇的才能巧妙地结合起来。1940年戴高乐在伦敦发出抵抗德国侵略的呼吁，1946年他宣布退出法国政坛。这两次举动都很冒险，都可能使他身败名裂。30年代丘吉尔反对绥靖政策，这很可能使他从此退出已经小有成就的仕途。1964年巴里·戈德华特参加总统竞选，这一灾难性的冒险只是为里根1980年竞选的胜利作了铺路石。政治的决窍是，既要努力取胜，又不可求之过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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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原文为political scientist，通常译为“政治学家”。本章强调从现代科学的角度研究政治学，所以有时译为“政治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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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一种游戏，棋盘上画有毒蛇和梯子，逢梯子可前进，遇毒蛇则止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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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约翰·罗尔斯（1921——2002），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他的《正义论》是现代西方最重要的政治哲学、法学、道德哲学著作之一。这本书的副标题是Justice as Fairness，意即“justice当作正义来讲”。英文justice有“司法”“公正”等含义，而其他语言的文字包括中文却并非如此，所以这个副标题很难翻译。这本书目前的中文译本就没有译出原著的副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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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克莱门特·艾德礼（1883——1967），曾任英国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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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西方大众传播领域新出现的词，指大众媒介对政治家言行的报道中最能表达其政见也最能吸引观众注意力的片段，通常只持续十几秒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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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的历史与边界 第九章 政治的实践（之二）：政党与政治信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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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自由民主政治，就意味着参加或支持某一政党，也就是在一些重大政治问题上选定自己的立场。吉尔伯特[1]在他所写的歌剧《伊奥兰瑟》中把这说成是人的无法摆脱的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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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觉得这件事很滑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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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天为何总是这样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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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来到世上的男男女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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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倾向于自由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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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倾向于保守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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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尔伯特说的当然是19世纪的英国；在其他国家名称和侧重点可能不同。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或许不像自由党和保守党那样特征鲜明，而20世纪英国最引人注目的是工党。另外我们必须看到，政党的名称有很大偶然性：它只是一个称谓，并不等于政治信条。共和党并不比民主党缺少民主观念，民主党也和共和党一样赞成共和。不过吉尔伯特说得对，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是两种最基本的倾向，而且一切都可以归结到这两种倾向的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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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不能只有一种倾向。政治学家长期以来接受了“一党制国家”这个名词，这是概念混乱所致。“党派”这个词本身就意味着还有至少另一个类型上基本相似的党派。[2]政治的精髓就是不同见解的争辩，要争辩就必须有对立的另外一方。一个政党若是独揽权力，只是自说自话，就像20世纪的一些执政党所做的那样，这个党就是极权主义，也就是专制主义，因此，这个政党和政治是格格不入的。在每个自由民主制国家，一般都有两个势力最大的政党以及一些处在政治权力边缘的其他政党，另外还有许多政治派别，它们有时会参与竞选的角逐。在对现代国家的舆论现实作了上述概览之后，还须补上这样一笔：各个政党都与各式各样的群体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压力集团、利益集团、行业组织、公共关系公司、院外活动分子、教会，以及所有其他团体，这些团体时常感到国家管理权限越来越宽，它们必须对国家的决策施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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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党努力在竞选中取胜，但这并不完全意味着“夺取国家政权”，其实国家也在“夺取”政党。在竞选中被说得极为动听的政策，一旦新上任的部长们分析出其中的含义，就可能发现其只是灾难的诱因。政治管理的实践往往会使唇枪舌剑的政治辩论所兴起的风浪平息下来，因为政治管理是一种受到制约的、必须承担责任的活动，而民主政治则是一场分出高下的游戏。参与者必须冒险，有的人成功，有的人失败，夺魁呼声甚高的候选人败给了名不见经传的对手——这样一副景观激励着各党派的积极分子。埃德蒙·伯克[3]这样评价政治活动中竞争的好处：“与我们争斗的人锻炼了我们的神经，让我们的技艺更加精湛。我们的对手也是我们的帮手。”其制度精髓在于：选民能够“把败类淘汰出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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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尔伯特认为政治倾向性是与生俱来的，也许真有某种普遍的人类秉性支撑着政治倾向性。美国哲学家威廉·詹姆斯说，人可以分为硬心肠和软心肠两类。有人认为社会主义者总是谈论同情心的问题，所以属于软心肠一类；而保守派——近来支持自由市场经济——属于硬心肠。如果我们认真分析一下当代政治领导人，以上观点就站不住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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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党的复杂性有时是与促进还是抵制变革的抽象问题联系在一起的。当然，变革可以是好也可以是坏，要视判断标准而定，但保守派有一种对变革本身一概反感的秉性，而自由派则欢迎变革。有人用生理因素来解释保守派与自由派的差异：青年人急于变革，但随着年轻的增长会变得保守起来。当然，青年人在政治中的确很不一样，他们乐于将无穷的精力奉献给社会改革的理想——就像青年土耳其党、布尔什维克分子、墨索里尼的法西斯分子、希特勒的纳粹党徒，还有1960年代青年运动中的狂热分子。我们一眼便可以看出，上述事实不能成为鼓励青年人参与政治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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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说法是，政党是与利益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富人是保守派，穷人是自由派或是社会主义者。这一传统观念的现代版本是这样一种观点：现代国家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隐蔽战争的战场。这个观点有两个大漏洞。第一，在战争中一方力图彻底打败另一方，而政治论争则是一种运动，一种竞技，每一方都需要另一方。踢足球不能没有与你一比高下的另一支球队，搞政治也不能没有相互竞争的政党。因此，阶级战争的观点隐含着这样的意思：政治从此结束，然后由一些政治领导人创建单一的、真正的统一体。第二个漏洞是，如果说政党只是利益的代表，那就无法解释为什么相当数量的工人投保守党的票，而相当多的富人和中产阶级分子拥护激进的方案，包括以平等的名义对财富进行再分配。从这一观点出发的政治学家无法理解这样的现象：为什么蓝领阶级加入了共和党，工人阶级成了托利党人。事实上，政治是一种说服活动，从选民没有理性的行为中我们无法确切地了解他们将会怎样思考，怎样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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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这些观点都能帮助我们了解一个复杂多变的领域里的某些方面，它们还能在一定程度上纠正对政党的最具有蒙蔽性的误解——将政党与政治信条（有时也叫“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在政治中原则和纲领固然重要，但它们能否实现却要取决于所处的境况。问题在于境况总是千变万化的，政治学家只好把注意力投向政党的信条，因为信条至少还有某种智力上的连贯性。在许多情况下，政治信条几乎是我们在研究政策运作时的唯一依据；无论在何种情况下，信条本身都有一种思想上的吸引力，使它成为值得研究的对象，尽管我们应当时刻清醒地意识到，在政党实际运用权力时，信条的作用十分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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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可能已经注意到，到此为止我们讨论了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对社会主义却只是顺带提及，而从某些方面看社会主义应是现代政治中左翼政党的法定信条。在厘清这一领域时我们必须十分谨慎，而且在没有谈到下面一章所涉及的意识形态问题之前，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论述将是不完全的。让我们从叙述的角度来讨论社会主义，并以英国的经历为基础，而英国式的社会主义正是被广泛仿效的蓝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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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领域中始终存在着参与者分裂为党派或派别的现象，早在17世纪中期保皇党和圆颅党就互相争斗，而英国最先出现的政党则是辉格党和托利党。1679年辉格党和托利党在有关约克公爵詹姆斯的法案上成为对立的两个党派，该法案以詹姆斯是罗马天主教徒为由拒绝他继承王位。托利党倾向于秩序与服从，而辉格党是贵族派，主张政治应当建立在由数量有限的选民表态赞同的基础上，就像国会制度所体现的那样。然而在后一个世纪里英国的政治活动多须仰仗皇室的庇护才能成功。很久以后党派才开始受到尊重，反对党制度才成为政治体制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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