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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约翰·罗尔斯（1921——2002），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他的《正义论》是现代西方最重要的政治哲学、法学、道德哲学著作之一。这本书的副标题是Justice as Fairness，意即“justice当作正义来讲”。英文justice有“司法”“公正”等含义，而其他语言的文字包括中文却并非如此，所以这个副标题很难翻译。这本书目前的中文译本就没有译出原著的副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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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克莱门特·艾德礼（1883——1967），曾任英国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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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西方大众传播领域新出现的词，指大众媒介对政治家言行的报道中最能表达其政见也最能吸引观众注意力的片段，通常只持续十几秒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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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的历史与边界 第九章 政治的实践（之二）：政党与政治信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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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自由民主政治，就意味着参加或支持某一政党，也就是在一些重大政治问题上选定自己的立场。吉尔伯特[1]在他所写的歌剧《伊奥兰瑟》中把这说成是人的无法摆脱的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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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觉得这件事很滑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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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天为何总是这样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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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来到世上的男男女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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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倾向于自由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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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倾向于保守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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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尔伯特说的当然是19世纪的英国；在其他国家名称和侧重点可能不同。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或许不像自由党和保守党那样特征鲜明，而20世纪英国最引人注目的是工党。另外我们必须看到，政党的名称有很大偶然性：它只是一个称谓，并不等于政治信条。共和党并不比民主党缺少民主观念，民主党也和共和党一样赞成共和。不过吉尔伯特说得对，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是两种最基本的倾向，而且一切都可以归结到这两种倾向的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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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不能只有一种倾向。政治学家长期以来接受了“一党制国家”这个名词，这是概念混乱所致。“党派”这个词本身就意味着还有至少另一个类型上基本相似的党派。[2]政治的精髓就是不同见解的争辩，要争辩就必须有对立的另外一方。一个政党若是独揽权力，只是自说自话，就像20世纪的一些执政党所做的那样，这个党就是极权主义，也就是专制主义，因此，这个政党和政治是格格不入的。在每个自由民主制国家，一般都有两个势力最大的政党以及一些处在政治权力边缘的其他政党，另外还有许多政治派别，它们有时会参与竞选的角逐。在对现代国家的舆论现实作了上述概览之后，还须补上这样一笔：各个政党都与各式各样的群体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压力集团、利益集团、行业组织、公共关系公司、院外活动分子、教会，以及所有其他团体，这些团体时常感到国家管理权限越来越宽，它们必须对国家的决策施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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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党努力在竞选中取胜，但这并不完全意味着“夺取国家政权”，其实国家也在“夺取”政党。在竞选中被说得极为动听的政策，一旦新上任的部长们分析出其中的含义，就可能发现其只是灾难的诱因。政治管理的实践往往会使唇枪舌剑的政治辩论所兴起的风浪平息下来，因为政治管理是一种受到制约的、必须承担责任的活动，而民主政治则是一场分出高下的游戏。参与者必须冒险，有的人成功，有的人失败，夺魁呼声甚高的候选人败给了名不见经传的对手——这样一副景观激励着各党派的积极分子。埃德蒙·伯克[3]这样评价政治活动中竞争的好处：“与我们争斗的人锻炼了我们的神经，让我们的技艺更加精湛。我们的对手也是我们的帮手。”其制度精髓在于：选民能够“把败类淘汰出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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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尔伯特认为政治倾向性是与生俱来的，也许真有某种普遍的人类秉性支撑着政治倾向性。美国哲学家威廉·詹姆斯说，人可以分为硬心肠和软心肠两类。有人认为社会主义者总是谈论同情心的问题，所以属于软心肠一类；而保守派——近来支持自由市场经济——属于硬心肠。如果我们认真分析一下当代政治领导人，以上观点就站不住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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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党的复杂性有时是与促进还是抵制变革的抽象问题联系在一起的。当然，变革可以是好也可以是坏，要视判断标准而定，但保守派有一种对变革本身一概反感的秉性，而自由派则欢迎变革。有人用生理因素来解释保守派与自由派的差异：青年人急于变革，但随着年轻的增长会变得保守起来。当然，青年人在政治中的确很不一样，他们乐于将无穷的精力奉献给社会改革的理想——就像青年土耳其党、布尔什维克分子、墨索里尼的法西斯分子、希特勒的纳粹党徒，还有1960年代青年运动中的狂热分子。我们一眼便可以看出，上述事实不能成为鼓励青年人参与政治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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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说法是，政党是与利益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富人是保守派，穷人是自由派或是社会主义者。这一传统观念的现代版本是这样一种观点：现代国家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隐蔽战争的战场。这个观点有两个大漏洞。第一，在战争中一方力图彻底打败另一方，而政治论争则是一种运动，一种竞技，每一方都需要另一方。踢足球不能没有与你一比高下的另一支球队，搞政治也不能没有相互竞争的政党。因此，阶级战争的观点隐含着这样的意思：政治从此结束，然后由一些政治领导人创建单一的、真正的统一体。第二个漏洞是，如果说政党只是利益的代表，那就无法解释为什么相当数量的工人投保守党的票，而相当多的富人和中产阶级分子拥护激进的方案，包括以平等的名义对财富进行再分配。从这一观点出发的政治学家无法理解这样的现象：为什么蓝领阶级加入了共和党，工人阶级成了托利党人。事实上，政治是一种说服活动，从选民没有理性的行为中我们无法确切地了解他们将会怎样思考，怎样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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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这些观点都能帮助我们了解一个复杂多变的领域里的某些方面，它们还能在一定程度上纠正对政党的最具有蒙蔽性的误解——将政党与政治信条（有时也叫“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在政治中原则和纲领固然重要，但它们能否实现却要取决于所处的境况。问题在于境况总是千变万化的，政治学家只好把注意力投向政党的信条，因为信条至少还有某种智力上的连贯性。在许多情况下，政治信条几乎是我们在研究政策运作时的唯一依据；无论在何种情况下，信条本身都有一种思想上的吸引力，使它成为值得研究的对象，尽管我们应当时刻清醒地意识到，在政党实际运用权力时，信条的作用十分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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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可能已经注意到，到此为止我们讨论了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对社会主义却只是顺带提及，而从某些方面看社会主义应是现代政治中左翼政党的法定信条。在厘清这一领域时我们必须十分谨慎，而且在没有谈到下面一章所涉及的意识形态问题之前，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论述将是不完全的。让我们从叙述的角度来讨论社会主义，并以英国的经历为基础，而英国式的社会主义正是被广泛仿效的蓝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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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领域中始终存在着参与者分裂为党派或派别的现象，早在17世纪中期保皇党和圆颅党就互相争斗，而英国最先出现的政党则是辉格党和托利党。1679年辉格党和托利党在有关约克公爵詹姆斯的法案上成为对立的两个党派，该法案以詹姆斯是罗马天主教徒为由拒绝他继承王位。托利党倾向于秩序与服从，而辉格党是贵族派，主张政治应当建立在由数量有限的选民表态赞同的基础上，就像国会制度所体现的那样。然而在后一个世纪里英国的政治活动多须仰仗皇室的庇护才能成功。很久以后党派才开始受到尊重，反对党制度才成为政治体制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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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格党的理论家是约翰·洛克。他的学说为一种类型的自由主义打下了基础——政治统治必须建立在被统治者同意的基础上；人生而拥有生存权、自由权、财产权等自然权利。1776年美国的独立宣言中出色地表达了洛克的思想——它宣称人对于“生存、自由、追求幸福”拥有不可转让的权利。这是一种向传统提出挑战的政治学说，它投合了人们要求对政治和社会都进行改革的愿望。我们似乎可以说，要求废除经不起理性检验的一切规限，这一主张奠定了现代社会的基础。因此，“自由主义”具有了两重含义：第一，它是现代政治中与保守主义和其他信条相对立的一种特定的政治倾向；第二，它是一种原型式政治观念，可以囊括一切形态的现代欧洲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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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一词直到1830年代才流行起来。那是一个创造政治名词的时代，社会主义、保守主义等现有名词都是当时出现的。然而到这个时候，由于现代政治中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件，英国政治已经分裂为两派。这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理解1789年开始在法国发生的事情[4]。辉格党的一名领袖人物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认为，法国终于走上了1688年英国走过的道路[5]；福克斯的朋友埃德蒙·伯克[6]则认为法国革命者从人权宣言的抽象原则中推衍出破坏性的政策，这是一种新出现的十分糟糕的现象。他们抛弃了传统，目的是在一个抽象的政治蓝图指引下用暴虐的方式统治法国（很快还要统治整个欧洲）。伯克相信这种做法将会毁灭人类。伯克对法国大革命的看法预见了西方世界后来批判共产主义的所有观点。法国和俄国版本的乌托邦主义最终都以使自己的国家陷入血泊而告终。远在第一颗头颅滚下断头台之前，伯克就作出了以上的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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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克实际上以他对自由主义的剖析创立了保守主义，他认为，作为一种主张改革的政治学说，自由主义和某些社会改造学说如出一辙，那些学说徒劳无功地以毁灭性的方式寻求建立一个理想社会，结果只会使整个政治都走向毁灭。伯克的《法国革命感想录》（1790）精辟地陈述了他的基本观点。进一步将对政治的理解与专制主义的混乱观念相混淆的另一个原因，是对“左”和“右”进行区分的盛行。它的起源是一种比喻，原指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国民会议中不同派别就座的位置。左派和右派后来分别用来指革命和反革命，伯克和其他拥护“政治”[7]的人们都认为，革命和反革命这两个概念都和政治格格不入。根据伯克的看法，政治应当建立在保存和改革的观念之上，政治的出发点不是关于完美社会的抽象构想，而是现时的境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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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怎样看待社会主义呢？社会主义起源于19世纪两个现象的融合：第一，19世纪有这样一种思潮，即认为社会基本上是一个工厂，其产品应当平均分配给工厂的每一名成员。第二，在那一个世纪里，新生的产业工人阶级实际上获得了政治权利。社会主义的独特之处在于对穷人的关心，它寻求通过立法来制定这样的政策：重新分配财富、由国家提供福利，使公民的生活状况趋于一致。社会主义反对奢华和富人的无所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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