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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自由含义的最明白的解释是从反面来界定：自由就是不受限制。在政治语境中，自由就意味着不必生活在一个拥有生杀予夺大权者的统治之下。但这很容易滑入诡辩：如果自由就是不受限制，那么，假若我因为缺钱而无法做想要做的事，那就可以说，贫穷就是不自由。照这样推理，“自由”就滑向了“权力”，我们就会去拥立某个善良的独裁者，指望他来消灭贫困，使我们享有平等的权力。霍布斯对自由的疑虑不下于对正义的担忧，他将自由谨慎地定义为“法律的沉默”。就是说，在没有限制性的法律条文强迫你服从时，你就是自由的。然而我们更熟悉的欧洲传统是，将自由定义为在法治下生活，而不是在专断的统治下生活。但即使是这样一种合理的观点也可能隐含着问题。如果自由只是不受限制而已，那么当法律禁止我们做某事的时候，我们怎么能是自由的呢？这是霍布斯的看法，他的追随者杰里米·边沁[2]也持同样的观点；然而在此情况下我们应当看到，法律（而不是专断的命令）完全是抽象的，人们的自主判断权并没有被剥夺。例如，对多数人来说，并没有强制性的法律条文限制他们用杀人的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但他们在成长的过程中本能地将杀人的选择排除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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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艘国家的航船在无边无际又深不可测的生活之海里航行时，船上的乘客们很可能会决定驶向一个目的地，在那里他们可以享受到未曾实现或未曾完全实现过的理想生活。他们作出这一决定的根据是，所有的人都会喜爱他们所追随的理想。这可就大错特错了。事实上，我们在特定时段的身份和文化使我们受到局限。不同类型的人会有不同种类的理想。罪犯不会有太高的正义感，尽管他们往往特别看重荣誉。另外，西方关于自由的理想对其他文明中的许多人具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不过这种理想须建立在某些形式的自我控制的基础上，而自我控制是不容易做到的。一些鲁莽而又耽于幻想的理论家让许多人认识到与自由相近的一种理想叫做“解放”，这理想诱使又破又漏的航船上那些容易激动的乘客们赞成急剧地改变航向。有的尝试已经失败了，这并不奇怪，因为正如卢梭等人所说，奴隶造反的结果不是创建一个自由的社会，而只是更换了自己的主人。自由这东西很奇怪，它只能是一种我们已经握在手中的东西。把自由当作理想的航标，那它就永远只是一个幻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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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的理想和自由具有许多相同的特点。起初它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宪法名词，但它迅速膨胀起来，甚至可能会取代自由和正义的位置。我们不难列举，民主胜过自由和正义的更简洁方式：卢梭说，一个人如果不参与制定自己必须遵守的法律，他就不可能享有自由。卢梭是一个十分敏感的哲学家，他不可能从自己的主张直接转向这样的看法：唯有民主制度才是自由的制度（他认为只有神才能创立民主政体），但其他许多哲学家却转向了上述看法。民主可以通过许多方式来取代正义，然而“唯有民主政体才公正”的观点包含着一个很难让人信服的看法：在人类历史中所有的政体都不公正，只有极少数除外；虽然如此，民主还是可以通过许多方式来消化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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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最明确地演示了在现代社会中政治理想如何扩展到国家的领域之外，成为现代生活中其他“组合关系”[3]（我们在本书第六章中曾提及）的价值标准。例如，“民主的社会”可能看起来像是一个自相矛盾的词，但却被用来表示这样的一个社会：每一个成员过着同样的生活，享有同样的资源。民主的文化指的是从社会上层确立的审美标准下解放出来的文化。有时人们甚至提出了经济的民主化，那一般是指将工厂转变成工人共同经营的合作社。甚至还有民主的风俗举止；法国历史学家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就曾用民主一词来形容美国社会，认为美国的社会习惯将替代欧洲的贵族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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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西方人的社会基本上都是公正、自由和民主的社会。这些表示社会状态的词语经过哲学家的阐释可以表述我们的基本哲学思想。但这三个名词每一个都可以经过哲学家和演说家的精心雕琢（各用不同的方式）闪闪发光地出现在我们面前，它们不再是我们已经享有的习俗和条件，却成了我们今后可能努力的新方向。它们变成社会公正、社会解放以及真正的或强大的民主，指引着我们的奋斗方向。这样看来，某一种政治是靠理想来导航的。问题在于，我们很明显只能靠某一颗星导航，我们不可能朝着天上不同方位的好几颗星辰行驶。也就是说，谁若主张靠某一颗而不是另一颗星导航，他就必须证明唯有那一颗星能指引我们实现所有人的奋斗目标。然而因为我们这些人奋斗的目标常是相互矛盾的，所以要么让一部分人放弃他们的奋斗，要么就须放弃某些目标。因此，我们总是通过调整对相互矛盾的奋斗目标的判断来确立政治方向。在政治中理想是重要的，但现实最终必将为我们确立奋斗的方向，以及前进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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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government的含义还有“政府”“政体”“管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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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杰里米·边沁（1748——1832），英国哲学家、经济学家、法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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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此处的“组合关系”即英文association。参见第六章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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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的历史与边界 第十一章 科学地研究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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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国如同驾驶航船，这个十分诱人的观点支配着现代政治。这一譬喻引发了关于目的、政策、战略、方案等问题的讨论，这些术语都意味着有一个“我们”能决定广大而又复杂的社会的前途。政党在选举时期竞相许诺以争取选票，而经验告诉我们，如果什么问题得到了解决，所付的代价将是又引出了新的问题。毫无疑问，这就是人类社会的实际状况，但就是在这样的状况之下，我们也许还可以在有限的范围内作选择：依靠个人还是凭借群体的力量来面对我们的问题。有的人梦想用政治手段将我们从不公正的社会中解放出来，但许多人则赞同亚历山大·蒲柏[1]的相反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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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傻瓜们去争论政体的事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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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得最好的地方，就是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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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假若治国确实如同航海，我们就需要可靠的事实依据，还要懂得关于航船性能的可靠知识。众所周知，这样的知识只能从科学中获得。我们已经讨论了政治的历史，后来又谈及政治的实践方式。现在我们将从政治的历史和实践转向政治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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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看到，以科学的方法研究政治要求我们完全改变观察的角度。我们参与政治实践的时候，政治是由角色、习俗和情景编织的戏剧。政治科学则要求我们忽略由个人因素引起的差异，将政治看作一个跨越时间的过程，像自然现象一样。我们知道，古人曾经作过这样的尝试。他们发现政治遵循着一种跨越各个时代的周期而运动，这种观点至今仍很流行。马基雅维利有力地运用了这个观点。他说，宗教“带来好的体制，好的体制带来大量的财富，大量财富使城市公用事业获得成功、公众得到幸福”。他赞同波里比阿等古代作者的观点，认为每个政体都是由于自身固有的缺陷而崩溃。参与者的个人品格对政治运动周期的影响很小。然而马基雅维利还说，许多政治周期从未走完最后的行程，因为国家的内乱削弱了国力，使邻国乘机征服了这个国家，而邻国则处在政治周期运作的系统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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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就是由各种部件按一定关系组合起来的一个整体，关于系统的观点是科学地研究政治的核心观点。我们可以用汽车的引擎来打比方：汽车抛锚了，机械师可以把它修好。我们常把经济体系看作一部机器，外力——比如政府——可以控制其产品。就好像政府是一辆汽车的主人，他想提升汽车的性能，或是改进它的传动装置。现在我们又有了一个理解政治的十分流行的比喻：不是视政治为机体，也不是航船，而是机械。政治家是工程师，是系统之外的机械师，其职责是使机器按照我们的意愿运转。我们同样必须区分什么是系统内部的问题（时下流行的术语是“内源”因素），什么是外部因素（类似表述为“外源”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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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譬喻是支撑政治科学的基础。这种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在于试着将政治当作一个过程或一种机制来看待，其背后是一种技术上的野心：我们指望运用由此得出的知识来达到我们的目的。科学地研究政治的一个难题是确定内源因素和外源因素之间的分界。就是说，政治系统延伸到哪里为止，外部控制因素从哪里开始？1958年戴高乐介入法国政治，以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形式创立了一个全新的政体（或称系统）。那么，戴高乐是超然系统之外的一位从天而降的神仙呢，还是由法国政治传统构成的更广泛的系统内的成员呢？答案当然是，要看这场关于认知的智力游戏的规则是什么。我们可以说，美国的开国元勋们确立了一个规则系统，他们的继承者们在系统的范围内实现政治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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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一个问题时，我们会假定自己独立于任何系统之外。但当别人研究我们的时候，他们会把我们当作一个认知系统内的成员，具有稳定的、多少可以预期的特性。谁也无法逃离由种族、性别、阶级、历史或别种抽象过程构成的主导性系统——这是当前哲学界的老生常谈，但从某种意义上说，该观点显然是正确的。然而，由种族、性别、阶级和历史组成的系统只要能告诉我们系统中的人们会如何行动，那就很有意思了。可惜它办不到，因此我们得到的是一个没有意义的决定论：谁也无法逃离——那个谁也说不清楚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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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科学的基础可以用机械师的比喻来说明。政治科学也建立在这样一套修辞语言之上：它将形象、陈规、幻象、神话（还有“修辞”本身）与事实、证据、现实等确凿、坚固且给人深刻印象的词语加以对照。在这样的基础上，政治科学使用它的材料建筑起自己的理论大厦——在今天，政治学的建筑材料是何等壮观！政治学家第一次以一座浩如烟海的资料库拥有者的身份出现在我们面前。资料（拉丁文复数data变成了一个单数集合名词）就是一组事实，可以用来建立或检验理论：全部历史可以被归纳为一种资料，政治学家用它来建立一种理论——比如革命理论。我们也可以说，现代社会就是资料慢性中毒的社会。国家公务员们搜集资料，统计人员整理资料，计算机储存资料。政治学家可能会像指挥作战的那些将军们一样，他们巨大的情报网已经获悉敌人进攻的计划和时间而他们自己却还不知道，因为与此同时其他许多情报淹没了司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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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选票是一项资料，一份问卷调查答案也是一项资料，全世界范围内这种信息的数量呈指数增长。然而，如果选票和观点被抽象成选举中提供的有限选项或是问卷的答案，那么投票和发表观点就仅仅是一种资料而已。资料统计一开始就是进行均质化，最终必定会抹杀许多为适应复杂的现实情况所作的富有创造性的尝试，比如选民的积极性、问卷回答者的资格限定等。并不是说，这些复杂的现实情况根本无法被统计成数据；问题是，受访者回答问卷时不是经常能有意识地得到适当的信息。人终究不等于标出不同强弱程度的一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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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学家看来，政治是用数据资料来加强的系统，政治研究的目的是找出数据和系统之间的因果联系。在这一研究过程中，将现代社会视作独立的“组合关系”（我们在第六章中曾论及）是一种极有价值的思索结构——但这一思维方式也许会导致政治学本身的消亡。因为假若政治中发生的事情要到经济中、社会过程中，或者甚至文化中去寻找原因，那么政治就只是一组效果，而再也不是一种独立的、自主的活动。后果之一就是，政治中发生的任何事都不值得被当作一门科学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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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政治的确是自成体系的，尽管它显然与其他人类活动和人类社会结构有密切的联系。政治科学中最基本的问题是：某种政治现象的肇因是什么？例如，为什么政府有时能在选举中取胜，有时又落败呢？我们有可能从政治本身找到部分的原因，比如，取胜的政党组织得更好。但在政治学家看来，更深刻的答案往往完全在政治之外——例如经济，它与政治显然是两码事。我们可以举出一个简单的假设：如果大选在贸易周期曲线上升时举行，当政的政府就能再次当选。如果这是事实，那就证实了“知识就是力量”这句格言。政府为了赢得竞选只须让经济繁荣的景象出现在大选临近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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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显然会遇到两个难题。第一，经济不是一条驯顺的宠物，叫它干什么它就干什么。第二，事实证明，上面的假设永远不能成立。正像政治学中常见的那样，这两者间的关系颇有意味，但两者的因果联系则不明显，尽管对照关系中的两个成分——消费者和选举人——因设定为同一人而取得了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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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进一步的问题出现在创立政治学现代形式的早些时候。20世纪初第一代学院派政治学家批评某些前辈理论家错误地假定人类行为完全是理性的。据说这一错误应归咎于这样一些政治家和理论家，他们试图用纯理性的论辩来吸引选民。新一代政治学家成功地证明，形象、成见、公众情绪、家庭背景等许多非理性因素事实上都是政治行为的主要决定因素。正如在学术争论中经常发生的那样，争论的双方都在某种程度上误解了对方——本是为了引出对政策采取更为理性的态度而设计的规范性论辩，却被新一代政治学家当作对现实的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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