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301020
1703301021
当代西方人的社会基本上都是公正、自由和民主的社会。这些表示社会状态的词语经过哲学家的阐释可以表述我们的基本哲学思想。但这三个名词每一个都可以经过哲学家和演说家的精心雕琢（各用不同的方式）闪闪发光地出现在我们面前，它们不再是我们已经享有的习俗和条件，却成了我们今后可能努力的新方向。它们变成社会公正、社会解放以及真正的或强大的民主，指引着我们的奋斗方向。这样看来，某一种政治是靠理想来导航的。问题在于，我们很明显只能靠某一颗星导航，我们不可能朝着天上不同方位的好几颗星辰行驶。也就是说，谁若主张靠某一颗而不是另一颗星导航，他就必须证明唯有那一颗星能指引我们实现所有人的奋斗目标。然而因为我们这些人奋斗的目标常是相互矛盾的，所以要么让一部分人放弃他们的奋斗，要么就须放弃某些目标。因此，我们总是通过调整对相互矛盾的奋斗目标的判断来确立政治方向。在政治中理想是重要的，但现实最终必将为我们确立奋斗的方向，以及前进的速度。
1703301022
1703301023
[1]government的含义还有“政府”“政体”“管理”等。
1703301024
1703301025
[2]杰里米·边沁（1748——1832），英国哲学家、经济学家、法学家。
1703301026
1703301027
[3]此处的“组合关系”即英文association。参见第六章注。
1703301028
1703301029
1703301030
1703301031
1703301033
政治的历史与边界 第十一章 科学地研究政治
1703301034
1703301035
治国如同驾驶航船，这个十分诱人的观点支配着现代政治。这一譬喻引发了关于目的、政策、战略、方案等问题的讨论，这些术语都意味着有一个“我们”能决定广大而又复杂的社会的前途。政党在选举时期竞相许诺以争取选票，而经验告诉我们，如果什么问题得到了解决，所付的代价将是又引出了新的问题。毫无疑问，这就是人类社会的实际状况，但就是在这样的状况之下，我们也许还可以在有限的范围内作选择：依靠个人还是凭借群体的力量来面对我们的问题。有的人梦想用政治手段将我们从不公正的社会中解放出来，但许多人则赞同亚历山大·蒲柏[1]的相反的观点：
1703301036
1703301037
让傻瓜们去争论政体的事儿吧。
1703301038
1703301039
治理得最好的地方，就是最好。
1703301040
1703301041
然而，假若治国确实如同航海，我们就需要可靠的事实依据，还要懂得关于航船性能的可靠知识。众所周知，这样的知识只能从科学中获得。我们已经讨论了政治的历史，后来又谈及政治的实践方式。现在我们将从政治的历史和实践转向政治的科学。
1703301042
1703301043
我们必须看到，以科学的方法研究政治要求我们完全改变观察的角度。我们参与政治实践的时候，政治是由角色、习俗和情景编织的戏剧。政治科学则要求我们忽略由个人因素引起的差异，将政治看作一个跨越时间的过程，像自然现象一样。我们知道，古人曾经作过这样的尝试。他们发现政治遵循着一种跨越各个时代的周期而运动，这种观点至今仍很流行。马基雅维利有力地运用了这个观点。他说，宗教“带来好的体制，好的体制带来大量的财富，大量财富使城市公用事业获得成功、公众得到幸福”。他赞同波里比阿等古代作者的观点，认为每个政体都是由于自身固有的缺陷而崩溃。参与者的个人品格对政治运动周期的影响很小。然而马基雅维利还说，许多政治周期从未走完最后的行程，因为国家的内乱削弱了国力，使邻国乘机征服了这个国家，而邻国则处在政治周期运作的系统之外。
1703301044
1703301045
系统就是由各种部件按一定关系组合起来的一个整体，关于系统的观点是科学地研究政治的核心观点。我们可以用汽车的引擎来打比方：汽车抛锚了，机械师可以把它修好。我们常把经济体系看作一部机器，外力——比如政府——可以控制其产品。就好像政府是一辆汽车的主人，他想提升汽车的性能，或是改进它的传动装置。现在我们又有了一个理解政治的十分流行的比喻：不是视政治为机体，也不是航船，而是机械。政治家是工程师，是系统之外的机械师，其职责是使机器按照我们的意愿运转。我们同样必须区分什么是系统内部的问题（时下流行的术语是“内源”因素），什么是外部因素（类似表述为“外源”因素）。
1703301046
1703301047
上述譬喻是支撑政治科学的基础。这种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在于试着将政治当作一个过程或一种机制来看待，其背后是一种技术上的野心：我们指望运用由此得出的知识来达到我们的目的。科学地研究政治的一个难题是确定内源因素和外源因素之间的分界。就是说，政治系统延伸到哪里为止，外部控制因素从哪里开始？1958年戴高乐介入法国政治，以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形式创立了一个全新的政体（或称系统）。那么，戴高乐是超然系统之外的一位从天而降的神仙呢，还是由法国政治传统构成的更广泛的系统内的成员呢？答案当然是，要看这场关于认知的智力游戏的规则是什么。我们可以说，美国的开国元勋们确立了一个规则系统，他们的继承者们在系统的范围内实现政治操作。
1703301048
1703301049
在研究一个问题时，我们会假定自己独立于任何系统之外。但当别人研究我们的时候，他们会把我们当作一个认知系统内的成员，具有稳定的、多少可以预期的特性。谁也无法逃离由种族、性别、阶级、历史或别种抽象过程构成的主导性系统——这是当前哲学界的老生常谈，但从某种意义上说，该观点显然是正确的。然而，由种族、性别、阶级和历史组成的系统只要能告诉我们系统中的人们会如何行动，那就很有意思了。可惜它办不到，因此我们得到的是一个没有意义的决定论：谁也无法逃离——那个谁也说不清楚的东西！
1703301050
1703301051
政治科学的基础可以用机械师的比喻来说明。政治科学也建立在这样一套修辞语言之上：它将形象、陈规、幻象、神话（还有“修辞”本身）与事实、证据、现实等确凿、坚固且给人深刻印象的词语加以对照。在这样的基础上，政治科学使用它的材料建筑起自己的理论大厦——在今天，政治学的建筑材料是何等壮观！政治学家第一次以一座浩如烟海的资料库拥有者的身份出现在我们面前。资料（拉丁文复数data变成了一个单数集合名词）就是一组事实，可以用来建立或检验理论：全部历史可以被归纳为一种资料，政治学家用它来建立一种理论——比如革命理论。我们也可以说，现代社会就是资料慢性中毒的社会。国家公务员们搜集资料，统计人员整理资料，计算机储存资料。政治学家可能会像指挥作战的那些将军们一样，他们巨大的情报网已经获悉敌人进攻的计划和时间而他们自己却还不知道，因为与此同时其他许多情报淹没了司令部。
1703301052
1703301053
一张选票是一项资料，一份问卷调查答案也是一项资料，全世界范围内这种信息的数量呈指数增长。然而，如果选票和观点被抽象成选举中提供的有限选项或是问卷的答案，那么投票和发表观点就仅仅是一种资料而已。资料统计一开始就是进行均质化，最终必定会抹杀许多为适应复杂的现实情况所作的富有创造性的尝试，比如选民的积极性、问卷回答者的资格限定等。并不是说，这些复杂的现实情况根本无法被统计成数据；问题是，受访者回答问卷时不是经常能有意识地得到适当的信息。人终究不等于标出不同强弱程度的一组结论。
1703301054
1703301055
在政治学家看来，政治是用数据资料来加强的系统，政治研究的目的是找出数据和系统之间的因果联系。在这一研究过程中，将现代社会视作独立的“组合关系”（我们在第六章中曾论及）是一种极有价值的思索结构——但这一思维方式也许会导致政治学本身的消亡。因为假若政治中发生的事情要到经济中、社会过程中，或者甚至文化中去寻找原因，那么政治就只是一组效果，而再也不是一种独立的、自主的活动。后果之一就是，政治中发生的任何事都不值得被当作一门科学来研究。
1703301056
1703301057
事实上政治的确是自成体系的，尽管它显然与其他人类活动和人类社会结构有密切的联系。政治科学中最基本的问题是：某种政治现象的肇因是什么？例如，为什么政府有时能在选举中取胜，有时又落败呢？我们有可能从政治本身找到部分的原因，比如，取胜的政党组织得更好。但在政治学家看来，更深刻的答案往往完全在政治之外——例如经济，它与政治显然是两码事。我们可以举出一个简单的假设：如果大选在贸易周期曲线上升时举行，当政的政府就能再次当选。如果这是事实，那就证实了“知识就是力量”这句格言。政府为了赢得竞选只须让经济繁荣的景象出现在大选临近之时。
1703301058
1703301059
我们显然会遇到两个难题。第一，经济不是一条驯顺的宠物，叫它干什么它就干什么。第二，事实证明，上面的假设永远不能成立。正像政治学中常见的那样，这两者间的关系颇有意味，但两者的因果联系则不明显，尽管对照关系中的两个成分——消费者和选举人——因设定为同一人而取得了一致。
1703301060
1703301061
还有一个进一步的问题出现在创立政治学现代形式的早些时候。20世纪初第一代学院派政治学家批评某些前辈理论家错误地假定人类行为完全是理性的。据说这一错误应归咎于这样一些政治家和理论家，他们试图用纯理性的论辩来吸引选民。新一代政治学家成功地证明，形象、成见、公众情绪、家庭背景等许多非理性因素事实上都是政治行为的主要决定因素。正如在学术争论中经常发生的那样，争论的双方都在某种程度上误解了对方——本是为了引出对政策采取更为理性的态度而设计的规范性论辩，却被新一代政治学家当作对现实的假定。
1703301062
1703301063
比争论双方互相误解更为严重的问题是，我们不得不假定人类行为实质上是非理性的，这就使政治科学研究大打折扣。科学将它研究的所有对象都转变为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这过程不受人的思想影响，因为思想就是以各种方式来解释世界的能力，而人的行为则取决于对世界的这些无法预测的解释。因此，人类行为缺乏我们在自然界发现的规则性。比如说，选举若在经济上升或繁荣时期举行当政者往往能取胜，这一看法可以转换为一个因果假设：对经济繁荣感到满意的公民会投当权者的票。然而因为人会思想，人们可能会从与经济兴衰无关的其他角度来看世界，所以这一假设实际上还是靠不住。
1703301064
1703301065
根据心理学家的研究，人类行为中的确存在着不同形式的非理性倾向。在这一范围内，20世纪的政治学提出了大量发人深思的假设，并以有趣的方式将信息组合起来。这些信息事实上对于了解任何一国的政治都是必不可少的。然而我们刚才从行为的角度进行的讨论无法得出满意的结果，而且落后于政治学的一种新的从另一个角度入手的理论模式。“理性选择”理论关注的是理性思索，而不是情感和习惯性反应。政治家和选民经常在作出选择，我们也根据自己的好恶，结合我们对事情发展前途的估计作出抉择。这被称作“期望效益”，而且可以通过“选择意愿”的形式逻辑来研究。这类研究的一种深化形式专门考察在一场选择战略的“游戏”（容易使人误解的名词）中不同的决策者之间的关系。“理性选择”理论家提出的问题是：在什么条件下从理性的角度看应该采取与他人合作的战略（例如为公园或国防等公益事业出钱），而不是采取在当前看来显然最合理的战略（在上述假设之下），即只寻求个人利益、在别人付出成本之后“免费搭车”？
1703301066
1703301067
人们经常用著名的“囚徒困境”来分析这类问题——两个被单独监禁的囚犯必须选择自己的行动策略。条件是，假若甲坦白了罪行而乙没有坦白，甲会被从轻发落，乙则会被重判。如果乙坦白了，他就会被宽待而甲会被严惩。如果两人都交待了罪行，两人都会被重判。但如果他们相互信任，都不坦白，两人都只会受到最轻的处罚。在这场博弈中，正像在生活里一样，信任别人是要冒风险的，但也可能带来最高的回报。值得注意的是，这个虚构的情节能够被归纳为一种格式，广泛地套用从国家的创立到国际关系和公众生存空间的分配等各种问题上。
1703301068
1703301069
这一关于选择的公理产生出大量给人深刻印象的专门文献。它说明，政治学中的这一倾向也成了经济学家的领地，因为用这种方法总结出的动因基本上都是经济因素。这一事实又解释了在读者看来也许是我们论述中显得有些矛盾的一点。我们曾说，政治科学只能将人类看作非理性的，他们只会对刺激作出反应。但在理性选择理论中我们提出的政治学公式却在探寻有理性的参与者所作的选择。那么，政治科学肯定能容纳理性吗？
[
上一页 ]
[ :1.70330102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