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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科学的基础可以用机械师的比喻来说明。政治科学也建立在这样一套修辞语言之上：它将形象、陈规、幻象、神话（还有“修辞”本身）与事实、证据、现实等确凿、坚固且给人深刻印象的词语加以对照。在这样的基础上，政治科学使用它的材料建筑起自己的理论大厦——在今天，政治学的建筑材料是何等壮观！政治学家第一次以一座浩如烟海的资料库拥有者的身份出现在我们面前。资料（拉丁文复数data变成了一个单数集合名词）就是一组事实，可以用来建立或检验理论：全部历史可以被归纳为一种资料，政治学家用它来建立一种理论——比如革命理论。我们也可以说，现代社会就是资料慢性中毒的社会。国家公务员们搜集资料，统计人员整理资料，计算机储存资料。政治学家可能会像指挥作战的那些将军们一样，他们巨大的情报网已经获悉敌人进攻的计划和时间而他们自己却还不知道，因为与此同时其他许多情报淹没了司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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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选票是一项资料，一份问卷调查答案也是一项资料，全世界范围内这种信息的数量呈指数增长。然而，如果选票和观点被抽象成选举中提供的有限选项或是问卷的答案，那么投票和发表观点就仅仅是一种资料而已。资料统计一开始就是进行均质化，最终必定会抹杀许多为适应复杂的现实情况所作的富有创造性的尝试，比如选民的积极性、问卷回答者的资格限定等。并不是说，这些复杂的现实情况根本无法被统计成数据；问题是，受访者回答问卷时不是经常能有意识地得到适当的信息。人终究不等于标出不同强弱程度的一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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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学家看来，政治是用数据资料来加强的系统，政治研究的目的是找出数据和系统之间的因果联系。在这一研究过程中，将现代社会视作独立的“组合关系”（我们在第六章中曾论及）是一种极有价值的思索结构——但这一思维方式也许会导致政治学本身的消亡。因为假若政治中发生的事情要到经济中、社会过程中，或者甚至文化中去寻找原因，那么政治就只是一组效果，而再也不是一种独立的、自主的活动。后果之一就是，政治中发生的任何事都不值得被当作一门科学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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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政治的确是自成体系的，尽管它显然与其他人类活动和人类社会结构有密切的联系。政治科学中最基本的问题是：某种政治现象的肇因是什么？例如，为什么政府有时能在选举中取胜，有时又落败呢？我们有可能从政治本身找到部分的原因，比如，取胜的政党组织得更好。但在政治学家看来，更深刻的答案往往完全在政治之外——例如经济，它与政治显然是两码事。我们可以举出一个简单的假设：如果大选在贸易周期曲线上升时举行，当政的政府就能再次当选。如果这是事实，那就证实了“知识就是力量”这句格言。政府为了赢得竞选只须让经济繁荣的景象出现在大选临近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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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显然会遇到两个难题。第一，经济不是一条驯顺的宠物，叫它干什么它就干什么。第二，事实证明，上面的假设永远不能成立。正像政治学中常见的那样，这两者间的关系颇有意味，但两者的因果联系则不明显，尽管对照关系中的两个成分——消费者和选举人——因设定为同一人而取得了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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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进一步的问题出现在创立政治学现代形式的早些时候。20世纪初第一代学院派政治学家批评某些前辈理论家错误地假定人类行为完全是理性的。据说这一错误应归咎于这样一些政治家和理论家，他们试图用纯理性的论辩来吸引选民。新一代政治学家成功地证明，形象、成见、公众情绪、家庭背景等许多非理性因素事实上都是政治行为的主要决定因素。正如在学术争论中经常发生的那样，争论的双方都在某种程度上误解了对方——本是为了引出对政策采取更为理性的态度而设计的规范性论辩，却被新一代政治学家当作对现实的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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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争论双方互相误解更为严重的问题是，我们不得不假定人类行为实质上是非理性的，这就使政治科学研究大打折扣。科学将它研究的所有对象都转变为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这过程不受人的思想影响，因为思想就是以各种方式来解释世界的能力，而人的行为则取决于对世界的这些无法预测的解释。因此，人类行为缺乏我们在自然界发现的规则性。比如说，选举若在经济上升或繁荣时期举行当政者往往能取胜，这一看法可以转换为一个因果假设：对经济繁荣感到满意的公民会投当权者的票。然而因为人会思想，人们可能会从与经济兴衰无关的其他角度来看世界，所以这一假设实际上还是靠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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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心理学家的研究，人类行为中的确存在着不同形式的非理性倾向。在这一范围内，20世纪的政治学提出了大量发人深思的假设，并以有趣的方式将信息组合起来。这些信息事实上对于了解任何一国的政治都是必不可少的。然而我们刚才从行为的角度进行的讨论无法得出满意的结果，而且落后于政治学的一种新的从另一个角度入手的理论模式。“理性选择”理论关注的是理性思索，而不是情感和习惯性反应。政治家和选民经常在作出选择，我们也根据自己的好恶，结合我们对事情发展前途的估计作出抉择。这被称作“期望效益”，而且可以通过“选择意愿”的形式逻辑来研究。这类研究的一种深化形式专门考察在一场选择战略的“游戏”（容易使人误解的名词）中不同的决策者之间的关系。“理性选择”理论家提出的问题是：在什么条件下从理性的角度看应该采取与他人合作的战略（例如为公园或国防等公益事业出钱），而不是采取在当前看来显然最合理的战略（在上述假设之下），即只寻求个人利益、在别人付出成本之后“免费搭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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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经常用著名的“囚徒困境”来分析这类问题——两个被单独监禁的囚犯必须选择自己的行动策略。条件是，假若甲坦白了罪行而乙没有坦白，甲会被从轻发落，乙则会被重判。如果乙坦白了，他就会被宽待而甲会被严惩。如果两人都交待了罪行，两人都会被重判。但如果他们相互信任，都不坦白，两人都只会受到最轻的处罚。在这场博弈中，正像在生活里一样，信任别人是要冒风险的，但也可能带来最高的回报。值得注意的是，这个虚构的情节能够被归纳为一种格式，广泛地套用从国家的创立到国际关系和公众生存空间的分配等各种问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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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关于选择的公理产生出大量给人深刻印象的专门文献。它说明，政治学中的这一倾向也成了经济学家的领地，因为用这种方法总结出的动因基本上都是经济因素。这一事实又解释了在读者看来也许是我们论述中显得有些矛盾的一点。我们曾说，政治科学只能将人类看作非理性的，他们只会对刺激作出反应。但在理性选择理论中我们提出的政治学公式却在探寻有理性的参与者所作的选择。那么，政治科学肯定能容纳理性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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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关键是我们所说的理性具有怎样的含义。我们在此不必详细区分古典哲学中的理性概念与另一种大相径庭的概念——抽象的经济人具有的“实用理性”。我们只须说明，当人类采取行动时，他们既要努力实现促使他们采取这一行动的目标，同时还要维护他们选定的自我形象。理性选择理论以量化和排列选择可能性的方式勉强地将人类行动的第一个目的化为了一个公式，但这一理论无法满足人类行动的第二个目的。在政治中（甚于在经济中）人类行动的第二个目的表现得尤为突出。理性选择论的批评者最激烈攻击的就是这种理论无视不同文化中人们行为方式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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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用科学方法研究政治是本世纪一项伟大却又有局限性的成就。像其他任何认知形式一样，政治科学从其局限性中获得了力量。然而纯科学自身的局限性尤其限制了对人类生活的理解。但政治科学经常以忽略纯科学的严格规限的方式摆脱其局限性。政治科学中的许多资料都是历史性和描述性的，事实上也必须如此，因为我们应当承认，对任何现代国家政府治理进行了解绝对不能罔顾该国人民的文化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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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蒲柏（1688——1744），英国诗人，善写讽刺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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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的历史与边界 第十二章 意识形态向政治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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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基督教的语言来说，政治像体力劳动和分娩一样，也是人类所受的一种诅咒。机器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劳动强度，分娩也不再像先前那样痛苦。但政治这个诅咒的痛苦减轻了吗？如果人人都是天使，我们就不需要政府了。不过，既然我们必须有某种形式的政府，我们可不可以找到更好的选择，而不是历史向我们展示的那些充斥着战争、贫困和暴力的国家？这种希望的呼声常会在处于政治边缘的穷人中爆发，有时还能达到政治的中心。这呼吁肯定来自基督教关于太平盛世的理想，它产生了爆炸性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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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再洗礼派教徒们相信必须立即建立一个天堂般美好的新制序，1534年他们占领了德国城市明斯特，组建了一个他们认为最完美的社会。这个社会与现代的极权国家极为相似。1642年后的英国内战中显然有一种宗教专制主义倾向。一个牧师以典型的语气写道：“政府的产生，地球上的一切都与天上相似相仿，这都是上帝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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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源于哲学的一种强大的传统也很注重建立一个完美社会的设想。许多人醉心于柏拉图的描述：哲学家从多数人居住的阴暗洞穴里逃出，终于看见了现实。真正的王只能是哲学家，因为只有哲学家能获得治理一个真正的人类族群所必需的知识。许久以后，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们认为他们掌握的理性构成了在世界上实现正义所需要的知识。然而，他们中的许多人却无法区分实现正义的过程和打破旧秩序的过程。正是这些人，他们抛弃了憎恶专制主义的西方传统，因为他们看到，建立新秩序不仅需要知识，而且需要不受限制的权力。欧洲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宪政和法治的约束，因此永远不能成为完美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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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西斯·培根为上述观念的生长培植了现代土壤。他认为，人生的目的就是为改进人类生活状况而积累有用的知识。到了18世纪末科技已经具有极大的改造自然的力量，激进的思想家开始设想如何运用同样的力量来改造社会。1789年法国首先进行了这种试验。这次试验以流血和暴政告终，这样的结局使思想家们又回到设计未来蓝图的书桌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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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思潮助长了一种类似于寻求魔法的雄心。有人提出，上帝是在渐进地启示人类；泛神论者认为上帝就是宇宙本身，而不是宇宙之外的一个创造者——这些观点都进入了哲学。在苏格兰，亚当·斯密、亚当·弗格森等多位思想家把人类历史看作是一个进化的过程：人类从游牧民族进化到畜牧社会，再进入农业社会，最后发展到现代商业社会。每一步都朝着更高的文明阶段前进，由亚当·斯密所称的“无形的手”指引。在德国，黑格尔阐释了这些思想以及其他许多观点，产生了很大影响。黑格尔告诉人们，不可知论者认为历史只是在人类蠢行的碰撞中颠簸起伏的运动，实际上历史表现出理性的模式。黑格尔认为历史是不断进步的；现代社会的民众充分享受到前人社会中仅有可能却尚未实现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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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的哲学艰深庞杂，但它向一群青年追随者们表达了启示录般的思想。黑格尔的青年信徒们认为他解答了或至少接近解答了人类存在之谜。这群信徒中最著名的是卡尔·马克思。马克思将黑格尔哲学与欧洲早期工业社会萌芽中的社会主义思想融为一体。马克思发现，私有制导致了人的堕落，它显然产生于原始共产主义的游牧阶段之后。人类的前途在于以现代发达科技的形式重建古代公有制田园，历史必须经受苦难才能实现这一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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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马克思对现代社会本质的描述使他具有如此重大的影响。黑格尔曾说，在经历了历史上的奴役和压迫之后，现代欧洲终于实现了人人都获得自由的文明社会。马克思则对他的追随者们说，这种形式上的自由其实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最隐蔽的压迫。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中说，现代人几乎成了受资本的神秘力量随意摆布的木偶；这一力量诱使人们按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隐秘逻辑去经商、迁徙、工作，甚至思考。社会主义思潮由来已久，但马克思宣称，是他第一次提出了科学社会主义——这是关于人类状况的思想，在历史必然的浪潮中颠簸数千年之后，这一思想终于使人类能够掌握国家航船的舵柄，引导航船驶往目的地。实现这一理想只须掌握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人们在一场被称作革命的过程中夺取驾驶台的控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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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思想如此巧妙地将源远流长的宗教和哲学主题通俗地表达出来，因而不断地吸引着后世的人们。马克思的思想把一个简单动人的剧本与一整套观念融合在一起，前者能够吸引它意欲动员的对象——头脑单纯的无产阶级，后者能够吸引知识修养更高的追随者。黑格尔倾向于认为，历史在某种意义上已经走向了终结；马克思接过这一观点，却将它导向了未来，使它成为一个奋斗目标。和黑格尔不同的是，马克思将国家抛进了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历史垃圾堆”。的确，至今构成人类文明的许多东西在新的时代里都将消失，比如道德，比如法律。哲学本身——这门拐弯抹角地与纷繁的抽象观念搏斗的学科，可以上溯到泰勒斯[1]以及苏格拉底之前的希腊哲学家们——将会消亡，取而代之的是对人类现实直接的、不经过中介的意识，这种意识是所有人都能掌握的。马克思在一篇著名的文章里说：“哲学家只是解释了世界；重要的是改造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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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的历史意义，还在于它为后来的许多类似的启示确立了一种模式。一团乱麻似的人生忽然在眼前显得井井有条了——马克思主义的信奉者们体验到这种顿悟时的快乐。因此，马克思主义与政治著作很不一样。我们也许是激烈的自由派或是保守派，可能会支持国会或是支持国王，赞成或是反对扩大公民权，却不会想像我们的政治热情构成了一种人生的启示。的确，在基督教信仰衰退的时代，马克思主义是一整套经济实惠的替代品，它为信徒们同时提供了政治、宗教和道德三方面的准则。正缘于此，马克思主义不是一种政治学说，虽然它提出的要求若被人们接受，它的意义将会重大得多。政治学说是要说理的，各种学说要相互争辩。马克思主义只能宣布什么是真理。在马克思看来，政治只是更深层的过程所泛起的泡沫。因此，我们需要认识马克思主义及类似的启示思想与遵循截然不同逻辑的政治学说之间的区别。我们可以把这些许诺人类解放的政治学说称作意识形态。下面我们就来解说一下意识形态这个奇怪的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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