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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此处原文为ideologues，是意识学派的转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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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的历史与边界 第十三章 政治会在21世纪消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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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基雅维利在《李维史论》中讲了这么一个故事：一个罗马富人在饥馑流行时把食物施舍给即将饿死的穷人，罗马人因此判了这个富人死刑。罗马人的理由是，那个富人在收买人心，他想成为一个独揽大权的僭主。这种想法反映了道德与政治之间的矛盾，说明罗马人更关心的是自由，而不是社会福利。这清楚地证明，我们评判行动的方式依据的是我们对政治的看法。朱尼厄斯·布鲁图斯把罗马从塔尔坎的专制统治下解放出来，[1]后来布鲁图斯又处死了自己的亲生儿子，因为后者图谋推翻新政权。这是否表明，政治是一个肮脏的领域，或是表明只有具备人类最英勇品格的人才能从政呢？这些罗马人显然不会赞同现代人这样的观点：政治只是一种服务行业，它使人们能够顺利地参与平常生活的游戏；或者说，统治者必须创造一个完全公正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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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政治家和公务员用食品救济饥饿与贫困的社会成员，以此增加自己的影响。他们不会因此而被处死。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并不关心自己的自由权呢？我不这么认为。但我们与罗马人之间的巨大差别的确使我们面临一些尖锐的问题。这些问题关系到政治本身的未来发展，而对未来的展望又是政治思想中的一个主要部分。在政治中没有任何其他的交接之处比现在与未来的结合点更重要了。根据这样的思路，我们来探讨一下道德和政治的关系问题。可以这样来提问：慈善事业、施舍行为、利他主义、救助穷人，这些或许都是在道德上值得称许的行为。那么，这些行为的政治意义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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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很可能同样会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消亡。考虑到这一点，我们的问题就更难回答了。政治之所以会消亡，是因为更新更好的东西会取而代之；或者非常古老和具有活力的东西会以新的面目出现。然而如果政治活动注定要消亡，国家这个体制也会消亡。两者休戚相关。前文曾谈及，意识形态信奉者反对国家这种体制而主张建立一个完全公正的社会。这里的关键词是“社会”，一部分原因是“社会”的特征是模糊的，因而用起来很方便；另一部分原因是社会可以指一种单一的生活制度，而国家则不能。这种单一的制度将用道德判断来取代政治，它是这样一种让人好奇的完美社会：其中没有犯罪，没有贪婪，没有贫穷，因为人们都已经被完美地社会化了。既然这是一个道德完美无须改进的社会，那我们既可以说它是道德的胜利，也可以说它是道德的消亡。这是我们探讨的这个悖论的一种表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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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把这种很有影响的设想称作“政治道德主义”，在好几个领域里它都可能适用。例如，政治道德主义就可能适用于这样的构想：用正在出现的国际道德新秩序取代民族主权国家。国际主义有时以寻求支持的纲领的面目出现；更多的时候它被说成是事物发展的必然（也是理想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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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主义能回应的头一个难题就是战争问题。前文说过，人们曾把王朝视作战争的根源，而建立共和国则能消除战争。现在的新说法是，战争的起因是坏的体制——民族主权国家被视作战争的根源，国际政府能解决战争的难题。坏的体制导致社会弊病，这种理论假定人是可塑的生物，他们反映了自己所处体制的特征。也就是说，所谓的“人性”是微不足道的，或者根本就不存在。如果人类能够这样被塑造，那么，我们似乎不仅可以解决战争问题，而且可以解决更基本的难题——正义。按照这样的思路，有的国际主义者居然主张将现代世界所能取得的物质利益和道德利益（即权利）公正地分配给全世界所有的民族。根据这一思想，用道德取代政治就意味着取消政治的两大支柱：一个是注重自身利益的个人；一个是民族国家，它只是代表集体私利的组织，这种私利有时也被称作民族主义。这样看来，道德只能是无私奉献而不包含别的内容，而政治则是一种肮脏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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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理论设想需要说明为什么从始祖亚当到如今，人类一直未能在人类状况这一重大改进上取得多大进展。当代的政治道德主义则借助意识形态得到了答案。实现正义的障碍一直是维护自身利益的精英统治阶层（据说是这样），他们永远控制着国家的权力。早期的理论是把富人和穷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帝国主义者和殖民地人民都对立起来。后来的说法则注重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白人压迫黑人，男人压迫妇女，等等。尽管这些说法带有戏剧化的夸张成分，但它的确符合从梭伦时代到现在所有政治活动的一个核心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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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特征就是，政治一直是权势者的行当：（城邦）公民、贵族、产业主、家族首领——他们都有权力和地位。国家观念的精髓是，不管采取什么形式，国家都应当是由可以独立处置自己所占有资源的人们所组成的联合体。数百年来，这个精英阶层享有的权利逐步扩大为现代公民普遍拥有的权利，但这权利最初是作为少数权势者享有的特权才变得可以操作。正因为国家是由各种具有主人意识的角色所组成，这国家才不致沦为专制主义制度。那些有权势的个人各怀心事，他们决不愿充当工具去实现别的什么人的目标。这正是专制主义与政治状态的区别所在，而国家之间的区别也取决于个人是否有权处置他的（后来还要加上她的）私有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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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政治道德主义不把公民的独立性看作自由的保障，却看作是教化世界的障碍。独立的个人按照自己的意愿处置自己的私产，这被当作自私自利，还被视作贫穷的根源。人们认为一个公正的社会应当能够合理分配现代社会生产出来的如此丰富的产品。但如果宪法将国家的权力限制在法治范围之内，国家就没有足够的能力承担这样的繁重任务：合理分配财富并随之纠正充当不公产生之基础的公众态度。然而，被称作“国家”的这种政治实体如果改变自己的性质就可以承担这项艰巨的任务。中央政府处置经济发展所创造财富的权力每增加一点，都会带来国家性质事实上的改变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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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现代政治就产生出一个引人注目的两难局面。要想实现人类生活的道德教化就必须按照某种社会正义观念来改造世界。然而如果要改变往昔的不平等状况唯有一条途径：建立一种专制体制——而这种体制自古以来就和西方文明的自由、独立传统格格不入。其目标是实现公正，而代价却是失去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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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生活中其他事物一样，政治也要作出困难的选择。面临困难的选择，最佳方案是回避选择。玩弄词义的把戏就是一种有用的策略。为了使其奏效，人们给“政治”赋予了新的含义。如果我们不了解这种新含义，就常会对现代社会迷惑不解。这新含义的实质就是，“政治”可以用来统称生活的所有细枝末节。这种词义变化往往在不知不觉中出现。让我随便举一个例子。一位摄影师将某个自杀未遂者割腕留下的疤痕拍摄放大并发表出来，报纸上的评论是：作品“展现了心灵袒露、形式美感、政治态度三者之间的微妙平衡”。一部电视肥皂剧中表现了打孩子、同性恋、绑架等社会问题，制片人说：“我有意识地将政治还原到荧屏上。”于是，政治离开了立法机构、政府部门、竞选讲坛等熟悉的场所，却跑到大街上漫游，甚至侵入到厨房和卧室等最遥远隐秘的角落。“政治”作为一个整体变成了一个与“价值”等同的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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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严格地区分一下政治的两种不同含义。现代社会的政治一般是指与国家这种公民群体的事务有关的活动，它提供了一个形式的框架，使人们能在其中生产、消费、彼此交往、信教或不信教以及用艺术表现自己。政治被严格地局限在它自身的范围内，其范围就是为使这复杂的文明顺利运作所必须作出的规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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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新型意义上的政治则没有任何规限：有人割腕自杀，孩子在挨打，同性恋者受歧视，在这样的时候都应当采取政治行动。这种行动要求人们改变态度，从而最终建立社会和谐。根据政治学中的著名公式，政治就成了“对价值进行权威性分配”。也就是说，社会的职责是教导我们应当赞扬什么，反对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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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含义的这一转变所涉及的范围之广，产生影响之深，是很难估量的。这个转变是怎样实现的？有何种动因？广义的答案是，公众的认识发生了变化，他们不仅将自立贬低为自私，而且把不能自立的穷人所遭受的痛苦看作是对社会制度的控诉。在现代社会的初期，国家通过颁布济贫法[2]要求各教区负责照顾穷人。但除了在社会出现动乱征兆的时期之外，穷人在政治上一直没有什么重要影响，直到后来的年代才发生了变化。到了19世纪，随着选举权的普及，政治领导人对福利的重视不下于他们先前对战争的重视了。外国的仇敌和本国的穷人都具有政治上的重要性，因为他们能为政府和管理部门行使巨大的权力提供理由。的确，穷人在政治上变得如此重要，以至于简直不应当让这个阶层消失掉。随着平均收入的提高，穷人的概念被重新定义，这样不仅可以保留住穷人阶层，面且实际上增加了穷人的数量。与此同时，现代社会中据说是受到压迫的那些新的阶级也开始以贫穷为杠杆从再分配中捞到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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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的国家就这样发现了“依靠”的重要性，而先前在我们的道德领域里依靠只占有很小一块地盘。美德中的慈善换上政治面目而膨胀起来，并且取代了政治。这一过程的重要性表现在许多方面。其一是，“依靠”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概念，因为它揭示了宗教思想的走向。基督教的要旨是我们都是完全需要依靠上帝的生灵。19世纪的无神论者认为上帝只是人类自我安慰的一种幻想，但同时又坚持认为人类是具有依赖性的生物。然而这里人们依靠的不是上帝而是社会。例如，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来说，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和那些以为是自己创造了自己因而深受幻象之苦的人一样——就像基督教中犯了傲慢罪的人们一样：他们把自己而不是上帝（或社会）放在了宇宙的中心。按照这种新的宗教思潮，注重个人利益是一种罪恶，因为它宣称个人能独立于社会。最理想的是，我们都毫不利己地向社会作贡献，而只从社会得到保健、教育等社会平均分配给每个人的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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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如此无法摆脱地与我们的人性联系在一起，以至于国家层面一发生变化，就会对宗教、文化、道德，还有其他方面都产生影响。即便这转变缓慢得让人觉察不到，它的影响也不会减轻。像往常一样，社会对当前道德的推崇掩盖了变化的发生。但我们仍能通过区分政治的实质和形式来分析政治道德主义的某些方面。我们可以从政治道德主义反复灌输的具体道德态度来确定其实质：例如，为了解除人们的苦难就需要专家来领导我们，这些专家又要求我们更多地采取舍己为人的生活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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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的形式是理论的，而非实践的；是抽象的，而非具体的。从法国大革命以来，谈论政治的时候人们一般都是讨论政治学说和意识形态，而不是讨论地方上出现的具体问题对国家法制体系提出了什么要求。即使在政治尚未完全被意识形态所取代的地方，如自由民主的西方，人们还是经常把政治纳入到关于如何实现未来美好蓝图的无休止的议论之中。例如，托马斯·潘恩认为人的权利为立法者提供了建立更美好社会的指导理论，但他并不认为他那一代人有权约束后人的行为。当我们在理论上更为自信的时候，政治家们相信自己正在从事的工作是要一劳永逸地创建一个更为公正的社会。一旦建成，就可以万世不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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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个社会的建筑材料必须是人心。它的基础是人们靠正确态度的指引自觉地行动。这里我们又看到现代政治转变的一个特征，其本质清晰地体现在极权主义这一拙劣的版本之中。极权国家的领导人讨好和哄骗民众，说他们是一切社会进步的源泉，然而这些领导人实际上根本不把民众放在眼里，他们杀戮人民，将意识形态的沉重精神负担强加在人民头上——这些都不会被遗忘。现代民主国家也出现了类似情况。掌权者是公民选举的，他们却把公民们当作傻瓜来对待。事实让人感到滑稽：统治者毫无顾忌地愚弄选民，而这些选民却握有选举这些统治者的权威资格。民主的理论和实践之间开始出现明显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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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看法已经被事实所证明。例如，法国政府发起了一场运动，号召法国人民更礼貌地对待外国人。美国的一个卫生局局长教导美国人民应当吃什么，喝什么。所有国家的政府都独揽制定教育方针的大权，理由是家长们，或者至少是许多家长们都不懂得孩子们应当接受怎样的教育。许多国家的立法甚至对诸如国民可以讲什么笑话都作了规定。德国政府立法强迫国民必须相信对犹太人进行大屠杀的历史。英国政府则向公民提供安全性行为的辅导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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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通过现代政治中出现的这些特点来了解穷人和不能自立者在政治上的重要性。他们是政府积聚权力的工具，政府用这权力统治所有的人，包括不能自立的人和能够自立的人。政治道德主义的一个行之有效的假设是，每个人都是不能自立而又愚蠢的。如果完美的社会不允许出现任何差错的话，这个假设就是最保险的了。道德和文雅是完美社会很不牢靠的支柱，因为人的行为方式经常是不道德、不文明的。然而新型政治不仅包括人的行为，人们的性格也是必须改变的一个方面，尤其是那些被看作压迫阶层的群体。男人不得再表现自己的“男子汉派头”，老板们不要那么“刻薄”，异性恋者必须放弃在恋爱观和家庭观方面的“特权”，白人必须更体贴黑人，等等。根据所有西方国家医疗卫生当局的要求，人们不得长得过于肥胖，不得损害自己的健康，不得酗酒成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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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对于传统意义上的“政治”来说，它的形式越被理论化，政治问题就越容易被重新解释成管理上的问题。制定尽量不带压迫意味的法律条文，使不同的有时甚至是对立的群体能和平共处，这种做法已经被另一种倾向所取代：控制和调整各个群体互相之间的看法和态度，指望这样能最终带来和谐。换言之，在这种新型社会里，人类成了可以由最新的道德观念塑造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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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回音总能给我们以启迪。古罗马人总喜欢问：Cui bono——谁得到了好处？在一个奉行平等主义的世界里，每个人都是平等的，或许只有掌控这种平等的人除外。当然，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有些人的工作将是无止境的，但却并非徒劳无益的——他们的职责是为人间游戏制定出越来越详细的规则，他们要裁决人们的纠纷，向无知的人们传授公正的社会要求公民掌握的思想。那时政治将会消亡，但一切都会变成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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