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301150
1703301151
然而，新型意义上的政治则没有任何规限：有人割腕自杀，孩子在挨打，同性恋者受歧视，在这样的时候都应当采取政治行动。这种行动要求人们改变态度，从而最终建立社会和谐。根据政治学中的著名公式，政治就成了“对价值进行权威性分配”。也就是说，社会的职责是教导我们应当赞扬什么，反对什么。
1703301152
1703301153
政治含义的这一转变所涉及的范围之广，产生影响之深，是很难估量的。这个转变是怎样实现的？有何种动因？广义的答案是，公众的认识发生了变化，他们不仅将自立贬低为自私，而且把不能自立的穷人所遭受的痛苦看作是对社会制度的控诉。在现代社会的初期，国家通过颁布济贫法[2]要求各教区负责照顾穷人。但除了在社会出现动乱征兆的时期之外，穷人在政治上一直没有什么重要影响，直到后来的年代才发生了变化。到了19世纪，随着选举权的普及，政治领导人对福利的重视不下于他们先前对战争的重视了。外国的仇敌和本国的穷人都具有政治上的重要性，因为他们能为政府和管理部门行使巨大的权力提供理由。的确，穷人在政治上变得如此重要，以至于简直不应当让这个阶层消失掉。随着平均收入的提高，穷人的概念被重新定义，这样不仅可以保留住穷人阶层，面且实际上增加了穷人的数量。与此同时，现代社会中据说是受到压迫的那些新的阶级也开始以贫穷为杠杆从再分配中捞到好处。
1703301154
1703301155
20世纪的国家就这样发现了“依靠”的重要性，而先前在我们的道德领域里依靠只占有很小一块地盘。美德中的慈善换上政治面目而膨胀起来，并且取代了政治。这一过程的重要性表现在许多方面。其一是，“依靠”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概念，因为它揭示了宗教思想的走向。基督教的要旨是我们都是完全需要依靠上帝的生灵。19世纪的无神论者认为上帝只是人类自我安慰的一种幻想，但同时又坚持认为人类是具有依赖性的生物。然而这里人们依靠的不是上帝而是社会。例如，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来说，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和那些以为是自己创造了自己因而深受幻象之苦的人一样——就像基督教中犯了傲慢罪的人们一样：他们把自己而不是上帝（或社会）放在了宇宙的中心。按照这种新的宗教思潮，注重个人利益是一种罪恶，因为它宣称个人能独立于社会。最理想的是，我们都毫不利己地向社会作贡献，而只从社会得到保健、教育等社会平均分配给每个人的福利。
1703301156
1703301157
政治如此无法摆脱地与我们的人性联系在一起，以至于国家层面一发生变化，就会对宗教、文化、道德，还有其他方面都产生影响。即便这转变缓慢得让人觉察不到，它的影响也不会减轻。像往常一样，社会对当前道德的推崇掩盖了变化的发生。但我们仍能通过区分政治的实质和形式来分析政治道德主义的某些方面。我们可以从政治道德主义反复灌输的具体道德态度来确定其实质：例如，为了解除人们的苦难就需要专家来领导我们，这些专家又要求我们更多地采取舍己为人的生活态度。
1703301158
1703301159
政治的形式是理论的，而非实践的；是抽象的，而非具体的。从法国大革命以来，谈论政治的时候人们一般都是讨论政治学说和意识形态，而不是讨论地方上出现的具体问题对国家法制体系提出了什么要求。即使在政治尚未完全被意识形态所取代的地方，如自由民主的西方，人们还是经常把政治纳入到关于如何实现未来美好蓝图的无休止的议论之中。例如，托马斯·潘恩认为人的权利为立法者提供了建立更美好社会的指导理论，但他并不认为他那一代人有权约束后人的行为。当我们在理论上更为自信的时候，政治家们相信自己正在从事的工作是要一劳永逸地创建一个更为公正的社会。一旦建成，就可以万世不变了。
1703301160
1703301161
这样一个社会的建筑材料必须是人心。它的基础是人们靠正确态度的指引自觉地行动。这里我们又看到现代政治转变的一个特征，其本质清晰地体现在极权主义这一拙劣的版本之中。极权国家的领导人讨好和哄骗民众，说他们是一切社会进步的源泉，然而这些领导人实际上根本不把民众放在眼里，他们杀戮人民，将意识形态的沉重精神负担强加在人民头上——这些都不会被遗忘。现代民主国家也出现了类似情况。掌权者是公民选举的，他们却把公民们当作傻瓜来对待。事实让人感到滑稽：统治者毫无顾忌地愚弄选民，而这些选民却握有选举这些统治者的权威资格。民主的理论和实践之间开始出现明显的矛盾。
1703301162
1703301163
这一看法已经被事实所证明。例如，法国政府发起了一场运动，号召法国人民更礼貌地对待外国人。美国的一个卫生局局长教导美国人民应当吃什么，喝什么。所有国家的政府都独揽制定教育方针的大权，理由是家长们，或者至少是许多家长们都不懂得孩子们应当接受怎样的教育。许多国家的立法甚至对诸如国民可以讲什么笑话都作了规定。德国政府立法强迫国民必须相信对犹太人进行大屠杀的历史。英国政府则向公民提供安全性行为的辅导材料。
1703301164
1703301165
我们可以通过现代政治中出现的这些特点来了解穷人和不能自立者在政治上的重要性。他们是政府积聚权力的工具，政府用这权力统治所有的人，包括不能自立的人和能够自立的人。政治道德主义的一个行之有效的假设是，每个人都是不能自立而又愚蠢的。如果完美的社会不允许出现任何差错的话，这个假设就是最保险的了。道德和文雅是完美社会很不牢靠的支柱，因为人的行为方式经常是不道德、不文明的。然而新型政治不仅包括人的行为，人们的性格也是必须改变的一个方面，尤其是那些被看作压迫阶层的群体。男人不得再表现自己的“男子汉派头”，老板们不要那么“刻薄”，异性恋者必须放弃在恋爱观和家庭观方面的“特权”，白人必须更体贴黑人，等等。根据所有西方国家医疗卫生当局的要求，人们不得长得过于肥胖，不得损害自己的健康，不得酗酒成瘾。
1703301166
1703301167
总而言之，对于传统意义上的“政治”来说，它的形式越被理论化，政治问题就越容易被重新解释成管理上的问题。制定尽量不带压迫意味的法律条文，使不同的有时甚至是对立的群体能和平共处，这种做法已经被另一种倾向所取代：控制和调整各个群体互相之间的看法和态度，指望这样能最终带来和谐。换言之，在这种新型社会里，人类成了可以由最新的道德观念塑造的材料。
1703301168
1703301169
过去的回音总能给我们以启迪。古罗马人总喜欢问：Cui bono——谁得到了好处？在一个奉行平等主义的世界里，每个人都是平等的，或许只有掌控这种平等的人除外。当然，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有些人的工作将是无止境的，但却并非徒劳无益的——他们的职责是为人间游戏制定出越来越详细的规则，他们要裁决人们的纠纷，向无知的人们传授公正的社会要求公民掌握的思想。那时政治将会消亡，但一切都会变成政治。
1703301170
1703301171
在本导论行将结束之时，我列举了一种政治理论作为例证。这理论可能会引起争议，甚至可能引起一点愤慨。如果真的产生了这种效果，那就成功地显示了我们所研究的政治这个多面体的又一个方面。再见。
1703301172
1703301173
[1]参见本书第三章。
1703301174
1703301175
[2]济贫法最早出现在16世纪英国，当时称为 《伊丽莎白济贫法》。
1703301176
1703301177
1703301178
1703301179
1703301181
政治的历史与边界 索引
1703301182
1703301183
（条目后的数字为原文页码）
1703301184
1703301185
A
1703301186
1703301187
Aesop 伊索 8
1703301188
1703301189
Africa 非洲 100
1703301190
1703301191
Albigensian heretics 阿尔比派异教徒 28
1703301192
1703301193
Alexander the Great 亚历山大大帝 4
1703301194
1703301195
Anabaptists 再洗礼派教徒 94
1703301196
1703301197
Angles 盎格鲁人 25
1703301198
1703301199
Anglo-Saxons 盎格鲁-撒克逊人 26
[
上一页 ]
[ :1.70330115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