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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同上书，p.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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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同上书，p.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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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Simmons，1999，p.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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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William A.Edmunson在一篇书评中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参见Law and Philosophy 22：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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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转引自Simmons，1999，p.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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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Simmons，1999，p.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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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同上书，p.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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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Simmons，1999，p.764。着重号为本书作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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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约翰·麦克里兰，《西方政治思想史》，彭怀栋译，海南出版社2003年，第4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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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乔纳森·沃尔夫，《政治哲学绪论》，第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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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Riley，1982，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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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个体的自愿行为之所以只是正当性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乃是因为还存在正当性的客观性因素，例如无论洛克还是罗尔斯，都强调只有在不违反公民基本权利或者正义原则的前提下，一个国家才可能是正当的。否则，契约论的认可理论就会蜕变成韦伯意义上的“态度解释”，而这将会给极权主义等邪恶政体的正当性打开方便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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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也有学者（如英国的Ernest Gellner）认为民族主义是西方现代性脉络中与白由民主等量齐观的政治正当性原则，我个人认为，首先，在正当性问题上民族主义只能作为民主制的补充而不是替代品；其次，把政治正当性建立在极端的民族主义上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民族主义是一个非常重要而复杂的问题，限于篇幅木书无法进行深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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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蒋庆在《王道政治是当今中国政治的发展方向》一文中提出，王道政治有三重合法性（蒋庆的合法性与本书的正当性同义）：超越神圣的合法性，历史文化的合法性，以及人心民意的合法性，这三重合法性要同时具有，否则统治权威将面临合法性危机。我承认这是一个引人入胜近乎完美的思路，但关键的问题在于，今天的中国似乎已不存在实现三重合法性的脉络和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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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Simmons，1999，p.752.我将在后文对政治义务和政治责任作出区分，并指出基于证成性而负有的道德理由乃是政治责任而不是政治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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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Simmons，1999，p.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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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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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马克斯·韦伯，《支配的类型》，康乐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9 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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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政治的正当性基础 第3章 政治正当性/证成性概念框架下的政治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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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399年，雅典城邦监狱。黎明来临之前，克里托匆匆赶到一间牢房内。此时，苏格拉底尚在酣然大睡。克里托这位古道热肠的雅典人带来一个不幸的消息，德洛斯的雅典战船即将在当日抵达，根据雅典的法律，苏格拉底极有可能在次日被处死。克里托满怀哀伤，试图说服他的朋友逃离雅典。可是苏格拉底谢绝了克里托的好意，不仅如此，善辩的苏格拉底为了说服他的朋友，还列举出一大堆理由来证明他为什么要服从城邦的判决，即使这一判决是不正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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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的论证可以细分为以下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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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城邦之于苏格拉底就好比养育他成长的父亲、母亲，是城邦以及法律的保护才使得苏格拉底“得以出生，受到抚养和教育”，比起父母和先祖来说，国家甚至要“更为尊贵、更为可敬、更为神圣，它受到众神和所有有理智的人的尊敬”。因此，“如果你不能说服你的母邦，你就应该按它的命令行事，忍耐地服从它加于你的任何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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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即便城邦对苏格拉底所做的事情是不正义的，但是城邦让苏格拉底和他的同胞“分享了所有的好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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