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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休谟，《人性论》，关文运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559—5 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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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休谟，《人性论》，第5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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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同上书，第575—5 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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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慈继伟，《正义的两面》，三联书店2001年，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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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同上书，第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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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H.L.A.Hart，“Are There Any Natural Rights？”in Philosophical Review，1955，Vol 64，p.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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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Rawls，“Legal Obligation and FairPlay Obligation”，1964，pp.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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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程炼，《公平游戏与政治义务》，《哲学门》2000年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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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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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程炼，《公平游戏与政治义务》，《哲学门》2000年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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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同上书，第1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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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Simmons，1979，p.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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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同上书，p.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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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receive和accept的最大分别在于是否含有自愿主义的成分，前者是无意或者被动地获益，而后者则是自觉、有意地获益。为突出起见，本书一律把recive翻译成“纯粹接收”，把accept翻译为“主动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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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Richard Arneson，“Fair play and the Problem of Free-rider”，in Ethics，July，1982，p.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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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这是一个公认的公平游戏理论的优越性。Deniel McDermott指出公平游戏理论的最大效力在于它是“建立在一个没有争议的经验宣称上：多数现存国家的人们的确从他们的政治共同体所提供的好处获益”。Deniel McDermott，“Fair-Play Obligations”，in Political Studies，2004，Vol.52，p.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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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Simmons，“Pohtical Obligation and authority”，p.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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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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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程炼，《公平游戏和政治义务》，第1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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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Robert Wolff，1970，p.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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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政治义务的感恩原则解释与公平游戏解释的共同点在于，它们都基于相同的道德原则，即“相互性”原则。不同点在于感恩原则处理的是公民与国家的关系，公平游戏解释处理的是公民/公民的关系。此外，感恩原则可以不需要自愿主义的因素在其中，而公平游戏解释需要有自愿主义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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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Rawls，1971，p.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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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程炼，《公平游戏和政治义务》，第1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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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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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Simmons，1979，p.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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