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302830
1703302831
休谟认为，道德上善恶的源泉是情绪而不是理性。“当任何行为或心灵的性质在某种方式下使我们高兴时，我们就说它是善良的；当忽略或未做那种行为、在同样方式下使我们不高兴时，我们就说我们有完成那个行为的义务”。(8)所以，“义务的改变以情绪的改变为其前提；新的义务的发生以某种新的情绪的发生为其前提”。(9)休谟区分两种类型的德性和义务：自然的与人为的。自然的义务以人类心灵活动中的自然倾向或者自然情感为基础的，它可以在自然状态中产生，比如看见虐待儿童的行为我们天然就有不忍之心，这会导致“不准虐待无辜者”的自然义务。而人为的义务则不然，它与人类心灵活动中的自然倾向或者自然情感是没有直接关系的。与许诺相联系的道德义务正是这种人为的义务，因此，“许诺在自然状态中是不可理解的，也不是在人类成立协议之前就存在的；一个不知道有社会的人永远不会与他人订约，纵然他们凭着直觉能够觉察到对方的意图”。(10)
1703302832
1703302833
因为许诺在自然状态中是不可理解的，所以休谟认为许诺只可能“是以社会的需要和利益为基础的人类的发明”。这其中的理路是这样的：由于人性天生就是自私的，或者说只有有限的慷慨，“所以人们不容易被诱导了去为陌生人的利益做出任何行为，除非他们要想得到某种交互的利益，而且这种利益只有通过自己做出有利于别人的行为才有希望可以得到的。但是由于这些交互行为往往不能在同时完成，所以其中一方就只好处于一种不确定的状态，依靠对方的感恩来报答他的好意”。但问题在于，这种不确定的状态完全没有保障，一旦对方背信弃义不准备报答前者的利益，那么这种交互行为就被中断，如果这种交互行为总是出现中断，那么对于整体社会的利益都是不利的。所以，休谟认为，自利的个体通过合理的慎思，会发明某种语言形式，“藉以束缚自己去实践任何某种行为。这种语言形式就构成了我们所谓的许诺，这就是对于人类计较利害的交往所加的一种认可”。所以说，“利益是履行许诺的最初的约束力”。而在这之后，“一种道德感又和利益结合了起来，成为人类的一种新的约束力量”。(11)
1703302834
1703302835
如前所述，休谟的这段论述并非无的放矢，如果他的论证成立，许诺在自然状态中是完全不可理解的，那么社会契约论的根基就被抽空，原初契约就是不可能的，这对社会契约论来说无疑是一个根本性的打击。更进一步的，休谟的这段论述如果成立，则社会契约论就将被效益主义理论所取代，因为，契约的效力最终是要诉诸利益的考量。
1703302836
1703302837
如果说休谟的上述论点更多的是从哲学和道德心理学的角度去探讨许诺的道德约束力，那么另一种质疑则完全立足于现实历史的文本脉络。例如爱德华·鲁宾（Edward Rubin）就认为，从历史的角度看，现代社会契约论是宗教改革的产物，它直接源于中世纪思想的两个主要面向：其一是契约协议的封建概念上，其二是《圣经》中关于前社会的人类起源概念，所以就基本性质而言社会契约论无法抹去中世纪的烙印。鲁宾进一步认为，社会契约论所赖以成立的对信守诺言的狂热承担产生自中世纪的骑士精神或者荣誉精神，而在现代社会中，信守诺言既非保证荣誉的绝对义务和核心义务，也不足以构成个体和国家之间的稳固关系，所以社会契约论对国家正当性的解释并不适用于现代的行政国家，因为它与我们当今的社会关系过于薄弱，和之前的社会关系过于深厚。(12)
1703302838
1703302839
鲁宾对社会契约论的指责也许过激，但也的确从另一个角度揭示出社会契约论的历史局限性。如果恪守许诺只是奠基在具体社会习俗之上的道德法则，那么它的神圣性和普遍必然性就要大打折扣。人们不禁会问，一旦一个社会不再把恪守许诺视为根本的道德原则，那么以认可或许诺为基础的政治正当性也就面临地基坍塌的危险。当然，我们和鲁宾的争论焦点恰恰也是集中在这一点：当代社会真的就不以恪守诺言为荣了吗？认可、许诺真的不能为个体与国家之间的道德关系奠定基础了吗？
1703302840
1703302841
虽然休谟的论证对于原始契约构成了极大威胁，但他同时也承认许诺在社会协议建立之后具有道德约束力。而种种事实也表明鲁宾的立论有失公允，比如资本主义社会市场经济的核心价值恰恰被公认为是信用经济，比如时至今日面对国旗宣誓效忠仍旧被视为是神圣之事，等等。由此可见，尽管休谟和鲁宾对社会契约论的哲学基础各自提出了富有洞见的批评，但是并不能在根本上动摇社会契约论，因此我们可以暂时将休谟和鲁宾的攻击悬隔，开始讨论认可理论是否能够证成普遍的政治义务以及国家的正当性这个问题。
1703302842
1703302844
二 虚假的认可和真正的认可
1703302845
1703302846
显然，并非任何一句“我许诺……”都具有道德约束力。当一个劫匪持枪逼迫我许诺把所有的财产都给他，这个“许诺”就不构成任何义务，因为它违反了最基本的自愿原则。除了威逼，还有很多方式让一个表面上的许诺行为不具备道德上的约束力。H.L.A.哈特曾经开列过一张清单，指出只要满足清单上的任何一个条件，那么这个潜在的许诺行为就不具有道德约束力。哈里·贝兰（Harry Beran）在哈特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的扩充和补足，他把这些条件称为“挫败条件”（defeating conditions），比如说，即便张三非常严肃地（他既不是在开玩笑也不是在上语言课程）说“我许诺要做X”，但如果李四可以证明张三的表述满足一个或者几个挫败条件，他就可以宣称张三的许诺并不成立。这些“挫败条件”包括：
1703302847
1703302848
1.自由缺失：
1703302849
1703302850
a.被威逼胁迫；
1703302851
1703302852
b.不适当的影响；
1703302853
1703302854
c.被催眠后的建议；
1703302855
1703302856
d.利用了囚徒困境。
1703302857
1703302858
2.信息不充分：
1703302859
1703302860
a.被欺骗；
1703302861
1703302862
b.立约人对诺言的某一重要内容处于无知的状态；
1703302863
1703302864
c.立约人和承诺人对于诺言的内容有极大的误解。
1703302865
1703302866
3.能力缺失：
1703302867
1703302868
a.立约人精神错乱（或者承诺人精神错乱）；
1703302869
1703302870
b.立约人的智力暂时地或者持续地处于低下状态（例如酩酊大醉或者老年痴呆）；
1703302871
1703302872
c.立约人不够成熟。(13)
1703302873
1703302874
这些“挫败条件”从否定的角度规定了哪些许诺不具有道德约束力，我们可以把那些符合一条或几条“挫败条件”的认可称为“虚假的认可”，把那些避免了“挫败条件”的认可称为“真正的认可”。只有“真正的认可”才体现出个体的自主性并因此具有道德约束力，而那些“虚假的认可”则因为不同程度地扭曲或者遮蔽了个体自主性，所以也就不具有道德约束力。
1703302875
1703302876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贝兰并没有将“许诺去做一件道德上错的事情”列为“挫败条件”。虽然有很多学者认为许诺做道德上错的事情并不会对许诺者构成义务，但是哈里·贝兰却持相反的观点，他认为不把“所许诺的行为是不道德的”归为“挫败条件”并不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我认同贝兰的观点，假设约翰是黑手党的喽啰，他向帮派头目许诺要去刺杀史密斯，尽管约翰因此负有兑现诺言的义务，但这种许诺的义务并不必然推论出他应该去刺杀史密斯。这是因为：第一，许诺的义务是一种（按休谟的观点）人为的义务，它是通过“自我承诺”而加诸行动者自身的新义务，只要它不违背行动者的自主性原则，就应该认为是具有道德约束力的。但是当许诺的义务与其他责任（或义务）发生冲突时，就需要考量两种义务的道德优先性。在这个例子里，不滥杀无辜的自然义务显然要优先于许诺这个人为义务。(14)第二，“有义务去做某事”不能直接推论出“应该去做某事”，后者才是综合考虑诸种因素之后的“决定性判断”。所以即使约翰有基于许诺的义务去刺杀史密斯，但综合考量不滥杀无辜等自然责任之后，并不能得出他“应该”刺杀史密斯的结论。第三，就一个行为、原则或者制度的正当性而言，主观的认可只是一个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所以即使约翰在许诺刺杀史密斯时没有违背他的个体自主性，也不能因此证成刺杀这个行为是正当的以及这个喽啰负有道德义务（尽管他负有许诺义务）去完成刺杀行为。
1703302877
1703302878
正如我们在第1章就已指出的那样，除了认可和许诺这一主观条件外，政治正当性还有其客观性的一面。社会契约论的传统并不完全等同于自由主义传统的道理也正在于此。尽管霍布斯和卢梭都采用社会契约论来建构理论，也都把被统治者的认可视为政治正当性的根据，但是前者认可绝对主权者和专制主义，而后者诉诸公意和全体一致意见，都与自由主义传统有所不同，其原因正在于他们对正当性的客观面向理解有所不同。
1703302879
[
上一页 ]
[ :1.70330283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