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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审议民主理论家希望在多数论题上最终达成理性共识，但在这个目的难以实现的情况下，他们其实大可满足于让各种声音得以充分的发表并被倾听，因为许多研究业已表明，只要公民认为自己的论断和理由已经获得了公平倾听的机会，并且他人认真考虑了他们不得不表达的内容，那么即使最后的集体决定对他们不利，公民也会承认其正当性。(69)所以重点不在于最后是否达成了理性共识，而在于让每一个受影响的公民都有机会参与表达、聆听与对话。并且我要强调的是，无论这个表达、聆听以及对话的过程有多长，它都是为了作出集体决定这个最终目的服务的，因此即便最后的投票行为被约减到最小值，那也是最重要的最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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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一直都有轻视公共事务领域的传统，康德在对政治事务进行深入思考之后得出结论：甚至一帮魔鬼只要足够精明也能够解决政治问题，这个结论的确有些令人沮丧。而审议民主的提出正是为了在政治领域中重建人类的理性与尊严，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审议民主企图为民主的未来筑梦，它是“民主想象的继续展开而非民主现状的描绘”(70)。而我更愿意把审议民主比喻成一面明镜，以审议民主为镜，可以知合计民主之是非得失，它时刻提醒我们在纠缠于利益纠葛、权力纷争和各种压迫关系的政治模式之外，还有另一种可能性存在，审议民主给滞留在现实政治中的人们（这种滞留也许永无时限）以希望，尽管这个希望看似遥不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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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作为沟通行动补足概念的生活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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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贝马斯将沟通行动定义为以达致理解为导向的行动。所谓达成理解，意味着沟通行动的参与者对表达的有效性达成同意；而所谓同意，就是说对说话者给出的三种有效性宣称达成主体间的认同。(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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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根据日常经验可知，为了达成共同理解与同意，参与者除了必须满足三种有效性宣称，还必须不断地对自身所处的情境做出修正、探讨和共同定义。哈贝马斯举例说，某建筑工地上，一位年长的建筑工人差遣初来乍到的年轻工人去取啤酒，告诉他手脚要麻利些，在几分钟内就回来。假定在这个例子里面，年轻工人对于年长工人的言语行动进行有效性评估之后，认为它满足上述列举的三种有效性宣称，除此之外，他还要对行动的时间情境（即将到来的小憩）和空间情境（从工地到最近的商店之间的距离）进行评估和考量。很显然年轻工人是可以对这些情境进行质疑和商榷的，比如假定最近的商店离工地很远，步行几分钟是无法到达的，也就是说那个老工人的行动计划——至少在特定条件下——只有在汽车（或者其他交通工具）的帮助下才能实现，那么年轻工人也许就可以回答说：“但是我没有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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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时间情境以及空间情境外，和这个行动具有相关性（relevant）的情境还有很多，比如年轻工人的鞋子是否破了，商店当时是否营业，是否可以搞到一辆车代步等等。相反，以下这些事实对于给定的情境则是不相关（irrelevant）的：如该年轻工人是一个没有社会保障的外来打工者，工人甲不喜欢喝啤酒等等。但是“相关”与“不相关”的界限并非绝对，假设年轻工人在取啤酒的路上遭遇车祸，则他没有社会保障这个事实就成了相关的事实。在各个具体不同的情况下，随着论题的转化，相关的情境也发生转换。哈贝马斯由此引进胡塞尔的视域（horizon）概念——视域根据人的立场而转变，随着人对边界的穿越而扩展或者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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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沟通行动的情境与背景的分析，哈贝马斯认为所谓情境就是“具有相关性的生活世界脉络（lifeworld contexts of relevance）的那一部分……”(72)情境反映的是“限制在某一主题中的生活世界的一部分”。(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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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哈贝马斯对现象学传统的生活世界的批评与借鉴，我把“作为沟通行动脉络的生活世界”的主要特征总结为以下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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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生活世界是以一种理所当然的、前理解的模式被给予沟通行动的主体。生活世界总是保持在背景之中。它是“我的日常经验的没有问题的根据以及没有问题的构架，我所有要处理的问题都坐落于此”。(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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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生活世界的这种确定性，归因于在语言中达成相互理解的交互主体的先天社会建构。哈贝马斯在这里特别指出两点，一是语言作为主体际相互沟通的媒介的重要性和优先性，二是强调生活世界首先不是个人私己的世界，而是交互主体的世界。“集体中的成员把他们自己视为以第一人称复数的方式属于这个生活世界，其方式类似于个体言说者把他自己归属于主观世界”，(75)换言之，就像对个人主观世界“我”具有优先性一样，对生活世界而言“我们”具有优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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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为了达致理解，沟通行动的参与者共同定义的情境必须有相当程度的重叠，为此目的，参与者就得不停地对使理解可能的情境进行定义和谈判，也就是哈贝马斯所说的“补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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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生活世界对整体性的修订具有免疫能力。情境可以发生变化，但是生活世界的界限却不能够被超越。生活世界构成一个背景（sett i ng），在其中情境化的视域转化、扩张或者收缩。生活世界对脉络划界，但它本身则是无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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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生活世界的概念与通常所说的世界－概念（the worldconcepts）不同。形式化的世界-概念指涉的是具体的事实、规范和经验，也就是客观世界、主观世界和社会世界这三个世界中的某物。而生活世界却不是这些可以被具现出来的某物，生活世界是交互主体达成可能理解的基础。也就是说，生活世界是使说者和听者相遇的先验场所（transcendental site）。(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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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这种原本作为先验场所而存在的生活世界一旦被专题化，就丧失了不成问题的被给予性的特点。这里存在着一个悖论：一方面，对成员而言，生活世界是一个无法被识破而且在原则上无法被穷尽的脉络；但是另一方面，在由认知-工具理性所处理的外在自然领域（也即客观世界）中，对生活世界无可置疑性的揭穿（explosion）却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哈贝马斯甚至认为，即使是在那些极具整合能力的、有规范调整的互动领域（也即社会世界）中，从生活世界的背景中脱离出去的趋势也是不可避免的。现代社会的病症或者问题正在于，曾经是理所当然、不成问题的生活世界不断地脱落成专题化的意见以及成问题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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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语用学的立场上，我们发现保持在背景之中的生活世界其不容置疑性针对的是行动中的主体而不是反思（reflective）的主体或者冥想（meditative）的主体。比方说，坐在火炉边沉思的笛卡尔可以怀疑一切，但是千里迢迢赶赴瑞典去接受女王召见的笛卡尔则不能怀疑一切，因为匆忙赶路的笛卡尔这时候必然预设了道路是不会突然塌陷的，这个确信也许没有成为他的意识，但却是使他赶路这个行动得以可能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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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特根斯坦在《论确实性》中这么说：“如果我做试验，我就不怀疑我眼前的仪器的存在。我有很多怀疑，但是不怀疑这件事。如果我进行计算，我就毫无疑问地相信纸上的数字不会转换，我也一直信赖我的记忆力并且毫无保留地信赖它。”(77)如果说怀疑主义者的立论是“一切都是可怀疑的”，那么维特根斯坦的说法则要更深一层：“如果你想怀疑一切，你就什么也不能怀疑。怀疑这种游戏本身就预先假定了确定性。”(78)特别是在日常实践和行动中，人们只怀疑该怀疑的，人们不“乱”怀疑，如果那些本来无须怀疑的东西变得可疑，比如盛大节日的安全，行人指路的可靠，乃至道路会不会塌陷，数字会不会自动转换等等，生活由此寸步难行。因此即使假定我们可以在知识论的意义上怀疑一切，可是在日常实践和行动过程中我们却无法有意义地怀疑一切。知识论上的难题对于一个具体的人生在世的境遇来说常常是个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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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处在“反身态度”或者“冥思状态”的主体来说，在逻辑上找到使命题“p”失去效力的理由和证据可以是无穷无尽的，但是对于处在行动中的现实个体来说，在日常实践中寻找理由根据却终有个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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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生在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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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怎么知道你出生在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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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我妈告诉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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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妈为什么不可能欺骗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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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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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妈当然有可能欺骗我，但是就这件事情而言，我妈欺骗我的概率微乎其微，换言之，即使它是一个可能的逻辑选择，那也是在正常情境中不相关的可能选择（irrelevant alternatives）。在这里我们很快就遇到了维特根斯坦所说的“河床”。因此重要的不是在逻辑上我们有可能找到使“p”失去效力的理由和证据，而是在具体的日常实践中找到使“p”失去效力的具有相关性的理由和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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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贝马斯引进生活世界是为了作为沟通行动的补足概念，但是从理路上讲，生活世界和情境对于共识的形成不仅仅是辅助性的而且是决定性的，它既是共识所以可能的前提和基础，也是共识形成之后重新返回的母体。我甚至认为，随着哈贝马斯对生活世界和情境的日益强调和重视，其作用已经超越了沟通行动本身，恰如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所指出的，为了达成意见一致就必须首先要在生活形式上达成一致意见：“‘所以你是说人类的一致决定何为真、何为假？’人们所说的内容有真有假；他们达成一致的是所使用的语言。这不是意见的一致而是生活形式的一致。”(79)对意见的一致建立在对语言使用乃至生活形式的一致上，我们将会在下一节看到，这种对于生活世界和生活形式的强调最终导致哈贝马斯放弃“真理共识理论”而采用“真理的去除疑虑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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