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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Habermas，Legitimation Crisis，1973，p.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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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同上书，p.97。必须指出的是，在中文译本中，译者误将此句译成“合法性信念就退缩成一种正当性信念”，这句译文之所以错误是因为译者完全颠倒了legitimacy和legality的意思，由此也歪曲了哈贝马斯的真实用意。这个错误在本书作者看来是根本性的错误，必须加以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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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Habermas，Legitimation Crisis，1973，p.98。我们将在下一节指出，宪法本身仍旧是需要被“正当化”的，并且宪法与民主之间存在有分离甚至是矛盾之处，而哈贝马斯试图解决这一分离和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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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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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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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Habermas，The Inclusion of the Other，p.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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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施米特，《政治的概念》，转引自刘小枫，《现代人及其敌人》，华夏出版社2006年，第1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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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975年10月，德国政治学联合会在杜伊斯堡举行会议，哈贝马斯发表题为《现代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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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Habermas，1998，p.79。在这个任务的名单上，我们还可以加上希拉里·普特南等当代哲学家，尽管他们各自提出的解决方案有所不同，但目标却是惊人的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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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Habermas，“Legitimation Problems in the Modern State”，1979，P.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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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汪行福，《通往话语民主之路》，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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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Habermas，1973，p.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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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Habermas，“Legitimation Problems in the Modern State”，1979，p.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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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同上书，p.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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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我们将在第七节中看到哈贝马斯后来修正了自己的这个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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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Erik Oddvar Eriksen and Jarle Weigard，Understanding Habermas，2003，p.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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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Habermas，1973，p.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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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Habermas，1996，p.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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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Habermas，“Richard Rorty’s Pragmatic Turn”，in Rorty and His Critics，edited by Robert B.Brandom（Blackwell Puilshers Ltd，2000），p.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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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Habermas，1998，p.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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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转引自曾国祥，《宪政主义与民主的冲突》，2004年，台北：人民民主主权会议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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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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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Habermas，1996，p.472，又见1998，pp.258-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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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Habermas，1998，p.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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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Habermas，1996，p.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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