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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5015 “黑暗之时和光明之时”,最初发表于《东南亚昔日的感知》上,安东尼·里德和戴维·马尔主编(香港:海尼曼出版公司,1979年);后获准重印于拙著《语言与权力:探索印尼的政治文化》中(纽约,伊萨卡: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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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5017 “专业梦想”是以1984年提交给“东南亚暑期研究所”的一篇论文为蓝本,首次发表在拙著《语言与权力:探索印尼的政治文化》上(纽约,伊萨卡: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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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5019 “雅加达鞋里的沙子”、“第一个菲律宾人”和“各寻生路”(Sauve Qui Peut),最先发表于《伦敦书评》,分见第17卷第21期(1995年11月2日)、第19卷第20期(1997年10月16日)、第20卷第8期(1998年4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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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5021 “撤退症状”首次发表于《关心亚洲学者会刊》(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第9卷第3期(1997年7—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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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5023 “现代暹罗的谋杀与演进”、“菲律宾的地方巨头民主制”和“共产主义之后的激进主义”,最先发表于《新左派评论》,分见第181期(1990年5—6月)、第169期(1988年5—6月)、第202期(1993年11—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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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5025 “东南亚的选举”最先发表在《东南亚的选举政治》上,罗伯特·泰勒主编,伍德罗·威尔逊中心出版社与剑桥大学出版社联合出版,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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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5027 “多数族群和少数族群”是我给《东南亚的部族群体和少数族群》一书所作导言的改写,原书由贾森·克莱主编(马萨诸塞,坎布里奇:文化生存出版社,198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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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5029 “民族之善”是即将发表在《宗教与民族主义》中的一篇短论的改写,原书由彼得·范德维尔主编(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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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5034 比较的幽灵:民族主义、东南亚与世界 [:1703304873]
1703305035 比较的幽灵:民族主义、东南亚与世界 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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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5037 比较的幽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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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5039 1963年2月2日,在与我被教导着把它想象成“东南亚”的这块土地初次相逢约莫一年之后,我有了一次奇特的经历,那时我无以名之。当时的印尼总统苏加诺要接受印度尼西亚大学的名誉学位,他临时邀请了外交使团,与大学生和教员们一同出席。不知怎的我最后成了一位年长的欧洲外交官的耳语翻译。苏加诺在讲他最爱的两个主题:民族主义和领导者。本来风平浪静,突然,他开始谈起了阿道夫·希特勒,而且是以一种异乎寻常的方式——不是将其说成大屠杀的刽子手,甚至不是法西斯主义者和反犹主义者,而是说成一个民族主义者。更让我俩惊诧莫名的是,这位总统必定是疑心没几个学生曾经听说过希特勒,他试图赋予元首的遥远幽灵以地方生命,用他特有的、别人学不来的公共演讲风格,像说腹语似的说道[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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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5041 比方说希特勒——哇,希特勒真的是绝顶聪明——也许他想说,光有物质基础,幸福还是不可得的,所以他提出了另一个理想,这个理想他称之为第三帝国(Dritte Reich)。这个第三帝国实实在在地会给德国人民带来幸福。第一帝国是腓特烈大帝的帝国,是老腓特烈领导的帝国;第二帝国是就在世界大战之前还存在着的那个,而今在世界大战中被摧毁了。“来吧,让我们建造起一个第三帝国,在这第三帝国里,嗨,姐妹们,你们会活得很快乐;嗨,兄弟们,你们会活得很快乐;嗨,孩子们,你们会活得很快乐;嗨,你们,德意志的爱国者们,你们将目睹德意志加冕为王,凌驾于世界所有民族之上。”兄弟姐妹们,希特勒如此描绘这些理想,真是太聪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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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5043 我顺着他的讲话低语的时候,老外交官变得越来越不安和疑惑。“你有把握吗,他真是在说这个?”他再三问我。我已经多次听过苏加诺用他那腹语式风格讲述孙逸仙、凯末尔、甘地、德·瓦勒拉和胡志明,那些时候他想提醒他的同胞们,民族主义是一种普世之物,而且同国际主义不可分割。我极力向外交官解释这一点,但没有成功,他怒气冲冲地回到了大使馆,比从前更确信苏加诺是个疯狂而危险的江湖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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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5045 对我而言,我感到晕头转向。在我的年轻生命里,我是头一回被邀约透过倒转的望远镜来看我的欧洲。苏加诺自认是个左派分子,他也明知希特勒统治的恐怖。但他似乎是平静安详地看待这些恐怖,虔诚的基督徒就是以这样的平静安详,沉思以上帝的名义干下的数世纪的集体屠杀和摧残折磨;或者,是他保持了轻快的距离,如同我的学校老师谈到成吉思汗、宗教裁判所、尼禄或皮萨罗。从今往后要像从前那样想到“我的”希特勒,那就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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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5047 我找不出一个好名头来称呼这种体验,直到差不多四分之一世纪之后,那时我在菲律宾,为了自学西班牙语,结结巴巴地读何塞·黎刹(José Rizal)的极端民族主义的小说《不许犯我》(Noli Me Tangere)。在故事之初有一个令人头晕目眩的瞬间。年轻的混血主人公,长期旅居欧洲之后,最近返回了1880年代的殖民地马尼拉。他从马车车窗望出去,看到了市里的植物园,发现他也是(可以这么说)处在倒转的望远镜的末端。这些园圃自然而然(黎刹说是maquinalmente)、不可避免地隐没到它们在欧洲的姐妹园子的意象当中去了。他不再能够实际平常地体会它们,而只能近在咫尺同时又远在天边地看着它们。小说家引人注目地把这一无可救药的双重幻影的动因命名为:el demonio de las comparaciones[2]。原来那就是1963年所遭遇到的,我心里说道:比较的幽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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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5049 “东南亚”的诸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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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5051 对我来说,“东南亚”一直是个再好不过的场所(locus),可以由此努力适应这类挥之不去的幽灵。作为一种意义深远的想象物,它年齿极浅,比我本人的还浅。不必惊怪,它的命名出自外部,甚至在今天,居住在它的大约175万平方英里的土地(更不用说水域)上的几乎5亿人口,极少有人认为自己是“东南亚人”。较老的中国概念“南洋”,模模糊糊指的是由海路可达的一片“南方”区域[3]。后来日语里的派生词南方(nampō),宽泛而有弹性地延展到美国人称之为西南太平洋的地方。“东南亚”本身只是在1943年夏,随着蒙巴顿的“东南亚司令部”的设立,才作为一个重要的政治术语问世;该司令部是更传统的印度司令部的支脉,但是它驻扎在康提,所司的领土职责包括锡兰和英属印度的东北边疆(两者都不在今天的“东南亚”),却排除了荷属东印度群岛(直到1945年7月),还有菲律宾。然而这一命名显然是对下述事实的反应:历史上首次有一个单一势力——裕仁天皇的军队势力——有效地控制了英属缅甸和西属—美属菲律宾之间的整片地带[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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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5053 几乎正好在同一时间,学术界开始严肃地运用这个术语,首先是盎格鲁—撒克逊那两个海上帝国的学者们[5]。这股新浪潮可以说在1941年已经露头,那时了不起的缅甸学者、前英国殖民地的公务员约翰·弗尼瓦尔(John Furnivall)发表了他的《东南亚的福利与进步》一书——是在纽约,两年后紧接着发表了《东南亚的教育进步》——又是在纽约。1942年,美国政治科学家鲁珀特·埃默森(Rupert Emerson),与他的同事伦诺克斯·米尔斯(Lennox Mills)和弗吉尼亚·汤普森(Virginia Thompson)一道,出版了《东南亚的政府与民族主义》。左翼美国人布鲁诺·拉斯克(Bruno Lasker)于1944年出版了《东南亚各民族》,1950年又出版了精彩的《东南亚的人性枷锁》。英国殖民地官员维克多·珀塞尔(Victor Purcell)在1951年写成了不落俗套的《东南亚华人》。次年,英国历史学家夸里奇·威尔士(Quaritch Wales)在其《古代东南亚的战争》一书中,犯了时代错误,将“东南亚”的世纪推远到欧洲人到来前的往昔。随着英国前殖民地官员D.G.E.霍尔颇具官方权威的《东南亚史》于1955年问世,这个概念堂而皇之地正规化了(虽然霍尔在该书的第一版中没有把菲律宾包含在内,这一缺席在以后的连续再版中部分得到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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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5055 为什么姗姗来迟?又为什么最后一蹴而就?首先,这里缺乏一种历史性的霸权势力,就像奥斯曼土耳其人对近东或中东,哈布斯堡家族和波旁家族对“拉丁”美洲,莫卧儿人对“印度”,以及让“中国”成为一种貌似可信的有界幻象的北京历代君王那种权力。其次,一旦伊斯兰教(从十三世纪开始)和基督教(从十六世纪开始)打破了印度教—佛教相混融的文明态势,这个地区就呈现出非同一般的宗教异质性,而印度教—佛教文明的遗迹如今尚名列世界奇迹之中,如柬埔寨的吴哥,爪哇的婆罗浮屠,暹罗的大城府,缅甸的蒲甘和末罗汉等。[6]今天,缅甸、暹罗、老挝和柬埔寨各自信佛,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文莱是穆斯林占优,菲律宾主要是天主教徒,而越南尤其继承了儒教、道教和大乘佛教。但是无疑地,起关键作用的要素还是这一地区形形色色帝国主义的奇特历史[7]。这里只有比利时人和意大利人不见踪影。英国人在缅甸、马来亚、新加坡和北婆罗洲,荷兰人在东印度群岛,葡萄牙人在东帝汶,西班牙人和美国人在菲律宾,法国人在老挝、柬埔寨和越南;加上半独立的缓冲国暹罗,在伦敦和巴黎这对冤家的殖民地间苦苦支撑。再有,这形形色色的帝国主义并非像非洲大部分地区所发生的那样,在十九世纪晚期一拥而至,而是数世纪间前前后后赶来的: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在封建主义的十六世纪末叶,荷兰人在重商主义的十七世纪,英国人在启蒙主义的十八世纪,法国人在工业主义的十九世纪,美国人在机动化的二十世纪到达此地。每个帝国势力跟它的竞争国互相猜忌、明争暗斗,把自己的领地同其余地区隔离开来,结果到二十世纪初,巴达维亚(雅加达)受过教育的年轻人更了解阿姆斯特丹,而不大了解他们的远祖曾交往密切的柬埔寨;他们在马尼拉的兄弟族类对马德里和纽约的了解,又超过了对南中国海对面一衣带水的越南滨海地区的了解。而且,即便是在这个飞机、电报、电话的时代,这些殖民地也是距宗主国最为遥远的。越南之于巴黎,菲律宾之于马德里或华盛顿,东帝汶之于里斯本,马来亚之于伦敦(除了人种斑驳陆离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之外),都比各帝国版图内其他任何地方更远。僻远、异质,还有可谓宗主国的分割,这个地区统一命名如此之迟,也就不足为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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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5057 然而二十世纪伊始,这一区域有史以来首次开始形成边界,这要特别归功于墨卡托的遗产[8]。今天的缅甸,在1885年到1937年间,曾是殖民地印度的组成部分,是它唯一的佛教省份。但就在那时候,连续的、绘成地图的边界线已经给定,大体上延续至今。巴黎明确标示出中国领土在哪里终止,法属越南的东京从哪里起始,它消除了数世纪以来渗透性的相互联系,更别提今日越南的某些地区被合并到中华帝国里的那一千年了[9]。二十世纪初,新几内亚岛位于东经141度以西的那一半属于荷属东印度,如今它是东南亚的一部分。然而东边一半就不是。这半边的以北部分,在1885年和一战之间,是凯撒·威廉兰(Kaiser Wilhelmland),隶属于同样可笑地唤作俾斯麦群岛的一个德国殖民地。以南部分是英国人的。1920年后,这南北两部分渐次变成了一个虚弱的单位,由澳大利亚的次生帝国主义控制。如果我们不但想到巴布亚新几内亚被排除在东南亚之外,还想到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最近拒绝了锡兰/斯里兰卡的加入申请,我们就能看清这幅地图的真正重要性。回溯一千年,锡兰同东南亚有着文化、商业甚至政治的密切联系,它还和缅甸、暹罗、柬埔寨、老挝共同信仰小乘佛教(穿过孟加拉湾的双向朝圣路线存在好几个世纪了,至今依然如故)。它的农业、气候、食物和文化极其类似于东南亚的很多地区。可是它最终却被——也许不太舒坦地——钉在了“南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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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5059 造成最后一蹴而就的是太平洋战争、飞速的战后去殖民化、冷战的发动,以及美国人想取代日本人做本地区唯一霸主的持续努力。这一地区所有那些形形色色的帝国主义在1942年初到1945年间的冷不防地耻辱性崩溃、1943年起越来越孤注一掷的日本对“土著民”的武装和军事训练、有时受到远道而来的盟军援助的抗日游击队的兴起,还有在缅甸和菲律宾展开的日军和盟军之间创巨痛深的激战: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当日本于1945年8月投降以后,欧洲人不可能昂然卷土重来。在亚非殖民化区域的别的任何地方,这样的事情从没发生过。它也意味着,继大约140年前的西属美洲之后,东南亚成了唯一的这样一块殖民化区域:这里争取独立以及更多东西的武装斗争是家常便饭。不同寻常的是,在拉美的最西端,即菲律宾,这个过程在1896年已经开始了,那时候,由博尼法西奥(Andrés Bonifacio)、阿奎纳多(Emilio Aguinaldo)、马比尼(Apolinario Mabini)领导的一场既早熟(对亚洲而言)又晚熟(对拉美而言)的起义,于1898年缔造了一个自由的菲律宾共和国,虽然它不久即被美国镇压了。缅甸、老挝、柬埔寨、越南、印尼,某种程度上还有马来亚,实际上都在为独立而战,大多取得了苦涩的成功——也渐渐意识到彼此在干同样的事业。1947年初,泰国进步的民选总理比里·帕侬荣(Pridi Phanomyong),在他被军方推翻之前的短暂时光里,发起了一个流产的“东南亚联盟”,想建立反帝互助的区域网络[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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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5061 然而,是冷战在亚洲的揭幕真正开启了使东南亚成为像它今天那样一种想象的现实的漫长历程。在美国看来,大亚洲的主要国家都有一个多少比较固定的地位。日本已经被美国人占领了,唯华盛顿的军事和经济机器马首是瞻。印度在分治危机之后,在尼赫鲁和国大党的无与争锋的领导权下,似乎铁定是准英属的。中国嘛,唉,1949年后“丢失”给共产主义了,但是它太庞大了,顶多适合闪电式的、半秘密的干涉。印巴和中国之间地带的那些新国家则另是一番景象。在几乎所有这些国家,土生土长的、通常是武装起来的、由共产党人领导的运动质疑盟国企图创建的战后秩序的合法性。在1949年的缅甸,即取得正式独立一年以后,两个竞争的共产主义政党,加上各式各样的族群反叛团体,让吴努(Unu)政府差不多只控制了仰光。东面的法国殖民地,1946年末爆发了第一次印支战争,一年后胡志明宣布越南独立。当这场战争在奠边府趋向尾声时,共产主义运动传遍了老挝这个山地国家,稍后又传入西哈努克的柬埔寨。在菲律宾,美国人重新扶植了一个腐败的地方巨头阶层,来领导已被正式承认为独立(当然是在1946年7月4日)的这个国家,这引发了一场严重的共产主义起义(1948—约1954年),它是以战争年代的人民抗日军(Hukbalahap)为班底的。在印尼,起初看上去,本土的左派已经在1948年被忠于革命总统苏加诺和副总统哈达(Hatta)的军队制伏了,但在主权移交之后,印尼共产党却出人意料(而又合法)地恢复了元气,不过十年时间,成为共产主义集团以外最大的共产党。在马来亚(它直到1957年才正式独立),1948年春之后伦敦发现,它面对着它的现代帝国历史上最长久、最猛烈的抵抗——来自一个马来亚共产党,该党是从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发展而成的。只有在暹罗,“常态”似乎占了上风;武装的共产主义仅在1960年代中期才开始冒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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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5063 世界上没有别的地区有这样惊心动魄的传略,拉美没有,近东没有,非洲没有,南亚也没有。新霸主打定主意,它不应像中国那样“丢失”了。于是,1954年,东南亚条约组织(SEATO)成立了,它初创于美国人的马尼拉,后来总部设在曼谷,其用意就是挽救这整个后殖民地区免遭共产主义幽灵之害[11]。随后十年里,东南亚的本地政府采取了两种措施,要创建一个不那么全盘地受外人支配的区域性组织;这两种措施最终都夭折了。由暹罗、菲律宾和当时的马来亚创建于1961年的东南亚联盟(ASA),最后无力解决因马尼拉对北婆罗洲(沙巴)的主权要求而起的日渐升级的争吵[12]。马菲印尼联盟(Maphilindo)是印尼的激进民粹主义总统苏加诺1963年想出的妙计,打算包含印尼、马来西亚和菲律宾这些个“马来”民族,然而一当白厅从马来亚、新加坡、北婆罗洲以及从前编造出来的“白人拉甲的沙捞越”拼凑出“马来西亚”,它转眼间就塌陷了[13]。不过,1967年,当苏加诺在一场大规模凶杀的狂欢中倒台以后,一个较为持久的机构创立了,那就是东南亚国家联盟,它最近——隔了三十年之后——接纳了越南、缅甸和老挝,也许有朝一日会让洪森的柬埔寨与沙纳纳·古斯芒的东帝汶加入进来[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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