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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东南亚研究成了宗主国教授们的领地，他们主要并非美国联邦国家的财政受益人，毋宁说是私立大学和州立大学，还有私人基金会（特别是福特和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受益人。既然他们工作的架构——东南亚——是这一地区非殖民化和美国不依不饶的冷战霸权的后果，他们的研究明显集中在同他们殖民时代的前辈迥然有别的学科领域里：首先是政治科学，还有近现代史和人类学，而不是考古学、古代史和古典文学。这一转变意味着它的领军人物不是有着文官思想或官僚责任的人（很多人对非共产主义的反殖民民族主义怀着积极的、公开的同情，公然批评华盛顿政策的也不在少数）[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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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之为东南亚研究的一个制度化研究领域，处在有着无限财力和巨大政治野心的一个大陆强国的中心，就眼下的目的来说，它的创建具有两大后果。第一，教授们和研究生们跨越学科汇聚一堂，不是出于特殊的国家兴趣，而是出于区域兴趣。前者讲授——后者听受——这样一些课程：东南亚史、东南亚政治、东南亚经济、东南亚的神话与象征，诸如此类[18]。这种课程有一种实际的好处，它迫使所有学生横跨一个极其多样化的“区域”，多少带着比较的眼光思考问题，并且把学生们聚到一处密切切磋，即便某人对古代越南感兴趣，另一个对菲律宾公共行政感兴趣，还有一个对爪哇人的神秘崇拜感兴趣。（这也有不利之处，它往往把这些学生同研究朝鲜、斯里兰卡、中东、中国等地的教授和学生分隔开来。）热烈的学生课堂和个人关系最终延伸入学术的职业生涯，深深地与作为一个真实地点的东南亚捆绑在一起，并奉献给它。这一奉献也超越了直接的冷战分界线，因为原则上，共产主义的、中立的和亲美的国家都在一个单一架构内并列着被研究[19]。就此而言，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东南亚对美国大学中的人们来说，比对其他任何人都更为真实。第二，那时候美国有资源可以创建举世无双的“东南亚”图书馆[20]；它也有学术经费把感兴趣的学生从诸多不同的国家吸引过来，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从东南亚本身那些出入自由的国家过来的学生。多年的学生生活，伴随着他们共同的研究，跨国的友谊、爱情，有时还有婚姻，在1950年代已经开始造就一批年轻人，他们能够想象自己是东南亚人，同样也是印尼人，或菲律宾人，或暹罗人[21]。他们归国后，一般待在国立大学、国家教育行政机构和资望较高的大众传媒的重要岗位上，常常会把这些个人关系维系几十年。而且，这些学生中相当数量的人凭借在美国的学习，能够以一种共同语言（在美国或别处）发表研究成果。对这类人而言，英语成了——这一点完全不曾刻意强调——东南亚真正的通用语，某种程度上也是它的现实性的保证；很久以后，外交官、政客、将军甚至技术官僚们才作如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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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代中后期，越南战争加剧为第二次印支战争，这产生了一个副作用，即东南亚在大学共同体内外的进一步成形。在美国大众传媒看来，越南差不多从来就位于东南亚——尽管考虑到它数世纪以来同中国的恼人的亲近，还有它在河内的共产主义政权，人们本应可能视之为中国势力范围的一部分。当强制征兵开始带来不良后果的时候，学院里注册学习东南亚课程的人数暴涨，有关东南亚的图书也越来越唾手可得。回想起来，更令人吃惊的是有那么多教授和学生，他们虽然在越南问题或越南语的知识上专业化程度不深，却自认为有道德义务和知识能力，以东南亚研究权威的姿态，对这个国家及这场战争公开发表意见[22]。而且更有趣的是，这场战争（事实上它严重分化了东南亚专家）造成的校园生活的政治化和两极化，对在国外求学——不管是美国还是其他地方——的东南亚学生产生了影响。人们可能发现，泰国和菲律宾学生针对战争进行抗议和游行示威，并同印度支那的民族休戚与共，而他们的政府与美国战争机器沆瀣一气[23]。这些学生去游行示威，当然有他们自己的民族政治的理由，也有激进的、人道主义的理由，但是关键在于，他们视彼此为游行的同志，旁边还有从事东南亚研究的美裔、欧裔、澳裔、加拿大裔学生，和他们一起抗议。在随后的几十年里，这些学生中有人成了真正民主化、包容性的东盟最为庄重博识的代言人之一。他们是这样一类人：在曼谷他们敦促泰国政府公开支持昂山素季，在马尼拉和吉隆坡他们抵制菲律宾和马来西亚政府的企图，这两国政府可恶地热衷于镇压要求东帝汶自由的会议，姑息苏哈托政权。当然，成效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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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东南亚劳工和资本家的“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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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历史学家们开始——就在不久前——将东南亚想象成冷战前和殖民前就已存在的古老实体的时候，可供发掘和审视这一实体的一个要地是中华帝国积数世纪之久的巨大档案。从这个王国出发，佛教朝圣者穿越东南亚沿海地区，往返于中国与今日南亚的圣地之间，有的人留下了详尽的旅行记述。东南亚的许多较大的王国都习于向当朝天子派遣使团，直到欧洲人中断了这一活动为止；他们使团的目的是为了贸易、情报与政治合法性。帝国朝廷喜欢把这些使团说成是“朝贡者”，但也利用它们来搜集有关其“野蛮的”南部外围的信息。（古代北京和当代华盛顿在这点上有一种讽刺性的相似。）因而并非意外的是，当代最卓越的“古代东南亚”历史学家沃尔特斯（O.W.Wolters）——他的全部作品宏伟地跨越了今天被印尼、马来西亚、越南、泰国和柬埔寨占据的领土范围——刚出道时是个年轻的汉学家，为马来亚殖民行政机构的一个部门工作，该部门被荒唐地误称为“中华属国”部[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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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和广东，今日中国的这两个东南沿海省份，其中有些男子往往不遵守经常很凶残的帝国禁海令，从很早时期起就迁往东南亚，入赘当地家庭，做起了工匠、商人、港务长，有些情况下还成了有权有势的朝臣。偶尔甚至更加高贵：当今的暹罗王室，这么说吧，有50%的“中国”血统；柬埔寨的诺罗敦家族也不亚于此。初来乍到，在一个陌生环境里，多数人没法像他们自己被养育的那样，养育他们的混血后裔。除非有意外的外部干预，他们的子孙会渐渐同化到当地种群里。这种同化比较轻松，因为最初的移民不知道他们是“华人”。他们绝大多数是文盲，通常讲的是闽南语和粤语这类彼此听不懂的话；因此他们认同于职业、宗族和老家，而不是认同于几个世纪后方才浮现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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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三股重要力量运转起来，改变了这种逐渐潜移默化的状况。首先是欧洲人的到来。他们对这些语言都茫然不解，他们的眼睛只盯着面相、服饰和职业，他们的野心倾注在掌控本地区的贸易上，所以他们决定，这一类人统统是“华人”，进而以这个决定为基础采取行动[25]。（东南亚对“华人”的大屠杀在十八世纪由本地区第一批法西斯分子发起：巴达维亚/雅加达的荷兰人和马尼拉的西班牙人。）其次是十九世纪中叶的太平天国起义，它在中国东南造成一片狼藉，让清王朝几乎全盘丧失了对其南方海岸边界的控制。近乎同时出现的汽船，以及资本主义殖民地东南亚这个劳动力匮乏的巨大市场，使得来自不同语言群体的年轻男子以空前规模大量移民成为可能[26]。最后是十九世纪末华人民族主义的登台，不只是在中国本土的城市，而且（有时甚至更早）还在南洋[27]。特别是在今天印尼、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这一地带上，这些民族主义伴随着识字率（不管是汉字还是罗马字）的提高、报纸的出现、移民中的性别比正常化——这带来了更加稳定的家庭生活。相反地，暹罗和菲律宾因不同原因，同化进展得相当快速平稳，那里的这种趋势就大为逊色，对暹罗和菲律宾民族主义的认同反而强烈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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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1911年清王朝的覆灭，以及民族性的中华共和国的蹒跚出场，对东南亚那些自己以某种方式认同于华人，或者/而且被当地种群和殖民政府认作华人的人们来说，民族身份和国民身份的问题就开始变得迫在眉睫了。在后殖民时代，出于地方的、区域的和国际的一些原因，这个问题甚至变得更加咄咄逼人。地方上（至少在资本主义国家），欧洲人的政治经济控制权的解除，为上升中的华人企业家急速提升经济权力开辟了道路，同时使他们更严重地遭受本土精英的敲诈勒索和全国民众的愤恨嫉忌[28]。区域上，华人商业利益铺展得超越了国界，因为资本家寻求将风险和机会多样化。与此同时，分别以当时左翼的北京和右翼的台北为中心，中国两个敌对的政权各施手段，企图在当地的民族国家精英、地方反对派和流亡华人中网罗友朋。没过多久，也就有了新加坡自治市这个异数：形式上是多族群或多种族的，而实际上是华人民族的又一种发展可能[29]，处在李光耀及其忠实追随者的无限期政权控制之下[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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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殖民时期，对相信华人是单一实体的那些人们（通常是外部观察者）来说，把华人视为正在形成的一种名副其实的东南亚经济的独一无二、必不可少的跨地区基础，这不算奇谈怪论。随着亚洲冷战趋于缓和，随着电子通讯技术发展起来，也随着1970和1980年代的长期繁荣进一步拓深，这样一种信念更是四处流传：东盟的外交官们正极力从政治上和战略上为东南亚所做的事，华人将会从经济上做到。然而，这一景象是否符合现实甚为可疑。从一开始，本地区各民族国家的经济，除新加坡外，本质上是竞争性的而非互补性的。有个惊人的事实是，在金融危机前的1990年代初期，区域内贸易仍然仅具次要意义。比如1992年，东盟内的出口额总计仅占总出口额的17.4%[31]。即便这个17.4%也是欺骗性的，因为进入新加坡仓库的货物其实不是为了本地消费，而是为了转运到本区域之外[32]。菲律宾（5.9%）、暹罗（12.7%）和印尼（11.6%）的这些数字尤为不起眼。有关东盟内进口额的数据差不多是一回事[33]。东南亚各国也没有充分投资在彼此的开发上——新加坡再次是个例外。金融危机以后，也随着中国大陆和台湾经济实力的迅速增长，甚至这些低百分比都极有可能还要缩小。没几个观察家注意不到，当艰难时世来临之际，东盟国家及其资本家在彼此互助上束手无策，而且实际上往往是遵照那条古老而通达世故的法则行动的：各寻生路（sauve qui pe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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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亚：作为一个政治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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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引人注目的事实是，当东盟于1967年组建的时候，邀请加入的公函被发送到东南亚的所有现存国家，而没有发送给东南亚以外的任何国家。其中不但包括新加坡（它才刚刚成为独立国家），还包括南越和北越、柬埔寨、老挝、缅甸，甚至产油的酋长国文莱（它十七年后才正式独立于伦敦）。虽然后边这组邀请函在当时无一被接受，但这份草拟于距北越春节攻势仅数月的邀请名单，原则上是同冷战惯例的断绝，今天可以把它看作是迈出的第一步，要顺着非洲、美洲和西欧的现行安排的路数，创建一个区域性外交集团。这里的核心理念是要创造出制度性约定，无须大国干预就能解决区域内的争端，并且创造出一种联合的“世界性存在”（world presence），那是当地任何国家单凭一己之力所做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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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目标实际实现的程度有限而模糊。对抗之结束不是由于东盟，而是由于苏哈托将军推翻了苏加诺，东盟的创制者。马科斯决定不再继续提出菲律宾对沙巴的主权要求，是因为那时他发现，马来西亚的政治领导人可以通过援助1972年——即他独裁的元年——在菲律宾南部爆发的穆斯林（摩洛）分离主义叛乱，对菲实施破坏性的报复。但是，1960年代末英国军队从东南亚撤退，1975年美国在印度支那的战略地位坍陷，都给东盟在本地摩拳擦掌提供了比较有利的环境[34]。焦点不出意外地落在印度支那。主要由暹罗、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牵头，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开展起来，旨在防止东盟国家被迫接收从水陆两路逃离河内、万象和金边那几个获胜的共产主义政权的大批难民。越南军队1978—1979年在柬埔寨大获全胜之后，东盟紧接着同北京和华盛顿密切合作，阻止河内扶植的韩桑林政府僭取柬埔寨的联合国席位，为波尔布特的武装及抵制越南强加的既成事实（fait accompli）的其他集团提供各种支援。这样，在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期间，东盟更多是作为一个反越而非反共集团在发挥作用。这种局面的完结，靠的不是东盟之力，毋宁说是因为世界列强利用联合国进行了协同干预，也是因为河内断定它在柬埔寨的目标实际上已经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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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东盟多数政府的威权性质，它也是软弱乏力的。几乎没有什么政权容忍严厉的国内批评，它们的合作从一开始就依赖于“不干涉”彼此自行界定的内政[35]。如此一来，东盟面对菲律宾的摩洛问题，或者雅加达在东帝汶弄巧成拙的帝国主义，就无所作为了。最近将越南、老挝和缅甸的专制政府吸纳进东盟，也不大可能减缓这种无能。东盟在如何处置洪森的柬埔寨这个问题上可耻的优柔寡断，只不过证实了这一印象，更不消说缅甸和越南之拒不接受东盟有关偷越国境者的最新原则了。然而很显然，在过去的十年里，东盟越来越多地设法让自身在国际外交上受人重视，而且本地区早该发生的政治领导人的代际更迭可能打开通往民主化与更讲原则的联盟的道路[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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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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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1月我进入康奈尔大学读书，是出于最肤浅的原因：好奇。那时印度尼西亚出现在报纸的头版，因为它有个庞大、合法的共产党，也因为中央情报局培植的一场内战一触即发。碰巧乔治·卡欣（George Kahin）在康奈尔授课，这位学者写出了有关某个国家现代政治的开山之作，在那年头，大部分美国人和欧洲人很难在一幅世界地图上找到那个国家[37]。然而卡欣还是美国第二家东南亚研究中心极富创造性的主任，他在身边汇聚了一批不同凡响的教授级人才，精神饱满地努力招收对每个正在涌现的东南亚民族国家感兴趣的学生，假定他们有充足理由一起研究，互相学习。（因此对我来说，单就印尼本身进行研究在制度上就走不通了；只有把它放在区域背景下才行。）卡欣塑造我们品性的影响力的最后一个决定性方面是他的爱国主义。恰是由于他希望为他的国家感到骄傲而非羞耻，他的学术生涯过去是，甚至现在依然是由他的政治行动主义形塑的。他在1950年代初曾被剥夺护照，因为他尖锐批评美国外交政策。后来，随着美国对印度支那干预的加深，他将他的主要关切点转向那里，而不是指向他最初的喜好——印度尼西亚[38]。回顾起来，我觉得卡欣似乎是战后美国对东南亚霸权计划的逻辑—历史对立面。他的学生从他那里学到了政治与学术的不可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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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50年代末和1960年代，相较于东南亚其他国家，印度尼西亚肯定是个有待研究的特殊地方。卡欣礼聘了温文尔雅的语言学家和词典编纂学家约翰·埃科尔斯，后者出版了一种东南亚民族语言的第一部优秀的后殖民词典，并通过他的授课，使得年轻的“印尼专家们”成为通晓当地民族语言的第一个规模可观的东南亚专家群体[39]。卡欣还礼聘了出生于里加的俄裔犹太舞蹈家、考古学家和艺术史家克莱尔·霍尔特（Claire Holt），后者在1930年代的大多数时间里都居住在荷属东印度从事研究，1950年代返回独立后的印尼，重拾并扩展她早期的工作[40]。距耶鲁几小时车程的地方住着捷克裔犹太历史学家哈里·班达（Harry Benda），他曾在1930年代后期为东印度群岛的一家奥地利公司工作，还被日本人监禁过。这两位老师给学生们带来了对美国东南亚研究的帝国主义面相的欧洲式怀疑态度，还让学生们唤起了对殖民地时代和独立时代之间的连续性与非连续性的明晰感觉。最后，1960和1970年代最具影响的美国人类学家之一，克利福德·格尔茨，在爪哇和巴厘岛做了他最重要的田野工作；这是机缘凑巧，如格尔茨本人后来记叙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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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印度尼西亚在某些方面或许是特别的，但它总是被放置在东南亚框架下来思考和研究。这个框架恰恰受到越战那些年头的经验的强化，当时，对差别迥异的国家与问题进行研究的学者和学生们，在不同程度上被迫作为东南亚专家采取主战或反战的立场。这不光是为了知识或政治的理由。不论我们个别的学术研究兴趣是什么，我们在一起走向成熟，一起学习研究，阅读和批评彼此的作品；我们以某种方式被一个东南亚拴在一起，而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我们帮着赋予那个东南亚某种现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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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就是机构环境，它们让我在1972年4月被印尼禁止入境以后，能够不当回事地转向暹罗研究（1974—1975年），十年后又掉头迈向菲律宾（虽然有一小段时间我认真考虑过闻所未闻的举动：冒险闯到东南亚之外，去斯里兰卡）。暹罗和菲律宾似乎是印度尼西亚的“自然”对照物；让这种转向和比较成为可能的那些资源，康奈尔应有尽有：精良的语言教学、杰出的教员团队，还要感谢那时美金的威力、埃科尔斯无私的尽心尽力，和世界最好的东南亚图书馆。也是从容纳了前印度支那大势已去的（ci-devant）革命国家的这个东南亚出发，我后来才有机会走笔到更远的地方。1982—1983年间写作《想象的共同体》的初始推动力，就来自1978—1979年在中国、越南、柬埔寨三角之间（要是容许这种拟人化的话）爆发的第三次印支战争。但是我也不能忘怀从雅加达看希特勒的那种望远镜视野，它让我从此不再可能把欧洲视为理所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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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后，苏联的解体结束了冷战，事实上也结束了那种模式的共产主义，却又鬼使神差地给西方的官方想象力召唤出新的幽灵：其中最显著者是（邪恶的）民族主义。在这些形势下，而且恰值我生命中这样一个时期：在东南亚开展严肃的、全心投入的田野工作的机会，因种种原因日趋减少，于是我被逐步引向更广阔的、也更装腔作势地具有理论性和普遍性的思索和构想。然而这些新近的研究依然扎根于东南亚，不管有多坚实。所以，即使如后文所示，我曾神游至秘鲁（我不过在里约热内卢待过几天，那时最接近它），我的脚步也是从菲律宾拐入那个方向的：在某种舞台照明下，菲律宾可以看起来像是从拉丁美洲的安第斯山沿海漂移到远西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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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概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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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意在展现国家研究、严格意义上的区域研究和“理论”间的关联，以及它们在我们这段同质、空洞的时间中的集体嵌入。对本书的这种稀奇古怪的安排，尚需有所交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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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核心是关于印度尼西亚、暹罗和菲律宾这三个东南亚国家的几篇文章，我在它们每个国家都做过广泛的田野工作，对其语言也略知一二。这几项国别研究之后，紧跟着的一组文章，试图在东南亚的架构内对这些国家进行某些主题上的比较。一前一后把这些文本包围起来的，是五篇理论文字，它们几乎全是探讨民族主义各面相的。我的想法是邀请读者先考量一些理论思索，然后转向这些思索从中生发出来的经验研究，最后回到开先那较为高深奥妙的风格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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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被禁止进入苏哈托将军的印度尼西亚以来，迄今已逾二十五年了，但是这个国家依然对我的情感和想象施加了强大影响。正像我在别处描述过的，这“放逐”意味着1972年以后，我有关印尼的许多著述都是凭借文献资料，而不是对一个活生生社会的直接经验[41]。不过这也有好处，它把我的探索推回到十九世纪，并且从日常政治推向了意识转型，后者使得当下存在着的印尼可以想象。“黑暗之时和光明之时”最初发表于1979年，是对爪哇人苏多摩博士（Dr.Soetomo）惊世骇俗的自传（但它真是自传吗？）的研究，他是印尼早期最富吸引力的民族主义领袖之一。今天回头再看，我一眼就看出，这篇文章已经播下了《想象的共同体》的种子。因为该自传触及了萦绕着民族主义想象的两大突出符号——死亡和光明。第二篇“专业梦想”是在十年后写就的，研究了用爪哇语写的、从当代印尼人的眼光来看令人反感的两首长诗的几部分，其中一首成于十九世纪初，另一首成于1860年代，那也许是爪哇殖民史上最黑暗的年代——距苏多摩出生仅隔一代。写作这篇文章的时节，我正在考虑如何修改和订正《想象的共同体》，特别是如何解释为什么在约莫1810年之后，全新的民族主义开始把自己描绘成古已有之的。对这两首诗与民族主义者苏多摩的回忆录之间的认知鸿沟的考察，有助于我理直气壮地得出我的理论结论：民族主义的兴起意味着彻头彻尾的意识改变，以致前民族主义的意识变得隔膜难解，于是只得代之以“历史”和“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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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项研究兴许染上了一种古文物研究的气味，没有恰如其分地传达出我对当代印尼的持续介入。大约在“黑暗之时和光明之时”初次发表的时候，我有了一次在我算是非同寻常的经历：被传唤到美国国会两个小组委员会去提供专业证词。这两个小组委员会此时正在斟酌，对苏哈托政权在印尼施行的骇人听闻的侵犯人权行为，以及它对葡萄牙前殖民地东帝汶的野蛮入侵（1975年，珍珠港纪念日）和占领，应当和可能采取什么措施。前边我已提起过，我从不曾涉足东帝汶，对那里使用的语言也懵然不通，不过起码我是关于那个帝国主义侵略者的专家。再说，我有被印尼禁止入境的不可估量的优势，这样我不再为恐惧所困，害怕因肆无忌惮的直言招致拒绝入境的惩罚——那种恐惧让我的大多数印尼通同事们谨慎地缄默不语。奇妙得很，准备证词、提供证词的经验，让我回想起越南战争时期的况味。好像“敌人”从来没变——同样闪烁其辞的国务院发言人，同样满嘴谎话的大使们，同样酷好冷战的军官和谍报官员。从那时起，我越来越多地接触流亡海外的东帝汶爱国者，接触东帝汶事业支持者的日渐壮大的国际网络。这种介入的新近结果是“雅加达鞋里的沙子”，它力图解释何以在占领二十年之后，苏哈托政权还是不能把东帝汶人变成印尼人，何以东帝汶的民族主义比二十多年前雅加达入侵时传播得还要深广许多，印度尼西亚人又为他们统治者的野蛮蠢举付出了何等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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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花了一年时间（1974—1975年）在暹罗，研究它的主导语言，阅读它的历史，追踪它的政治。那是一段妙不可言的时光，因为在1973年10月，曼谷的大规模群众性非武装起义为现政权的垮台创造了条件，那是沙立（Sarit Thanarat）与他的副手他侬（Thanom Kittikajon）和巴博（Praphat Jarusathien）领导的久立不倒的军事政权，受到美国的支持、武装和资助。在整个1974年和1975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暹罗是个极其自由和激动人心的地方，到处是学生示威、工人罢工、农民动员和针尖对麦芒的政治辩论。1975年春，这个国家举行了有史以来第一次真正的自由选举，空前绝后地将大批左翼人士选入议会。同苏哈托治下的印尼形成的优劣之别简直难以想象。然而，几乎就在这次选举的同一时刻，美国在印度支那的地位猛然间灰飞烟灭，这在毗邻的暹罗的保守主义阵营中造成了恐慌。1976年的特征表现为日渐加强的恐怖主义暴力运动，那是针对被视为左派的人们的，最后在同年10月6日的政变中达到极致。与政变同时发生的，是在曼谷本身的闹市区对学生施行的令人发指的杀戮。紧接着，数以百计的才华横溢、忘我献身的青年逃到了游击队驻地，在那里他们最初受到泰国共产党（CPT）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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