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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目标实际实现的程度有限而模糊。对抗之结束不是由于东盟，而是由于苏哈托将军推翻了苏加诺，东盟的创制者。马科斯决定不再继续提出菲律宾对沙巴的主权要求，是因为那时他发现，马来西亚的政治领导人可以通过援助1972年——即他独裁的元年——在菲律宾南部爆发的穆斯林（摩洛）分离主义叛乱，对菲实施破坏性的报复。但是，1960年代末英国军队从东南亚撤退，1975年美国在印度支那的战略地位坍陷，都给东盟在本地摩拳擦掌提供了比较有利的环境[34]。焦点不出意外地落在印度支那。主要由暹罗、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牵头，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开展起来，旨在防止东盟国家被迫接收从水陆两路逃离河内、万象和金边那几个获胜的共产主义政权的大批难民。越南军队1978—1979年在柬埔寨大获全胜之后，东盟紧接着同北京和华盛顿密切合作，阻止河内扶植的韩桑林政府僭取柬埔寨的联合国席位，为波尔布特的武装及抵制越南强加的既成事实（fait accompli）的其他集团提供各种支援。这样，在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期间，东盟更多是作为一个反越而非反共集团在发挥作用。这种局面的完结，靠的不是东盟之力，毋宁说是因为世界列强利用联合国进行了协同干预，也是因为河内断定它在柬埔寨的目标实际上已经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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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东盟多数政府的威权性质，它也是软弱乏力的。几乎没有什么政权容忍严厉的国内批评，它们的合作从一开始就依赖于“不干涉”彼此自行界定的内政[35]。如此一来，东盟面对菲律宾的摩洛问题，或者雅加达在东帝汶弄巧成拙的帝国主义，就无所作为了。最近将越南、老挝和缅甸的专制政府吸纳进东盟，也不大可能减缓这种无能。东盟在如何处置洪森的柬埔寨这个问题上可耻的优柔寡断，只不过证实了这一印象，更不消说缅甸和越南之拒不接受东盟有关偷越国境者的最新原则了。然而很显然，在过去的十年里，东盟越来越多地设法让自身在国际外交上受人重视，而且本地区早该发生的政治领导人的代际更迭可能打开通往民主化与更讲原则的联盟的道路[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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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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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1月我进入康奈尔大学读书，是出于最肤浅的原因：好奇。那时印度尼西亚出现在报纸的头版，因为它有个庞大、合法的共产党，也因为中央情报局培植的一场内战一触即发。碰巧乔治·卡欣（George Kahin）在康奈尔授课，这位学者写出了有关某个国家现代政治的开山之作，在那年头，大部分美国人和欧洲人很难在一幅世界地图上找到那个国家[37]。然而卡欣还是美国第二家东南亚研究中心极富创造性的主任，他在身边汇聚了一批不同凡响的教授级人才，精神饱满地努力招收对每个正在涌现的东南亚民族国家感兴趣的学生，假定他们有充足理由一起研究，互相学习。（因此对我来说，单就印尼本身进行研究在制度上就走不通了；只有把它放在区域背景下才行。）卡欣塑造我们品性的影响力的最后一个决定性方面是他的爱国主义。恰是由于他希望为他的国家感到骄傲而非羞耻，他的学术生涯过去是，甚至现在依然是由他的政治行动主义形塑的。他在1950年代初曾被剥夺护照，因为他尖锐批评美国外交政策。后来，随着美国对印度支那干预的加深，他将他的主要关切点转向那里，而不是指向他最初的喜好——印度尼西亚[38]。回顾起来，我觉得卡欣似乎是战后美国对东南亚霸权计划的逻辑—历史对立面。他的学生从他那里学到了政治与学术的不可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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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50年代末和1960年代，相较于东南亚其他国家，印度尼西亚肯定是个有待研究的特殊地方。卡欣礼聘了温文尔雅的语言学家和词典编纂学家约翰·埃科尔斯，后者出版了一种东南亚民族语言的第一部优秀的后殖民词典，并通过他的授课，使得年轻的“印尼专家们”成为通晓当地民族语言的第一个规模可观的东南亚专家群体[39]。卡欣还礼聘了出生于里加的俄裔犹太舞蹈家、考古学家和艺术史家克莱尔·霍尔特（Claire Holt），后者在1930年代的大多数时间里都居住在荷属东印度从事研究，1950年代返回独立后的印尼，重拾并扩展她早期的工作[40]。距耶鲁几小时车程的地方住着捷克裔犹太历史学家哈里·班达（Harry Benda），他曾在1930年代后期为东印度群岛的一家奥地利公司工作，还被日本人监禁过。这两位老师给学生们带来了对美国东南亚研究的帝国主义面相的欧洲式怀疑态度，还让学生们唤起了对殖民地时代和独立时代之间的连续性与非连续性的明晰感觉。最后，1960和1970年代最具影响的美国人类学家之一，克利福德·格尔茨，在爪哇和巴厘岛做了他最重要的田野工作；这是机缘凑巧，如格尔茨本人后来记叙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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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印度尼西亚在某些方面或许是特别的，但它总是被放置在东南亚框架下来思考和研究。这个框架恰恰受到越战那些年头的经验的强化，当时，对差别迥异的国家与问题进行研究的学者和学生们，在不同程度上被迫作为东南亚专家采取主战或反战的立场。这不光是为了知识或政治的理由。不论我们个别的学术研究兴趣是什么，我们在一起走向成熟，一起学习研究，阅读和批评彼此的作品；我们以某种方式被一个东南亚拴在一起，而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我们帮着赋予那个东南亚某种现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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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就是机构环境，它们让我在1972年4月被印尼禁止入境以后，能够不当回事地转向暹罗研究（1974—1975年），十年后又掉头迈向菲律宾（虽然有一小段时间我认真考虑过闻所未闻的举动：冒险闯到东南亚之外，去斯里兰卡）。暹罗和菲律宾似乎是印度尼西亚的“自然”对照物；让这种转向和比较成为可能的那些资源，康奈尔应有尽有：精良的语言教学、杰出的教员团队，还要感谢那时美金的威力、埃科尔斯无私的尽心尽力，和世界最好的东南亚图书馆。也是从容纳了前印度支那大势已去的（ci-devant）革命国家的这个东南亚出发，我后来才有机会走笔到更远的地方。1982—1983年间写作《想象的共同体》的初始推动力，就来自1978—1979年在中国、越南、柬埔寨三角之间（要是容许这种拟人化的话）爆发的第三次印支战争。但是我也不能忘怀从雅加达看希特勒的那种望远镜视野，它让我从此不再可能把欧洲视为理所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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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后，苏联的解体结束了冷战，事实上也结束了那种模式的共产主义，却又鬼使神差地给西方的官方想象力召唤出新的幽灵：其中最显著者是（邪恶的）民族主义。在这些形势下，而且恰值我生命中这样一个时期：在东南亚开展严肃的、全心投入的田野工作的机会，因种种原因日趋减少，于是我被逐步引向更广阔的、也更装腔作势地具有理论性和普遍性的思索和构想。然而这些新近的研究依然扎根于东南亚，不管有多坚实。所以，即使如后文所示，我曾神游至秘鲁（我不过在里约热内卢待过几天，那时最接近它），我的脚步也是从菲律宾拐入那个方向的：在某种舞台照明下，菲律宾可以看起来像是从拉丁美洲的安第斯山沿海漂移到远西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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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概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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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意在展现国家研究、严格意义上的区域研究和“理论”间的关联，以及它们在我们这段同质、空洞的时间中的集体嵌入。对本书的这种稀奇古怪的安排，尚需有所交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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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核心是关于印度尼西亚、暹罗和菲律宾这三个东南亚国家的几篇文章，我在它们每个国家都做过广泛的田野工作，对其语言也略知一二。这几项国别研究之后，紧跟着的一组文章，试图在东南亚的架构内对这些国家进行某些主题上的比较。一前一后把这些文本包围起来的，是五篇理论文字，它们几乎全是探讨民族主义各面相的。我的想法是邀请读者先考量一些理论思索，然后转向这些思索从中生发出来的经验研究，最后回到开先那较为高深奥妙的风格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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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被禁止进入苏哈托将军的印度尼西亚以来，迄今已逾二十五年了，但是这个国家依然对我的情感和想象施加了强大影响。正像我在别处描述过的，这“放逐”意味着1972年以后，我有关印尼的许多著述都是凭借文献资料，而不是对一个活生生社会的直接经验[41]。不过这也有好处，它把我的探索推回到十九世纪，并且从日常政治推向了意识转型，后者使得当下存在着的印尼可以想象。“黑暗之时和光明之时”最初发表于1979年，是对爪哇人苏多摩博士（Dr.Soetomo）惊世骇俗的自传（但它真是自传吗？）的研究，他是印尼早期最富吸引力的民族主义领袖之一。今天回头再看，我一眼就看出，这篇文章已经播下了《想象的共同体》的种子。因为该自传触及了萦绕着民族主义想象的两大突出符号——死亡和光明。第二篇“专业梦想”是在十年后写就的，研究了用爪哇语写的、从当代印尼人的眼光来看令人反感的两首长诗的几部分，其中一首成于十九世纪初，另一首成于1860年代，那也许是爪哇殖民史上最黑暗的年代——距苏多摩出生仅隔一代。写作这篇文章的时节，我正在考虑如何修改和订正《想象的共同体》，特别是如何解释为什么在约莫1810年之后，全新的民族主义开始把自己描绘成古已有之的。对这两首诗与民族主义者苏多摩的回忆录之间的认知鸿沟的考察，有助于我理直气壮地得出我的理论结论：民族主义的兴起意味着彻头彻尾的意识改变，以致前民族主义的意识变得隔膜难解，于是只得代之以“历史”和“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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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项研究兴许染上了一种古文物研究的气味，没有恰如其分地传达出我对当代印尼的持续介入。大约在“黑暗之时和光明之时”初次发表的时候，我有了一次在我算是非同寻常的经历：被传唤到美国国会两个小组委员会去提供专业证词。这两个小组委员会此时正在斟酌，对苏哈托政权在印尼施行的骇人听闻的侵犯人权行为，以及它对葡萄牙前殖民地东帝汶的野蛮入侵（1975年，珍珠港纪念日）和占领，应当和可能采取什么措施。前边我已提起过，我从不曾涉足东帝汶，对那里使用的语言也懵然不通，不过起码我是关于那个帝国主义侵略者的专家。再说，我有被印尼禁止入境的不可估量的优势，这样我不再为恐惧所困，害怕因肆无忌惮的直言招致拒绝入境的惩罚——那种恐惧让我的大多数印尼通同事们谨慎地缄默不语。奇妙得很，准备证词、提供证词的经验，让我回想起越南战争时期的况味。好像“敌人”从来没变——同样闪烁其辞的国务院发言人，同样满嘴谎话的大使们，同样酷好冷战的军官和谍报官员。从那时起，我越来越多地接触流亡海外的东帝汶爱国者，接触东帝汶事业支持者的日渐壮大的国际网络。这种介入的新近结果是“雅加达鞋里的沙子”，它力图解释何以在占领二十年之后，苏哈托政权还是不能把东帝汶人变成印尼人，何以东帝汶的民族主义比二十多年前雅加达入侵时传播得还要深广许多，印度尼西亚人又为他们统治者的野蛮蠢举付出了何等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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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花了一年时间（1974—1975年）在暹罗，研究它的主导语言，阅读它的历史，追踪它的政治。那是一段妙不可言的时光，因为在1973年10月，曼谷的大规模群众性非武装起义为现政权的垮台创造了条件，那是沙立（Sarit Thanarat）与他的副手他侬（Thanom Kittikajon）和巴博（Praphat Jarusathien）领导的久立不倒的军事政权，受到美国的支持、武装和资助。在整个1974年和1975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暹罗是个极其自由和激动人心的地方，到处是学生示威、工人罢工、农民动员和针尖对麦芒的政治辩论。1975年春，这个国家举行了有史以来第一次真正的自由选举，空前绝后地将大批左翼人士选入议会。同苏哈托治下的印尼形成的优劣之别简直难以想象。然而，几乎就在这次选举的同一时刻，美国在印度支那的地位猛然间灰飞烟灭，这在毗邻的暹罗的保守主义阵营中造成了恐慌。1976年的特征表现为日渐加强的恐怖主义暴力运动，那是针对被视为左派的人们的，最后在同年10月6日的政变中达到极致。与政变同时发生的，是在曼谷本身的闹市区对学生施行的令人发指的杀戮。紧接着，数以百计的才华横溢、忘我献身的青年逃到了游击队驻地，在那里他们最初受到泰国共产党（CPT）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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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退症状”写于这次政变和杀戮的几个月之后，是我初次斗胆发表关于暹罗的东西。写作那时节，谁也料不到两年之内越南会成功侵入柬埔寨，中国军队会进入越南，而这场三角战争会飞快导致泰共瓦解；这篇文章把1976—1977年的国内两极化读解成冷战和此前四分之一世纪内美国的高压性、改造性存在所造成的不可挽回的后果[42]。因此，对1976年10月6日政变及其背景的分析在我看来虽依然切当，它以之作结的预测却迅即证明是靠不住的。“现代暹罗的谋杀与演进”发表在十多年以后，那时一个腐败、保守的文官政权在铲除了任何有组织的左派之后，似乎在这个国家稳定下来；这篇文章是对“撤退症状”的一种深思熟虑的修正，也是论述东南亚“资产阶级民主”的一些作品的肇端——这个主题在“东南亚的选举”一章里表述得更加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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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1972年初短暂造访过菲律宾，主要为了访友，当时就有预感：马科斯快要宣布独裁了。同年9月这个第一巨头公布了“军事戒严令”，这种预感被证实了。我后来再没有重返马尼拉，直到1986年2月之后，那时这个年迈多病的暴君，还有他那荒唐可笑的老婆及其华而不实的首饰，被美国人转移到了夏威夷。这又是一段美好时光，就像1974—1975年间的暹罗。我的许多学生纷纷涌入阿基诺夫人（Cory Aquino）的菲律宾，而我发现自己也身不由己地步其后尘席卷进去。从青年时代起，我一直想学西班牙语，如今有充足的理由下手了，因为在近代菲律宾史上的英雄时代（1880年代到1900年代，其时这个国家正引领着亚洲民族主义的兴起），几乎全部文献都是用那种语言写的。靠着词典、我残剩的法语和拉丁语以及一间藏身的陋室，我用想得到的最愉悦方式自学西班牙语：读原版的黎刹小说，伟大的激情燃烧的《不许犯我》和《起义者》。但并非只有黎刹一人攫住了我的想象力，还有最早的起义者博尼法西奥的勇气、1898年革命共和国的设计师马比尼的超凡才智和垂范后世的人品、卢纳（Antonio Luna）的军事天才、皮拉尔（Marcelo del Pilar）的洞彻世事和组织才能等。到1903年，这些人全死了，此时，美国人基本巩固了他们的统治[43]。1988—1989年我住在马尼拉，目睹了风雨飘摇的阿基诺政府不断遭到右翼上校们离奇的政变图谋的打击[44]，不可能不反思这样的问题：才具相当的卓越人物为什么不再出现了？为什么资本主义头号大国的殖民地，却显然成了处在共产主义集团之外的这一地区的独立国家中最多灾多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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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巨头民主制”写于1988年，在“现代暹罗的谋杀与演进”之前不久，而且有着相同的基调，尽管它的纲要式论域是菲律宾的整个近现代史。这也是距离较远地反思美国帝国主义（它的后果我在印度尼西亚、印度支那和暹罗早就以不同方式领教过）的时机，既然美国在马尼拉的统治先于冷战近半个世纪。此外，在1880和1890年代，黎刹及其同志们完全不像我能想到的东南亚其他地区的任何人，真的，他们的“时间”与东南亚时间太不同步，有必要把他们置于标准的东南亚框架之外来考察。人们可能会想起1887年这个枢轴点的问题——那一年，《不许犯我》在柏林出版。苏多摩博士尚未出生。仅在两年前，不列颠完成了对缅甸的征服；当黎刹正要脱稿的时候，法国人才初创他们的印支联邦。在南方，伦敦对马来半岛的宗主权刚在1874年正式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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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于思考十九世纪晚期菲律宾的明显背景，首先是自相矛盾地既残败又开明的西班牙帝国，四分之三世纪前它在南美已开始分崩离析；然后从那里出发，是形形色色殖民主义的更宽广的比较框架。“第一个菲律宾人”是最近才写的，试图将黎刹定位在这些背景当中，同时篡改东南亚研究日渐硬化的骨架。这要搁在十年前我是不可能写出来的，尽管大体上《想象的共同体》的世界性框架——尤其是论克里奥耳先驱者的那一章，本应激发我往这个方向寻索。“难以想象”草成于1990年代初期，考察了《不许犯我》在官方民族主义和独立后的地方巨头民主制这个时代的奇特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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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的一组文章，前已提到，力图在东南亚的架构内进行形式的比较。前两篇写于1990年代早期，虽然风格迥异，可是紧紧相连。“东南亚的选举”思考的是，当“自由选举”在暹罗、印尼和菲律宾的冷战中与冷战后的发展轨迹里突然显现时，它们展示出的矛盾特征。在谱线的两端：为什么繁多的“自由选举”对菲律宾的苦难无济于事，而“自由选举”的缺失对印尼却是一场灾难？“共产主义之后的激进主义”对比了暹罗和印尼共产主义运动的悬殊命运，以及拒绝态度所留下的不同后遗物——留给自今视之已很遥远的日子里曾称为“历史的终结”的时代。这也是向博得我无限崇敬的几位暹罗人和印尼人表示个人殷勤的机会。今天，在亚洲泡沫经济破灭之际，它的语调可能看起来过分伤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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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寻生路”是这本书的出版时间内的意外事件逼我动笔的：一年前后发生了这起金融风暴。这一崩溃来得如此猝不及防，它直接的当地后果如此痛彻肺腑，它对世界经济的长期影响如此不可预测，在副标题为“民族主义、东南亚与世界”的一本书里面实在不能理直气壮地忽略它。我没有聚焦于这次危机的直接起因，那如今已是尽人皆知了；我试图提出人们不大问的这些问题：（东南）亚洲维持二十五年的“奇迹”之所以可能，其前提是什么？而今这些前提在多大程度上消失了？金融崩溃变化不等的严重程度与当今东南亚的政权制度之间，有什么关联是我们可以合理主张的？然而这只是个初步的草图，为此我应请求读者的宽宏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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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族群和少数族群”起因于1987年的一次会议，那次会议主要是人类学家参加，由戴维·梅伯里—刘易斯（David Maybury-Lewis）的文化生存（Cultural Survival）组织筹备，要共同探讨困陷在后殖民的东南亚民族国家中、或多或少受到压制的“部落少数族群”的命运和前景。在麻省剑桥举行的多次研讨会在两方面于我有益。其一，通过手边那么丰富和多样的令人生畏的材料，它们迫使我找出一个有用的可靠框架，让这些材料的并置能够变得清晰易解。我通过对“少数族群”（minorities）这个观念在东南亚赖以形成、然后具体化的种种手段的思考，找到了这个框架。这些手段也就是，从十九世纪末叶起，宗主国的人口普查制度，围绕人口普查建立起来的行政管理实践，还有把真理抵押给它的“科学的”人类学，所有这些都移入了殖民地世界。从那时以来，我对作为权力叙事的人口普查的兴趣稳步发展，结果几年后为初版的《想象的共同体》做了一项重要的补充，即名为“人口普查、地图、博物馆”的那一章。其二，我对反殖民民族主义的长期倾心和兴趣，阻碍了我看到它一旦与国家结盟所具有的危险潜力。对这种威胁的新承认是一个过程的起点，该过程在十多年后带来了本书第十六章的那篇论文，它专门研究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Mario Vargas Llosa）的《叙事人》（El Hablador）——一本关于现代秘鲁及其亚马逊“部落少数族群”的满腹疑虑的、民族主义的杰出小说。原本只是捡起来随便读读，它却像一块马德琳蛋糕一样对我发生作用，强烈而意外地唤起我对东南亚往昔的种种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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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头一尾的框架性研究先是由三篇“理论”文章组成，它们探究一般意义上的民族主义的起源、性质和前景，尽力比我此前所曾做到的再深刻一点。我1993年4月受邀去芝加哥大学做卡彭特讲座（Carpenter Lectures），这些文章就胡乱地渊源于此。它们依次考察了民族主义的隐含语法，民族主义意象作为没有原件的复制品的独特性，还有民族国家与民族认同之间的日渐脱节——这是当代大规模移民与通讯和交通上的革命引发的一个后果。在每次讲座中，我都从我的望远镜在“东南亚”的大端说起：殖民地爪哇的蔗糖带，当代马尼拉闹市区的黎刹纪念碑，以及曼谷的机场——在那里，易受诱惑的移民每天都启程前往他们素不相识的雇主所在世界的各个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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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末尾，一是前已提及的对巴尔加斯·略萨《叙事人》的沉思，二是“民族之善”，它简要地思考了，在民族主义诞辰大约两百周年之际，为什么有可能也有必要礼赞一下民族主义，虽然有人会说这有悖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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