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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被禁止进入苏哈托将军的印度尼西亚以来，迄今已逾二十五年了，但是这个国家依然对我的情感和想象施加了强大影响。正像我在别处描述过的，这“放逐”意味着1972年以后，我有关印尼的许多著述都是凭借文献资料，而不是对一个活生生社会的直接经验[41]。不过这也有好处，它把我的探索推回到十九世纪，并且从日常政治推向了意识转型，后者使得当下存在着的印尼可以想象。“黑暗之时和光明之时”最初发表于1979年，是对爪哇人苏多摩博士（Dr.Soetomo）惊世骇俗的自传（但它真是自传吗？）的研究，他是印尼早期最富吸引力的民族主义领袖之一。今天回头再看，我一眼就看出，这篇文章已经播下了《想象的共同体》的种子。因为该自传触及了萦绕着民族主义想象的两大突出符号——死亡和光明。第二篇“专业梦想”是在十年后写就的，研究了用爪哇语写的、从当代印尼人的眼光来看令人反感的两首长诗的几部分，其中一首成于十九世纪初，另一首成于1860年代，那也许是爪哇殖民史上最黑暗的年代——距苏多摩出生仅隔一代。写作这篇文章的时节，我正在考虑如何修改和订正《想象的共同体》，特别是如何解释为什么在约莫1810年之后，全新的民族主义开始把自己描绘成古已有之的。对这两首诗与民族主义者苏多摩的回忆录之间的认知鸿沟的考察，有助于我理直气壮地得出我的理论结论：民族主义的兴起意味着彻头彻尾的意识改变，以致前民族主义的意识变得隔膜难解，于是只得代之以“历史”和“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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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项研究兴许染上了一种古文物研究的气味，没有恰如其分地传达出我对当代印尼的持续介入。大约在“黑暗之时和光明之时”初次发表的时候，我有了一次在我算是非同寻常的经历：被传唤到美国国会两个小组委员会去提供专业证词。这两个小组委员会此时正在斟酌，对苏哈托政权在印尼施行的骇人听闻的侵犯人权行为，以及它对葡萄牙前殖民地东帝汶的野蛮入侵（1975年，珍珠港纪念日）和占领，应当和可能采取什么措施。前边我已提起过，我从不曾涉足东帝汶，对那里使用的语言也懵然不通，不过起码我是关于那个帝国主义侵略者的专家。再说，我有被印尼禁止入境的不可估量的优势，这样我不再为恐惧所困，害怕因肆无忌惮的直言招致拒绝入境的惩罚——那种恐惧让我的大多数印尼通同事们谨慎地缄默不语。奇妙得很，准备证词、提供证词的经验，让我回想起越南战争时期的况味。好像“敌人”从来没变——同样闪烁其辞的国务院发言人，同样满嘴谎话的大使们，同样酷好冷战的军官和谍报官员。从那时起，我越来越多地接触流亡海外的东帝汶爱国者，接触东帝汶事业支持者的日渐壮大的国际网络。这种介入的新近结果是“雅加达鞋里的沙子”，它力图解释何以在占领二十年之后，苏哈托政权还是不能把东帝汶人变成印尼人，何以东帝汶的民族主义比二十多年前雅加达入侵时传播得还要深广许多，印度尼西亚人又为他们统治者的野蛮蠢举付出了何等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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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花了一年时间（1974—1975年）在暹罗，研究它的主导语言，阅读它的历史，追踪它的政治。那是一段妙不可言的时光，因为在1973年10月，曼谷的大规模群众性非武装起义为现政权的垮台创造了条件，那是沙立（Sarit Thanarat）与他的副手他侬（Thanom Kittikajon）和巴博（Praphat Jarusathien）领导的久立不倒的军事政权，受到美国的支持、武装和资助。在整个1974年和1975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暹罗是个极其自由和激动人心的地方，到处是学生示威、工人罢工、农民动员和针尖对麦芒的政治辩论。1975年春，这个国家举行了有史以来第一次真正的自由选举，空前绝后地将大批左翼人士选入议会。同苏哈托治下的印尼形成的优劣之别简直难以想象。然而，几乎就在这次选举的同一时刻，美国在印度支那的地位猛然间灰飞烟灭，这在毗邻的暹罗的保守主义阵营中造成了恐慌。1976年的特征表现为日渐加强的恐怖主义暴力运动，那是针对被视为左派的人们的，最后在同年10月6日的政变中达到极致。与政变同时发生的，是在曼谷本身的闹市区对学生施行的令人发指的杀戮。紧接着，数以百计的才华横溢、忘我献身的青年逃到了游击队驻地，在那里他们最初受到泰国共产党（CPT）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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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退症状”写于这次政变和杀戮的几个月之后，是我初次斗胆发表关于暹罗的东西。写作那时节，谁也料不到两年之内越南会成功侵入柬埔寨，中国军队会进入越南，而这场三角战争会飞快导致泰共瓦解；这篇文章把1976—1977年的国内两极化读解成冷战和此前四分之一世纪内美国的高压性、改造性存在所造成的不可挽回的后果[42]。因此，对1976年10月6日政变及其背景的分析在我看来虽依然切当，它以之作结的预测却迅即证明是靠不住的。“现代暹罗的谋杀与演进”发表在十多年以后，那时一个腐败、保守的文官政权在铲除了任何有组织的左派之后，似乎在这个国家稳定下来；这篇文章是对“撤退症状”的一种深思熟虑的修正，也是论述东南亚“资产阶级民主”的一些作品的肇端——这个主题在“东南亚的选举”一章里表述得更加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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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1972年初短暂造访过菲律宾，主要为了访友，当时就有预感：马科斯快要宣布独裁了。同年9月这个第一巨头公布了“军事戒严令”，这种预感被证实了。我后来再没有重返马尼拉，直到1986年2月之后，那时这个年迈多病的暴君，还有他那荒唐可笑的老婆及其华而不实的首饰，被美国人转移到了夏威夷。这又是一段美好时光，就像1974—1975年间的暹罗。我的许多学生纷纷涌入阿基诺夫人（Cory Aquino）的菲律宾，而我发现自己也身不由己地步其后尘席卷进去。从青年时代起，我一直想学西班牙语，如今有充足的理由下手了，因为在近代菲律宾史上的英雄时代（1880年代到1900年代，其时这个国家正引领着亚洲民族主义的兴起），几乎全部文献都是用那种语言写的。靠着词典、我残剩的法语和拉丁语以及一间藏身的陋室，我用想得到的最愉悦方式自学西班牙语：读原版的黎刹小说，伟大的激情燃烧的《不许犯我》和《起义者》。但并非只有黎刹一人攫住了我的想象力，还有最早的起义者博尼法西奥的勇气、1898年革命共和国的设计师马比尼的超凡才智和垂范后世的人品、卢纳（Antonio Luna）的军事天才、皮拉尔（Marcelo del Pilar）的洞彻世事和组织才能等。到1903年，这些人全死了，此时，美国人基本巩固了他们的统治[43]。1988—1989年我住在马尼拉，目睹了风雨飘摇的阿基诺政府不断遭到右翼上校们离奇的政变图谋的打击[44]，不可能不反思这样的问题：才具相当的卓越人物为什么不再出现了？为什么资本主义头号大国的殖民地，却显然成了处在共产主义集团之外的这一地区的独立国家中最多灾多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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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巨头民主制”写于1988年，在“现代暹罗的谋杀与演进”之前不久，而且有着相同的基调，尽管它的纲要式论域是菲律宾的整个近现代史。这也是距离较远地反思美国帝国主义（它的后果我在印度尼西亚、印度支那和暹罗早就以不同方式领教过）的时机，既然美国在马尼拉的统治先于冷战近半个世纪。此外，在1880和1890年代，黎刹及其同志们完全不像我能想到的东南亚其他地区的任何人，真的，他们的“时间”与东南亚时间太不同步，有必要把他们置于标准的东南亚框架之外来考察。人们可能会想起1887年这个枢轴点的问题——那一年，《不许犯我》在柏林出版。苏多摩博士尚未出生。仅在两年前，不列颠完成了对缅甸的征服；当黎刹正要脱稿的时候，法国人才初创他们的印支联邦。在南方，伦敦对马来半岛的宗主权刚在1874年正式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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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于思考十九世纪晚期菲律宾的明显背景，首先是自相矛盾地既残败又开明的西班牙帝国，四分之三世纪前它在南美已开始分崩离析；然后从那里出发，是形形色色殖民主义的更宽广的比较框架。“第一个菲律宾人”是最近才写的，试图将黎刹定位在这些背景当中，同时篡改东南亚研究日渐硬化的骨架。这要搁在十年前我是不可能写出来的，尽管大体上《想象的共同体》的世界性框架——尤其是论克里奥耳先驱者的那一章，本应激发我往这个方向寻索。“难以想象”草成于1990年代初期，考察了《不许犯我》在官方民族主义和独立后的地方巨头民主制这个时代的奇特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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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的一组文章，前已提到，力图在东南亚的架构内进行形式的比较。前两篇写于1990年代早期，虽然风格迥异，可是紧紧相连。“东南亚的选举”思考的是，当“自由选举”在暹罗、印尼和菲律宾的冷战中与冷战后的发展轨迹里突然显现时，它们展示出的矛盾特征。在谱线的两端：为什么繁多的“自由选举”对菲律宾的苦难无济于事，而“自由选举”的缺失对印尼却是一场灾难？“共产主义之后的激进主义”对比了暹罗和印尼共产主义运动的悬殊命运，以及拒绝态度所留下的不同后遗物——留给自今视之已很遥远的日子里曾称为“历史的终结”的时代。这也是向博得我无限崇敬的几位暹罗人和印尼人表示个人殷勤的机会。今天，在亚洲泡沫经济破灭之际，它的语调可能看起来过分伤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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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寻生路”是这本书的出版时间内的意外事件逼我动笔的：一年前后发生了这起金融风暴。这一崩溃来得如此猝不及防，它直接的当地后果如此痛彻肺腑，它对世界经济的长期影响如此不可预测，在副标题为“民族主义、东南亚与世界”的一本书里面实在不能理直气壮地忽略它。我没有聚焦于这次危机的直接起因，那如今已是尽人皆知了；我试图提出人们不大问的这些问题：（东南）亚洲维持二十五年的“奇迹”之所以可能，其前提是什么？而今这些前提在多大程度上消失了？金融崩溃变化不等的严重程度与当今东南亚的政权制度之间，有什么关联是我们可以合理主张的？然而这只是个初步的草图，为此我应请求读者的宽宏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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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族群和少数族群”起因于1987年的一次会议，那次会议主要是人类学家参加，由戴维·梅伯里—刘易斯（David Maybury-Lewis）的文化生存（Cultural Survival）组织筹备，要共同探讨困陷在后殖民的东南亚民族国家中、或多或少受到压制的“部落少数族群”的命运和前景。在麻省剑桥举行的多次研讨会在两方面于我有益。其一，通过手边那么丰富和多样的令人生畏的材料，它们迫使我找出一个有用的可靠框架，让这些材料的并置能够变得清晰易解。我通过对“少数族群”（minorities）这个观念在东南亚赖以形成、然后具体化的种种手段的思考，找到了这个框架。这些手段也就是，从十九世纪末叶起，宗主国的人口普查制度，围绕人口普查建立起来的行政管理实践，还有把真理抵押给它的“科学的”人类学，所有这些都移入了殖民地世界。从那时以来，我对作为权力叙事的人口普查的兴趣稳步发展，结果几年后为初版的《想象的共同体》做了一项重要的补充，即名为“人口普查、地图、博物馆”的那一章。其二，我对反殖民民族主义的长期倾心和兴趣，阻碍了我看到它一旦与国家结盟所具有的危险潜力。对这种威胁的新承认是一个过程的起点，该过程在十多年后带来了本书第十六章的那篇论文，它专门研究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Mario Vargas Llosa）的《叙事人》（El Hablador）——一本关于现代秘鲁及其亚马逊“部落少数族群”的满腹疑虑的、民族主义的杰出小说。原本只是捡起来随便读读，它却像一块马德琳蛋糕一样对我发生作用，强烈而意外地唤起我对东南亚往昔的种种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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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头一尾的框架性研究先是由三篇“理论”文章组成，它们探究一般意义上的民族主义的起源、性质和前景，尽力比我此前所曾做到的再深刻一点。我1993年4月受邀去芝加哥大学做卡彭特讲座（Carpenter Lectures），这些文章就胡乱地渊源于此。它们依次考察了民族主义的隐含语法，民族主义意象作为没有原件的复制品的独特性，还有民族国家与民族认同之间的日渐脱节——这是当代大规模移民与通讯和交通上的革命引发的一个后果。在每次讲座中，我都从我的望远镜在“东南亚”的大端说起：殖民地爪哇的蔗糖带，当代马尼拉闹市区的黎刹纪念碑，以及曼谷的机场——在那里，易受诱惑的移民每天都启程前往他们素不相识的雇主所在世界的各个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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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末尾，一是前已提及的对巴尔加斯·略萨《叙事人》的沉思，二是“民族之善”，它简要地思考了，在民族主义诞辰大约两百周年之际，为什么有可能也有必要礼赞一下民族主义，虽然有人会说这有悖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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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的幽灵：民族主义、东南亚与世界 第一部分 民族主义的长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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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民族主义、认同与序列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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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nn die Tiger trinkend sich im Wasser erblicken werden sie oft gefährlich.［如果老虎喝水时看见了自己的水中倒影，它往往会变得凶猛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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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托尔特·布莱希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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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目的其实有三。第一，也是最重要的，是通过思考必定产生两类对比鲜明的序列（seriality）的那些物质、制度和话语基础，给现代世界里集体主体性的形成问题重塑框架。那两种序列，我将称之为自由（unbound）序列和约束（bound）序列。自由序列起源于出版物市场（尤其是报纸）与流行表演的表征中；举世通行的复数名词，如民族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官僚主义者和工人之类，皆其显例。正是这种序列使得——比如说——联合国（United Nations）成为一个正常的、毫不怪诞的机构。约束序列源于政府管理，特别是人口普查和选举这类制度，典型的例子是这样一些限定性族系，如亚裔美国人、布尔人、图西人等。正是这种序列使得“联合族群”（United Ethnicities）或“联合身份”（United Identities）不可思议。第二个目的是，在民族主义和族群身份（ethnicity）之间，以及关联地、间接地在普世性与“世界性的”混生（hybridity）之间，划一条既可行又清晰的分析性界线。第三个目的是，部分地通过反思扎根于工业物质文明、将宇宙挪走为世界让路的那些日常生活实践，清除掉像“派生性话语”（derivative discourses）和“模仿”（imitation）这些怪物，它们曾被用来理解民族主义和一种极度标准化的政治观的惊人全球传播。我将大量使用本人取自从前的第三世界的阐释材料，在过去一个世纪里，那个世界所经历的变迁的速度与程度，峻急得让这两种序列性的兴起猛然大白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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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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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爪哇的小镇得郎古（Delanggu），四面环绕着巨大而优良的糖料作物种植园，有殖民政府的，也有本地王室的。1920年2月29日，这里发生了该地区有史以来第一次露天公共集会。演讲者们向着也许茫然不解却又兴奋不已的农民和糖厂工人们致辞。今天看来，或许甚至在当时看来，这其中奇特地引人注目者，恐怕莫过于哈吉·米斯巴赫（Haji Misbach）了。他是从麦加归来的虔诚的朝圣者，热心的共产主义者，一张黑面孔夹在闪烁着白光的太阳帽和剪裁得体的荷式白夹克中间。在演说中，他激愤地说出了如下的话[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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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时代真可谓是djaman balik boeono［古代爪哇语的民间说法，意为“反了天的时代”］，因为过去高高在上的，如今必定摔翻在下。听说在Oostenrijk［荷兰语，“奥匈”］国家，眼下就有一次反了天去了，它原先受一个Radja［印尼语，“国王”］统治，现在处于一个共和国的治下，很多ambtenaar［荷兰语，“官僚”］都被共和国杀了头。一个过去的ambtenaar只能低眉顺眼，因为他的喉咙快被割断了。所以，弟兄们，记住了！这片国土只属于我们，不属于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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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查理七世在1918年11月已经宣布放弃他的帝国—王朝权利。这样一种翻天覆地在维也纳和布达佩斯都已经接踵而至。库恩·贝拉的匈牙利共产党已经于1919年3月21日执掌政权，在该政权遭遇捷克人和罗马尼亚人的入侵而倒台之前的四个月里，它确实即刻处决了大批阶级敌人。但是到11月25日，协约国扶持海军上将霍希上台，他也开展了自己的恐怖活动。米斯巴赫令人惋惜地落后了七个月（但只有七个月！），不管他有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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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如此，他的话在许多方面，一如他正在侃侃陈词的群众大会，对中爪哇殖民地都是新鲜的，因为他向他的听众们讲话的时候，满怀着对“世界”另一侧的奥匈国家之存在的深信不疑，而他自己的语言此时还没有那个国家的名字，他本人终其一生也不曾亲眼见过它。而且，他描述的革命事件被说成是与爪哇的事件同时发生的，因此可以说是在单一时间——天翻地覆的年代——框架内协调一致的。这种协同性容许他预期，刚刚在奥匈国家的君主和旧官僚头上发生的事情，随即也将在荷属东印度的相应人物头上发生。然而更令人吃惊的是米斯巴赫运用不起眼的单词“一”（a）。“一个”君主，“一次”反了天去，“一个”共和国，“一个”前政府官僚——在每个情形下，“一”表示紧随其后的是单一范畴—序列的一分子，该序列跨越了可见的爪哇和不可见的奥匈帝国。范畴的名称可以无所谓地用荷兰—欧洲语言、印尼马来语或爪哇语表达，这也显示出当时全新的一种生活见解：语言彼此是透明的，彼此渗透，彼此勘测疆域——它们同等地远离或接近物质世界。这种平等性在米斯巴赫父亲的青年时代是不大可能的，它要行得通，荷兰语就得从殖民权力的语言这个位置上降下来，爪哇语也得从祖传真理的语言这个地位上走下来。最后，人们注意到“天”字（boeono）的语义学负荷上一种深刻但肯定是无意识的转变。它原来的意思是近似“宇宙”（cosmos）的某种东西，一种分等级安排的自然而垂直的天地万物，从上帝（或诸神）经由国王、贵族和农民递降，直到动物、植物和它们置身其中的景观。恰是这个意思方可解释，为什么小小的爪哇王公大言不惭地自称“巴固甫握诺”（Paku Buwono，意为上天的铆钉）或“哈孟古甫握诺”（Hamengku Buwono，意为上天的支柱），却浑不觉其荒谬。但是米斯巴赫显然是在“世界”这种全新意义上使用“天”字，这个“世界”是由看得见和看不见的人类所组成的水平的人世间，火山、恶魔、水牛、神仙都从中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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