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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5196 第三项惯例是累计总数，它与报纸的序列想象物那欢腾的无界性形成鲜明对照。累计总数（在社会科学的行话里欣欣然膨胀成了“总体”，universe）其实是大多数二次统计运算所需要的，但它有其自身的政治世系，对此进行简单回顾或许是有用的。顺着一个家系可以追溯到威廉·配第（1623—1687），他是霍布斯的助手，亚当·斯密的“施洗者约翰”，随着1691年他的《政治算术》出版而赢得了几分身后荣名；对该书而言，可比的分析单位是当时存在的政治国家[58]。顺着另一个家系，可以追溯到十七、十八世纪“德国的”国家（Staaten）比较研究的财政学传统，它最终使得格廷根教授阿亨华尔（1719—1772）经引申创造出了“统计学”（Statistik）一词。甫一问世，这个术语迅即伴随着辛克莱（John Sinclair）21卷本的《苏格兰统计纪事》，渡过英吉利海峡进入英语；该书是1791—1799年间出版的——当然是逐卷依次出版[59]。事实上，累计总数（totality）在被统计学自身的内在逻辑确立之前，开明专制主义时代政治上深沟高垒的国家就赋予了它初始形态：当时正赶上民族主义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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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5198 统计学逻辑和政治在人口普查中联起手来，在同样的现世边界上切断了每个序列（在二十世纪美国的人口普查中，蜂拥西进的“女性”、“黑人”、“开业医师”全都同形同态地终止于太平洋和白令海海岸线）。但是与此同时，通过二者的相互作用，它们造就了报纸无力产生的某种东西——多数派（majorities）和少数派（minorities），它们是序列的、可聚合的、两相对立的，起初是作为形式上的实体，没多久就被安放在呈现政治现实的位置上了。（这里是一个源头，托克维尔由此开始焦躁不安地设想最终是基于人口普查的各种暴政，时当1830年代，大西洋两岸的英语国家正在组建统计学协会。[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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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5200 连接的桥梁当然是选举权。新生的美国之所以能够像这样启动这个宏伟领域，不过是因为它新颖的共和制和联邦制特征。当君主和社会等级都不存在的时候，看起来主权只可能显现在经选举过程表达出来的公民意志上了。1790年的全国人口统计，以及此后直到米斯巴赫时代的十年一度的所有人口统计，主要用来从算术上保证公平分配国家立法机构的两院选举代表的席位。并非是选举人数目以任何明显方式与普查计数相匹配，而是无选举权的妇女和未成年男性被假定要平均分布在各州，这样户主（如我提到过的，直到1850年，人口普查都只登记他的名字）就能代表他们——在统计分配的意义上。然而奴隶分布不均。他们或许是财产，但南方的奴隶主并不巴望着放弃每十年一次把他们当人来计数的机会。因而有了古怪的折中安排：经人口普查登记的每个不自由的美国人，被以分数形式计算成3/5个人，以便国会重新分配。这表明威廉·配第的政治算术已经枝繁叶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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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5202 选票至上主义从美国星散四布，对人口普查的做法施加了不断增长的影响，因为人民主权的观念流传开了，也因为国家获得了一种福利与发展的使命，还因为选举权扩大了。不久以后，选举人开始影响统计类别本身，凭借这些类别，人口调查的机器才呼呼作响[61]。在新形势下，人民第一次有了充足理由希望自己算一分子，如果计算方法可靠的话，而不是盼着自己被收税员——他们是人口普查员的先兆——忽略不计。到二十世纪初叶，人口调查的这种“选举”模式在宗主国里已经显得这般正常，以致它甚至悄然渗透到殖民地独裁政府里，在那里它反而会具有长远的颠覆性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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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5204 菲律宾提供了这个过程的一个鲜活例子。1818年它开展了第一次严格的调查[62]，那次调查的类别名录包括这样一些无关选举的奇特伙伴：difuntos（死人）、negros infieles（异教黑人）、tributos（纳贡者）、mestizos españoles（西班牙混血儿）、morenos（棕色人）、individuos contribuyentes（个体纳税人）。它的设计者们显然是居高临下地主要从宗教和财政方面着想的。almas（灵魂）这个词，以及infieles（异教徒）和convertidos（改宗者）之间的基本对立，是最后一次也是第一次出场。跨类别汇总是多数派—少数派分组的必要基础，这里却难得见到。没有地方主义的形迹，也没有密布在这个群岛上的诸多种族语言集团的踪影。[63]下一次人口普查，即1877年那次，是彻头彻尾世俗化的，收税人的阴影消失了。这次统计基于三条简单的轴线，它们标明了居民的在场/缺席，他们是españoles（西班牙人）还是extranjeros（外国人）的身份，还有他们的肤色——blancos（白色）、pardos（褐色）和morenos（棕色）[64]。此处的一切散发着一种落后却定然属于十九世纪的独裁政治气味。然而1903年那次人口普查，是美国人在正式结束他们野蛮的征服战争后数月内施行的，它已经是以美国人特有的做法，按照选举制原型组织起来的，它（依字母次序！）类型化了仿佛确定不移的25种“野蛮”或“文明”的本地种族语言集团、从白到黑的5种肤色，还有乱糟糟一堆出生地和国籍（如果关系重要的话）。[65]这次普查公之于众的登记页里，Tagalog和Ilocano这两个词后首次被标上号码，那些说他加禄语和伊洛卡诺语的人们一看就可以认出。而官方普查的现实效应，亦即它宣称“正在统计的东西从全社会来讲是深深存在于‘那儿’的”，赋予这些符号一种沉静的纪念碑性。更为引人注目的是，菲律宾的美国人（他们是不能想象不统计自身的，因为他们是何等超群地举足轻重），由于调查表的这种类型结构，他们显现为一个明显的、封闭的、屈指可数的少数族群。一模一样的事情后来又发生了，发生在1921年荷属东印度的人口普查中，以及更一般地在二十世纪殖民世界的人口普查中。从某种角度观之，我们可以把这些普查个个都看成是熏黑的内脏，相应的那种殖民主义的行将崩溃由此隐隐可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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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5206 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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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5208 这两种序列化，一类是报纸塑造的，是自由的、非枚举的，另一类是人口普查塑造的，是约束的、可列举的。从二者作风的差别中，有两种政治化和政治实践的轮廓浮现出来，不过它们双双表明序列始终对集体身份的现代想象多么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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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5210 下面这段话可以让我们生动领会第一种政治实践的动力，它是我从Dia Jang Menjerah（“她投降了”）翻译过来的，那是印尼最负盛名的作家普拉姆迪亚最初发表于1952年的一个迷人故事。它描述了故事女主人公十几岁大的姐姐伊丝（Is），在日本人对印尼的野蛮占领（1942—1945）结束之后立即爆发的革命浪潮中，如何跑去参加激进组织印尼社会主义青年团（Pesin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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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5212 在这样的时代里，对政治的满腔狂热，像浪涛似的向前咆哮着，失去控制。人人都觉得，仿佛她或他要不是政治性的，不争论政治问题的话，就不能算真的活着。说实在的，哪怕没有米粮，仿佛他们还能活下去。即便是学校教员，也被政治狂热的流行病传染了，他们过去自始至终可是“不偏不倚地”生活的；而且，只要可能，他们就拿自己所拥护的那种政治去影响学生。每个人都拼命给他那一派拉入新成员。学校也证明是他们争斗的广阔战场。政治！政治！跟日据时的大米没什么两样。不久充足的课程跟进了。有一些人，不过刚刚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有个一知半解，就在食品摊前，在街角，在大楼里，竞相发表演说，把他们个个头脑里轰鸣的东西一吐为快。而社会主义青年团，在我们村那贫瘠的石灰岩土地上，突飞猛进地成长起来。到如今，伊丝认清了她正在走进的这个社会。她找到了一个熟人圈子，比她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们组成的圈子大多了。她眼下占据着那个社会里的清楚位置：作为一个女人，作为政府办公室的一个打字员，作为一个自由个体。她成了一个新人，有新见解、想讲的新故事、新视角、新态度、新兴趣——这些新物事，是她设法从她的相识那儿采撷和收集来的。这一切，就在日常生活的苦难中进行着，无动于衷的样子。[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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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5214 伊丝的兄弟姐妹和父母这个圈子不存在序列。但是在她做出了微薄贡献的革命时刻，她幼弱生命里第一次以序列方式想象自己：她是“一个”女人，“一个”打字员，“一个”自由个体，“一个”新人。这种序列化如此转变她的意识，而今什么东西在她都新意盎然。但是这些有可塑性和普适性的序列，绝不会出现在人口普查中，这不单单是由于它们不能被列举和汇总。[67]此外很明显，她把这些序列看成是同一类的，所以做一个女人、一个打字员和一个新人，履行了而不是妨碍了她为祖国自由而斗争的义务。我们也认识到，这些点到的序列是随时可利用来进行万花筒似的转换、扩充和缩减的。什么都没有钉牢在命定石上。明天，她可能成为“一个”革命者，“一个”囚徒，“一个”青年，“一个”间谍，甚至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即在1946年把艾德礼和尼赫鲁都包含在内的那个无约束却有根基的普遍序列，不过这些只是并始终是暂时的。如果伊丝现在认为她本人是这个骚动世界的一部分，可谓受到日常的一般概念的召唤去战斗，那我们也要依照这相同的符号来理解她。我们不会分享她年轻女人的身份、她的打字技能、她的母语、她的宗教，或她的文化，但是她向我们说话，不是作为人种志上所谓的“报告人”（informant），而是某些序列的一分子，如果我们愿意依那些序列行事，它们是向我们敞开大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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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5216 关键是要注意到，她认为自己正参与其中的那大多数序列，要求她行动起来，扮演角色（act），这是它们的入场费。她将不得不学习如何“做”社青团的一个革命成员，好比别的人不得不学习如何“做”哈姆雷特，或罢工组织者，或民族主义者。但是她知道这一切是解放，而她惦记的最后一桩事情是她的认同或她的根。（我们从一开始就能感觉到，她要把自己拖向后来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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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5218 现代人口普查的序列逻辑好像在相反方向上展开。考虑一下普查似乎暗中引出的首要行动，亦即选举，我们就可以起步追寻这一逻辑了。在最理想的状况下，这种行动需要加入一天的长队排队等候，每个人依次进入一个围起来的空间，它像公厕一样奇异地私密，对它来说，放下的门帘似乎就相当于体面的衣裳。一旦入内，这些人就拉动相同的控制杆，或者在完全一样的纸张上写下标准化的词语或记号。不迟不早就在那一刻，不管他们喜欢与否，他们停止“做”选民——除了在归属（ascriptive）意义上而外——直到因年而异的下一次盛会再度降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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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5220 选举行动非同一般的极少性和周期性，提醒我们选票与普查细目表在以下方面多大程度上是同构的：它拒绝分数，它精心安排了可叠加的匿名性，还有它在适当时候会隐藏到严格受限的总计里。但是这也向我们显示了它的现实的和象征的政治效能的基础。这个基础就是授权（entitlement），连同它的词源中全部反讽、过时的寓意。在一个人能够“从事”选举之前，他必须被授权去这么做，这要凭借一种法律行动，他绝非该行动的唯一受益者。他也不仅是“被授权”去选举，选举行为本身又“授权”别人代表他去行动。但是这个别人不是靠代理人权力进行活动，而是作为一个有界序列的代表。这种序列的有穷的数字占卦术（numerology），转而又在交叠、分层、多数派/少数派的基体内发挥作用。正是这一点使得（比如说）下面的情形再正常不过：选举一结束，除了职业政客，没有谁看重获胜的候选人赖以击败她或他的对手的准确数字；甚至投票反对当选者的那些选民，也觉得完全有资格在她刚一获胜就向她提出要求。囊括各层级的选举人多数的，始终是更高的一个整体。选民们脑子里总是记着总数——有资格的选民数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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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5222 从这个构架里，影响集体主体性发展的两大后果显露出来，特别是在刚过去的半个世纪里。二者指向同一方向，虽然是出于略有不同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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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5224 第一个后果是以选民数n为依据，按比例赋权。当二十世纪以选举为基础的服务型政府增加了它的职能、扩大了它的福利能力的时候，益发精巧的人口普查日益成为集成数据库，各种规划和预算分配都由此而来。结果，普查本身就成了一种较为显著的政治化的目标。举个极端的例子，在尼日利亚，多年来人口普查在政治上是不可能的事情，无非就是因为害怕它会透露该国那些自我想象的族群集团的“真实”人数，进而会对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的分配暗示些什么。另举一个宜人些的例子：请注意在骚动不安的“长”1960年代，选民的压力是如何导致荷兰废除人口普查的（最后一次在1971年进行）；直到今天，荷兰依然是世界上拒绝这一政府管理的强大工具的唯一国家[68]。因1980年美国人口普查而引发的骚乱，更其标明了在何等程度上，普查中各种类别的界定透过它们在安排经济利益和其他利益的分配、调整利益预期上的作用，已经凝固成基本化的政治现实[69]。这样的类别当中，族群类别证明它们的重要性无出其右。它们原本是在一个世纪前，在一个前福利的时代，构想出来倨傲地调控从欧洲不同地区涌来的移民流。然而，当1920年代切断了大规模的新移民潮之后，由于通讯领域的革命，这些类别变成了甚至是全国性选举动员的基础。普查类别和赋权政治的强大连锁效应，可见之于新近的一些美国想象物在政治上的兴起，如西班牙裔选举、亚裔美国人选区等；甚或可见之于选举中的化种族（race）为族群（ethnicity），如“黑人”的例子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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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5226 在二十世纪后期的这种政治认同里，人口普查及其小兄弟随机抽样调查代替了邻里和家乡。这样的认同不仅政治重要性渐长，也让我们对族群和民族主义之间脆弱而清晰的界线看得更真切。族群政治是在人民首先作为选民的国家—民族赋权基础上登上舞台的，又是在既定普查的构架之内的比例性基础上受到辩护的。当——或者不如说如果——一个自命的族群集团重新想象自身是个民族（比如就像魁北克人干过的那样），并谋求获得独立国家地位的时候，那它会为了一种新的自成一体的普查，而废置原来的普查。但是恰恰就在独立之际，在一个新的总数n当中，比例逻辑再度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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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5228 第二个后果是认同政治（identitarian politics）的加强。我早先提到过的那些有界可数序列——人口普查是最好的典型——的本质主义蕴涵。但是我怀疑这种序列是在另一个层次、同一个方向上运作的。这样来想：逻辑上，认同是对偶性（duality）的一个函数，它存在于当“b”突然碰到了“=b”的那一刻。这是一种干瘪的、代数的方式，可以注解索因卡（Woyle Soyinka）对桑戈尔（Léopold Sénghor）提出的序列“黑人认同”（négritude）的辛辣摒弃：唯一的老虎无需老虎认同（Tigritude）。换言之，只有在两只身份未定的野兽从彼此那流离失所的眼睛里映照出自身的当口，老虎认同才显得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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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5230 “流离失所”（exile）这个词用在这里并非事出无因。我们大家都非常了解，人们是怎样喋喋不休地讲到不单要“寻”“根”，还要“探索”、“发现”他们的“认同”，并且，天哪，“快要迷失”他们的“认同”了。但是这些寻找，它们口头上是向内心转移，走向一度是灵魂安宅之所，实际上向外行进，迈向真实的和想象的人口普查，在其中，托了资本主义、国家机器和数学的福，整数的身体变成完全相同的，因而可以作为序列累加成虚幻的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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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5232 此外，在我们的时代，这样的共同体不复局限于既存的民族—国家内部了。我在别处曾更详细地论述过，二战以后通讯和交通领域的革命同后工业的世界资本主义相结合，引起了史无前例的跨国移民[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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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5234 同样的诸种力量运作起来，创造了“流散社群的”集体主体性，后者是想象的、人口普查式的，如有界序列一样。对这一转变，很少有文本比好意的《企鹅移民社群地图册》给人一种更具象征性的观点了[71]。全书开头花了七十多页篇幅，叙述了公元前八世纪开始的犹太人大流散；接下来讲述了亚美尼亚人、吉普赛人、黑人、华人、印度人、爱尔兰人、希腊人、黎巴嫩人和巴勒斯坦人，最后以越南人和朝鲜人收尾。在每个实例下，引人注目的事情是作者坚持提供数字总计和小计——譬如说，全世界的亚美尼亚人总数，法国、格鲁吉亚、澳大利亚或阿根廷的亚美尼亚人总数。同样有启示意义的是，这些总数被若无其事地（即使难以置信地）四舍五入了：1920年肯尼亚有42000名“印度人”，1250年葡萄牙有40000名“犹太人”。这些计数是帝国政府机器出于它们自身的原因、依靠它们自身的特殊逻辑算出来的；那42000名“印度人”到底有多少真的把自己看成“印度人”，是远不确定的；在十三世纪的葡萄牙，要断定谁是犹太人，牵涉到种种模糊性和任意性：还有必要强调这些东西吗？其实，这类伪托历史的地图册，远非描述历史的主体性，实则表现了某种当代的世界主义视野，那是以约束认同的准全球性扩散为基础的。无论“华人”碰巧落脚在何处——牙买加、匈牙利或南非，他们照旧是可计数的华人，如果他们碰巧也成了那些民族—国家的公民，也无伤大体。假如这样一本书今天在某些社会集团里大受欢迎，是不会惹人惊诧的——那些集团的成员被找到“流放中的”他们自身这种念头所吸引，认为自己有权归属于古老的、然而在这全球化时代又惊人地遍布世界的有界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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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5236 这其中是否有哪一点表现了意味深远的世界主义，在我看来甚为可疑，因为它实际上只是一种普查式的、认同至上的族群观的延伸，缺乏任何普遍基础。它跟那位爪哇小女孩的差别之大，无物可及。那个女孩想象自己是一个“新人”，不是某个爪哇流散族的一个成员，她像哈吉·米斯巴赫一样，让自己加入动荡世界的无边际的序列，成为其坚定的本地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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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5241 比较的幽灵：民族主义、东南亚与世界 [:1703304876]

1703305242 比较的幽灵：民族主义、东南亚与世界 2 复制品、光晕和晚近的民族主义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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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5244 “世上无形无相者，无物堪比纪念碑。”罗伯特·穆齐尔（Robert Musil）在《生前遗著》（Nachlass zu Lebzeiten）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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